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重重的《五柳先生传》

矛盾重重的《五柳先生传》

吴勇黄志立

吴勇黄志立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前人皆认为《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文章主要描述陶渊明随意适性的生活方式和塑造他率性任真的高洁人格形象。不过笔者发现，无论是在随意适性还是陶渊明的人格形象方面，这篇名文皆蕴含重重矛盾。由于一直以来陶渊明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以高洁的隐士形象定位，导致这些矛盾被历代学人疏漏。笔者以为这些矛盾应是陶渊明人生中矛盾思想的不自觉的流漏。

关键词：五柳先生传，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9-0000-02

《五柳先生传》是一篇陶渊明的名文。无论是沈约《宋书》里的《陶潜传》、李延寿《南史》里的《陶潜传》，还是萧统在《陶渊明集》里为陶渊明写的传记，都引用了这篇短文，都说这篇文章是陶渊明的自传，且不一而同地说“时人谓之实录”，可见这篇短文应是陶渊明的自传。现录其于下：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在这篇只有一百七十三字的自传里，笔者发现蕴含着重重矛盾。文章一开始就隐藏着矛盾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哪有人给自己写传记而不知道自己的籍贯与姓名？这是一重矛盾。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的解释是“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处之而。”[1](P.1934)钱先生的理解似乎很通透，陶渊明好像也是对当时重门阀、炫门第习俗的愤慨与否定。我们都知道，六朝是中国门第观念最严重的时期，那个时期的朝政大权，都是掌握在门阀士族里，晋初刘毅就说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P.1274)。诗人左思在他的《咏史》的第二首里曾发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愤怒的沉郁的悲歌。陶渊明也曾经有过救国济民的理想，也曾经做过几次官，也被门阀士族排挤过，因此，好像他对门阀习俗的否定应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陶渊明真的是以此来表示他反对当时的重门阀、炫门第的习俗，那他为什么又以“柳”为号呢？我们应知道，“柳树”可是陶渊明家门的象征。“柳”与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晋书•陶侃传》云：

“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2](P.1778)

陶侃军营种柳，是有意以汉代名将周亚夫为榜样——周亚夫的细柳营。而都尉夏施竟敢盗营柳种在自己的家门口，陶侃心细，认出是军营之柳，只需一问，盗柳者马上惶怖谢罪。这个故事主要说明陶侃的细心好问和治军之严。但在这个故事之后，柳树也就成为陶侃在后代子孙心目中的一个符号。陶侃是东晋中兴名将，武功赫赫，位极人臣，曾都督荆、江、雍、益、梁、交、广、宁等州军事，被封为长沙郡公。陶渊明非常崇拜陶侃，他在诗文中无不以陶侃为荣。他在《命子》诗中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他在《赠长沙公》的序言中也深情地回忆陶侃：“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陶渊明以柳为号，也有自夸门第之嫌的，这就是矛盾之所在。或许有人以为，陶渊明以柳为号，只是随意而为。我们认为不会这么简单。第一，陶渊明连籍贯姓名都不要了，却要这个号，可见他对这个号的重视。第二，如果是随意而为，他的宅边不止只有柳树，还有榆树、李树、桃树——他的《归园田居•一》有“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为何他单单以柳而不是以他的理想社会“桃花源”里的桃为号呢？我们以为，陶渊明的自号是有他的寓意的，也是有意显示他是出于陶侃之后。这也说明了在当时重门阀、炫门第的风气下，陶渊明也难以免俗。

陶渊明在这篇自传里主要抒写自己自然而适性的生活和抒发自己无意于名利的志向。袁行霈先生认为：“文中关键乃在‘不慕荣利’、‘不求甚解’、‘曾不吝情去留’、‘忘怀得失’等语。全是不求身外之物，唯以自然自足自适为是，最能见渊明的人生态度。”[3](P.506)似乎是这样的。但有一点却与他的这种自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是相矛盾的，即他去亲朋好友家喝酒不是随意而喝，而是“期在必醉”。我们知道陶渊明“性嗜酒”，但普通人，即算是酒鬼，到亲朋好友家饮酒，亦不会抱着必醉目的而去，一般也是有酒则喝，喝多了自然而然就醉。可陶渊明不是这样，他是“期在必醉”，这个抱着必醉目的去喝酒与他顺其自然的主张是相矛盾的，而且这个“期在必醉”也与下一句“曾不吝情去留”的随意性不合。这就是此文的第二重矛盾。还有，陶渊明醉了，还能回去，不知他是自己走回去还是亲朋送他回去？从“曾不吝情去留”这一句来看，可能是他自己走回去。如果是他自己走回去，他是真醉还是假醉？若是假醉，“期在必醉”与这又是一重矛盾了。

陶渊明说他写文章是为了自娱自乐，“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袁行霈先生从这一句里看出陶渊明的创作态度是“著文乃自娱，非为娱人，亦非祈誉。为人为文如此，非常人所及也。”[3]（P.506）我们且这看个“志”是什么“志”？首先，如果是指陶渊明中晚年的隐居之志——回归田园、过顺其自然的生活，那他“常著文章”来自娱可以，但既然是回归了田园，已经过着顺其自然的生活了，还有必要常写文章来“颇示己志”给自己看吗？如果不是给他自己看，那说明他“常著文章”并不完全是自娱的。这里面是一重矛盾。其次，如果是指他青壮年时期“猛志逸四海”的“猛志”，那“常著文章”来“颇示己志”则合乎情理，说明陶渊明“壮志难酬”，“猛志固常在”，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但这样又与他“不慕荣利”、“忘怀得失”、“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不合，这里面也是一重矛盾。再者，如果联系后面的“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来看的话，这一重矛盾就更为明显了。是不是陶渊明的“志”受压抑因而苦闷？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要用“酣觞赋诗”来“以乐其志”呢？我们知道，喝酒赋诗是陶渊明的兴趣，人的兴趣得到满足自然十分快乐，但陶渊明在这里却明确地说他“酣觞赋诗”的目的是“以乐其志”，这就让我们感觉到他是在“借酒消愁”和“赋诗抒怀”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又可以认为陶渊明的确是“壮志难酬”，这显然与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相矛盾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陶渊明“常著文章”是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娱”？我们不知道陶渊明究竟写了多少文章，但从现存的十篇文章（包括赋）来看，娱乐倾向稍为明显一点的有《闲情赋》、《归去来兮辞》、《自祭文》和这篇《五柳先生传》，像《感士不遇赋》、《桃花源记》都是极为严肃有所寄托之文，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乃是为他比较崇拜的外公立传，他写此传也是为了让他外公风流潇洒的事迹和美好形象在人间流传；他的《与子俨等疏》等于是写给五个儿子的遗书，《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都是祭亲之文，这些更不是写来自娱自乐的。所以如果我们仅从陶渊明的现存文章看，他说的“常著文章以自娱”，也是有矛盾的。如果再联系他的《有会而作》里的序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来看的话，陶渊明写作诗文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自娱”，应该也有“娱人”和“祈誉”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何还担心“后生何闻”？

我们知道，陶渊明的思想非常复杂，包含着很多矛盾，他的亦仕亦隐的行为正是他的矛盾思想的体现。而《五柳先生传》所蕴含的重重矛盾，正是他矛盾思想的不自觉的流露。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作者简介：

1.吴勇，男，广东湛江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2.黄志立，男，河南项城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