“甘肃八镇”地方割据势力形成原因探析

“甘肃八镇”地方割据势力形成原因探析

杨学强

杨学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中图分类号：F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2-0136-02

摘要：“甘肃八镇”是北洋时期甘肃地方军事职官，其长官称镇守使。当时，国内动荡不安，军阀混战，甘肃省府无力统辖地方，八位镇守使拥兵自重，政治上分裂，经济上独立，逐渐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八镇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是历史因素，时政影响，地域限制等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甘肃八镇；割据；军阀

甘肃省以甘州、肃州得名，“地当陇山之西，或称陇右。乔峰四阻，绕以大河，捍卫秦雍，联络西域，襟带万里，控制强敌。北接沙漠，西控戎羌，为四方根本要枢之地”，自古历代王朝皆所重视。北洋时期，中央沿袭清代总兵官制，在地方改置镇守使，甘肃设陇东、陇南、河州、甘州、凉州、肃州、甘边宁海、宁夏八大镇守使，数量居全国之冠，通称“甘肃八镇”。八镇之中，回汉各半，政治上分裂，经济上独立，他们的统治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垄断经济，控制金融，压迫人民，给甘肃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八镇割据势力的形成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对其形成原因作分析总结。

一、清末组建军队的影响

绿营军作为清朝军事统治的依仗，在乾、嘉之后，却开始慢慢衰退，原因有二：一为自身腐化，战力下降；二为上层统奴机构的瘫痪。随之而起的是勇营制度和地方团练部队（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但在甲午之战中也一败涂地。清政府高层也认识到日本取胜，因“专用西法”，而自身却军制守旧，如“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需依西法改革军制。清廷在《练兵自强诏》中道：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以收自强之效。

清末开始了10多年的新军建设。最早是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的10营“定武军”。次年，袁世凯接办，改为“新建陆军”，此后陆续扩建，成北洋新军6镇。1904年，清廷划定军制“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全国仿效北洋新军“普练新军”。至辛亥革命前，共编练新军14镇18协4标又一禁军卫，计17万人左右，其中甘肃合步队2标、炮队1营驻省城、河州、固原、西宁，官221员，兵4128名。

然而，新军的建立却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制度制约，清朝欲建立的新军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在封建王朝中组建，虽法依西方，但编练时依照的思想依然是伦理纲常。二是资金问题，除北洋新军六镇是朝廷经费组建，其余各地只能是经费自筹，虽然减少了财政负担，但地方新军演变为自筹自招自练。两者因素相加，中央已无法控制新军，新军逐渐变异，成为将帅的私有化军队，“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除所建新军之外，宣统年间，甘肃境内新置军队多支，包括：壮凯军、昭武军、振武军、忠武军、骁锐营、建威军、董军、志果军等。这些军队编练之法，或依西法，或按旧制，参差不一，但多数本受各总兵官节制。进入民国，这些部队逐渐并入随后改置的镇守使所辖部队中，成为“八镇”割据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可以说，清末重组军队，不论是新军还是其他军队，除了民国初年裁撤的，大多数成了后来大大小小割据军阀的武装力量。

表：清末甘肃新建军队及沿革

军队称号沿革

绥靖军

宣统时置，民初因之，二年撤

董军

志果军

壮凯军宣统末置，民初因之，陇东镇守使节制，五年并入陇东巡防军

昭武军宣统末置，民初因之，受宁夏护军使节制（后来为宁夏镇守使）

振武军宣统末置，民初因之，五年并入陇东巡防军

忠武军宣统三年置，受秦州镇节制

骁锐营宣统末置，民初因之，受秦州镇节制

镇北军宁夏镇节制，后并入宁夏巡防军

建威军宣统末置，民初因之，五年并入秦州巡防军

二、清末民初甘肃回族马家军阀势力的崛起

回族马家军阀在“八镇”中占据四位，并且实力处于优势，能成为割据状态下的军阀，得益于清末民初回族势力的两次发展。

（一）从19世纪中叶至辛亥革命之前。这段时间跨度较长，可以看做是马家军阀势力的奠定，主要围绕着两次事件。

第一个事件，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军反清起义曾进入甘肃，受此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爆发了遍及甘、宁、新、陕、青无省份的回民起义。这一民族起义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批回族军阀。当时在甘肃境内，形成了几支力量：河州以马占鳌、马永瑞为首；宁夏、灵州以马化龙为首；西宁以马文义、马桂源为首；平凉、固原、秦安以穆生花为首；肃州以马文禄为首。这次起义虽持续十多年，影响深远，但终以失败告终。一是各支起义部队缺乏配合与联系，而且因为民族意识的不同，盲目的烧杀与侵害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内部原因是失败的根源。二是马占鳌的降清。在实力最强的金积堡义军失败后，整个回族义军深感震撼，导致“陕西回民军降者日多”，马占鳌即为其一。马降清后，迅速得到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提携，并进入“平叛”的行列。扑灭起义后，马占鳌因公功受封游击补用，三品封典，五品花翎。从此，马占鳌成为镇戍一方的军事力量，多次对蒙藏部落的事情干预或平定。这是马家军阀的最初基石。

第二个事件是光绪年间的河湟事变。这次清廷感西部无兵可用，遂令马安良（马占鳌长子，原名马七五，因功左宗棠赐名“安良”）、马福禄等平叛。事变之后，马安良受副将总兵衔，马海宴受副将衔。经过两次镇压回民起义，马占鳌、马海宴的子弟大多进入清军，成了大小头目，马家军阀渐趋雏形。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马家军阀的势力渐渐深入甘肃军政事务中。马安良等除了在军中深有影响，在政治活动中也多有参与，如清末新政和立宪都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

第二阶段是清末民初。两次回民起义之后，清朝对回族武力仍采取镇压杀戮政策。因此崛起的马占鳌、马海宴和后辈马安良、马麒等，虽个人地位步步升迁，但受兵力所限，势力仅在河洮岷地区。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提供了一个机遇。当时，清廷经过裁汰绿营，新军又编练有碍，力量严重削弱。甘肃当地也无急用之军，遂寄希望于回将。陕甘总督长庚授意马福祥，但马福祥以“专制必不久，共和必成功”之语，并借父马千龄去世之事，不肯为清廷效力。长庚转而授命马安良，允其扩充军备，马“在河州、循化、巴戎、平番等地，借助教权门宦之力，强行抽拔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青壮年，以地区为单位，以亲戚家族为骨干，凑足20营回军，”而马福祥等也乘机扩增军队，回族武装力量极大发展。

在革命前后，马家军阀的根基越来越稳，但他们所通过的途径却是不同的。马安良进攻陕西义军张云山得利；马麒以杀戮抢掠得利；马福祥则在赵维熙和临时军政府的对立中，以调停人的身份得利。但不论如何，马家军阀的几位掌权者，不论是声名地位，还是军事力量都已成熟。赵维熙督甘后，为分散马家军阀在兰州的势力，报请中央，以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马麒为西宁镇总兵，马麒率三营西军赴西宁就任，马安良此时也离开兰州。赵的本意是分散力量，不想马家军阀借助在地方的优势，发展迅速，随后民国政府设置镇守使之位，马麒、马廷勷等人迅速就任。在“八镇”割据的势力中占据半壁江山。

三、国内局势的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内混战不断，动荡不安。袁世凯就任总统却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及护国运动相继发生，袁复辟失败，暗淡离世，北洋集团分裂，皖系、直系、奉系相继职掌北京政权。军阀混战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就时政而言，就是一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对甘肃的影响主要是，省府权力的真空：政治上始终没有形成能完善运作的政府机构；经济上，军阀混战，消耗巨大，本受东部“协饷”的甘肃更是捉襟见肘。抛开军事因素，仅此两点，甘肃省府已很难有效的控制地方。政治上的分散，经济上地方独立，“八镇”又握有军队，割据之势顺理而成。

四、特殊的地域环境

这一时期的甘肃含青海、宁夏两地（1929年，甘肃分省，始有宁青两省），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地形复杂而民族众多，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兰州虽为地域中心，但对周边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较弱。近代的民主共和思想在甘肃也影响不深，辛亥革命中，甘肃就是全国最后一个宣布承认共和的省份。这样的地域环境对回汉各镇都是有利的。第一，回族各镇土生土长，有深厚的民族底蕴。他们统治的区域含宁夏、青海、河州、临洮等，这些地方是伊斯兰民族的聚集区域，在回族社会和群众眼中，“尽管回族军阀的专横和残暴不亚于清政府及其他军阀，但它毕竟使回族解除了受外来力量统治的压抑感。因而，这一政权赢得了回族，首先是回族地主上层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回族军阀以区区数万之众能在战争迭起、风云变幻的年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第二，特殊的地域使甘肃普通民众依然有着极其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小农意识，“出望守助，疾病患难相扶持，修然自得”。汉族军阀虽非本地势力，尤其是孔繁锦和张兆甲为北洋系，但他们很容易和当地豪强相结合。虽然作用的方式不同，但对回汉各镇而言，这样的地域环境都是孕育他们形成割据势力的温床。

可以说，八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并非历史的偶然，它是在清末组军这一历史因素，民族势力的改变，复杂的地域环境和军阀混战局面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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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项目编号：ycx11119,课题名称：北洋时期“甘肃八镇”政治及军事研究，课题来源：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