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

摘要：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华盛顿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和伟大进步的国家，为人类社会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高尚而新颖的榜样。而布什又宣称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去维护世界和平，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够团结和平力量的民族。正是这种自命不凡和唯我独尊的心态促使美国不仅要在国内推行民主，还对国际社会输出民主，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和民主。民主离不开公众，而舆论又反映了广大公众心目中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文化。因此，公众舆论就必然会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

    关键词：公众舆论 美国外交 民主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美国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自从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大量移民北美新大陆之后，美国人就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因为他们在英国饱受宗教迫害，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宗教理想，他们迫切需要一片净土。经过漫长的岁月，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进步，他们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梦想，找到了一直向往的净土，而这块净土就成了现在的美国。美国人认为自己特别受到上帝的青睐，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秀，他们是例外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楷模。正是由于这种自命不凡和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美国不仅要在自己国内实行民主，而且还要向荒野传播文明，即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民主，想建立一个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民主体系，而美国就是典范，其国家形象高高在上，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演变成两种不同的主义思想，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认为，普通公众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普遍都是漠不关心和缺乏了解的，就算他们想关心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对国家外交事务做出理性而明智的判断，有时候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普通公众往往束手无策，很多问题都只看表面，根本就无法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而且他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变化无常，情绪容易冲动，立场缺乏稳定性，从这方面来说，普通公众根本就不应该干预国家外交。就像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普通公众整天为日常生计而奔波劳碌，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国际关系，即使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获得准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从表面上来看，公众舆论确实具有无知和摇摆不定的特点，无论是没有兴趣也好，还是缺乏知识也罢，公众舆论都可能随时间而剧烈变动。再说普通公众大多是基于道德观念来判断外界事物，大多时候都容易感情用事，也有从众心理。普通公众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的价值观之间仅存在着极小的关联，对公共政策就不应该具有约束性，因为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思想体系来规范公众的参政行为，所以公众舆论从理论上就不应该对国家外交施加过多的影响。在摩根索看来，好的外交政策的理性诉求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依靠冲动和非理性的公众舆论。美国的建国元老们似乎早就发觉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就将国家外交权力交给了参议院，而不是众议院。因为美国的参议院不是直接由普通老百姓选出来的，而是由各个州指派的，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再说参议员一般任期都比较长，每两年只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这样就可以保证参议院的相对稳定。相对来说，众议员直接民选出来，普通公众总体上的知识水平也可能不是太高，这样对国家外交这种头等大事显然是参议员比众议员合适了。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然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民主要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公众又谈何民主？独立宣言体现了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思想，人民是主权者，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和政府官员应该对人民负责，因此，像国家外交这种头等大事就必然离不开普通公众的参与。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民主政府必须要遵循选举人的意愿，一切都要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公众的情绪就是一切，美国依靠公众的力量而无往不胜，若离开了公众美国就必败无疑。国家利益必然体现人民利益，不可否认，普通公众对国家外交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和精英团体是有一定差距。精英团体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已从事国家外交事务多年，经验十分丰富。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严谨细致的外交分析能力，这对做出正确而明智的外交政策确实是一大保障。相对来说，公众群体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有所欠缺，也可以说有很大不足，但是政府也应该有责任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了解国内外的形势状况，大众传媒就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国家可以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学术演讲等方式来提高广大人民的参政素质和知识水平。只要把握了主要矛盾，我相信集中千千万万普通公众的智慧，国家一定能做出明智的外交政策。就如毛主席所说，群众最有发言权，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另外，康瓦斯发现所谓公众舆论的高度不稳定其实是由于民意测验中所提问题的模糊性所造成的，问题不在公众，也就是说普通公众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既然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然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在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就有坚定不摇的国家认同。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必然会在各自心底深处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感把他们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国家，这是不可动摇和磨灭的，而公众舆论却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想意识。政府应该顺从广大人民的意志，这才是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公众舆论理应成为国家外交的基石。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公众舆论在国家外交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公众参与国家外交事务的意识越来越强，许多国家的执政者都努力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竭力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以便赢得民心。
举两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一开始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公众对政府出兵的支持率高达82％，但是后来随着美军死亡人数的增加，战争支持率大幅下降，到1951年联合国军反攻并在三八线附近对峙的时候，美国公众对战争的自信心逐渐恢复，随后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公众似乎看到了战争结束的希望，战争支持率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不幸的是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美军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战争支持率又急剧下降到36％，最终美军被迫撤出了朝鲜战场，从以下的民意测验中就可以看出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外交，抉择者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普通公众的态度和反应，尤其是会对普通公众学习和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世界大事。

前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强行推动的“入联公投”，在岛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风波，甚至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但是，在民进党当局明之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2008年的选举考量。这是民进党当局在选举前夕惯用的把戏之一。下文就从三个方面来揭示台湾当局的选举把戏。

一、挑起族群矛盾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片弹丸之地上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台湾及澎湖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台海两岸一直保持分裂状态。因此，直到现在，在台湾本土的人民看来，无论是大陆的政府，还是外来的殖民政权，都是“外来的”，台湾人民从来没有“出头天”。所以当国民党当局在上世纪80年代解除戒严后，台湾本土人就被“台独”分子的“台湾要自己当家作主”口号所迷惑，认为台湾人要有自己的“出头天”了。他们将全台湾认为的划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本土的人民一直认为外省人侵占了他们这么久了，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裂缝，经过五十年的共生共荣，本应早就抚平，但每选举一次，政客们利用内外矛盾的转换激荡，就又扩大了一次。台湾在国际场合以小搏大，独派的政客们趁势把这种外部的轻微矛盾转移加强到内部的竞选对手(多半是统派和外省人)身上，然后又去挑衅北京，增加自己的气势，如此反复操作，就形成了族群对立的升高，出现了爱台湾就必须远离中国的一套理论。因此当陈水扁宣称自己是“台湾之子”时，着实迷惑了很多的台湾本土草根阶层的人民。由此也造成了严重的族群对立，同时也造成了台湾民主的独特的“政治生态”——所谓的“泛蓝”和“泛绿”阵营的对立。可以说，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族群矛盾最直接的体现。从最近几年的选举来看，民进党每次都会挑动族群对立。特别是拿“2·28”来说事，认为这一事件是外来独裁政权对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造成国民党与民进党势不两立。“2·28”事件确实成为国民党的一大包袱。而在国民党一方，殚精竭虑要抚平台湾人民的这一创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纪念会上，马英九特意用闽南话发表了他的演讲，这并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有极其深刻的政治考虑的。他特意打造出这种信号，就是说，我虽然是外省人，但是已经融入了台湾社会，希望族群不要对立，共同建设台湾，对外证明我也是可以代表全台人民来管理台湾的，所以他特意用闽南话来发表演说。

二、转移人民视线

这个方法也是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经常用的伎俩。因为民进党在执政之后，经济没有取得实质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他们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就必须把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转移到其它的焦点上去，而且由于他们掌握行政资源，因此这个招数也经常能取得他们预计的效果。总的说来，他们转移焦点主要分为打“两岸牌”和打“悲情牌”。

打“两岸牌”是指拿两岸的关系来蛊惑台湾人民。最经常挂在领导人嘴边的就是说大陆打压台湾，挤压台湾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说大陆发展国防就是准备攻打台湾了，制造台湾国际悲情。最近几次的选举，民进党当局都说台湾发展不起来是大陆打压的结果。当民进党他们的政绩不行时，当领导人弊案缠身时，他们都会搞一些“台独”的小动作。虽然只是小动作，但是因为两岸关系和台湾统独问题牵动着全体台湾人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神经，因此当台湾当局抛出“正名”运动的时候，比如最近的去“蒋中正化”，将国营的台湾企业改名的时候，台湾的媒体就不再去报道陈水扁的夫人有没有出庭作证的新闻，而是长篇累牍的报道这些“台独”动作了。媒体的焦点一转移，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用更大的舆论造势来掩盖对自己不利的舆论，再加上他们手握行政资源和宣传工具，因此这一招往往能够取到很好的效果。当然，这跟台湾自古而来那种悲情意识也有关系。台湾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没人要，只有自己救自己。谁如果一天到晚做出爱台湾状，谁就能收到更多的选票。这一点国民党以前吃了大亏，因为是外来党也常以反攻大陆自居，把台湾视为一个据点，总是不以台湾为意，所以后来就造成了政党轮替，而现在知道这些也开始往台湾意识上靠了。

打“悲情牌”实际上在大的方面是与打“两岸牌”是有重叠的地方，就是说大陆打压台湾的发展空间。这一点上面已经阐述了。现在讲讲从个人方面的“悲情”。我们知道，1987年，陈水扁以“党外”身分在台南县竞选立法委员，在政见发表会现场，突然有一辆小货车误撞吴淑珍，令其脊椎受伤，从此半身瘫痪。事后查明，肇事是一次不幸，纯属意外，可怜的吴淑珍下半生变成轮椅的座上客，值得同情，但来龙去脉跟政治阴谋无关，绝对不是什么“政治谋杀”。可是，陈水扁在往后十多年内，台上台下、选前选后，每回谈到这桩意外，例必把“政治谋杀”四字挂在嘴边，来提升自身的悲情指数。本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代里，敢于挑战强权，妻子又意外受伤，已足让人产生尊敬之心与悲怜之情，根本毋须节外生枝地诈骗眼泪；强词夺理，反而显出政治人格有欠老实，把自己降低至跟敌人相同的那个下三滥级数。把一宗车祸转化为一笔可供啃噬十多年的政治资本，陈水扁不可不谓是台湾政治人物中的超级操盘手。

1940年6月18日对二战中的法国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正是这一天，法国人民开始了新的斗争。5月10日德国对西线进攻，使法国迅速溃败。贝当政府忙于向希特勒请求停战时，法国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于6月17日逃到伦敦。第二天，呼吁法国人民继续同纳粹敌人抗争，可以说从这时起自由法国运动兴起。在8月29日，戴高乐将其正式命名为“自由法国”。自由法国为了维护法国的民族利益，在对外关系上尽管实力不足，但是在英美苏的夹缝中仍然顽强抗争以求得援助和承认，同时又积极发展自身的力量，最终赢得了各国的承认。 
 一、自由法国的对外政策及原因  
自从法国败亡，维希政府就成为了法国的官方政府。维希政府宣布所谓的“中立”，实际上政策倾向于德国。因此戴高乐组织了自由法国运动，力争否定维希政府，创立一个新法国。自由法国组建后，它的战斗目标是打败法西斯势力，恢复法国民族独立，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但自由法国刚刚组建，本身没有力量，况且还是在英国帮助下组建的，因此它的对外政策是联合世界各国的力量，特别是英美苏三大国，争取到它们的承认和援助，扶植自由法国。其外交活动就是以此为宗旨展开的。 
二战刚刚爆发不久，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还没有真正投入战争，戴高乐也是一个不为大多数人认可的“冒险家”。自由法国一没有壮大的队伍，二没有充足的资金，三没有先进的武器，可以说除了戴高乐的雄心壮志外一无所有。那么他靠什么来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承认，凭什么恢复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呢？这就是戴高乐的聪明之处。他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化不利为有利为己所用。具体来说，戴高乐奉行这样外交政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法国的维希政府可以说是个独裁的专制王朝。其中一些重要职位被反动政客、大资本家和法西斯分子把持。战败的法国在经济上倍受剥削。“每天法国为德国上缴的占领费用为4亿法郎，1940年的全部占领费用即达351.8亿法郎，1941年增至1017.4亿法郎，1942年更高达1574.4亿法郎［1］。”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维希政府仍卖国求荣，百般讨好德国希特勒，甘做傀儡政权。但希特勒并不领情，结果法国实际上被分割了，完整的国家不复存在。这也说明维希政府太软弱了，根本不能保护国家。维希政府的态度与行动破坏了传统的外交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别国的利益，使其失去了盟友。通过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的对比，为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努力提供了客观条件，使这些盟友纷纷转向支持自由法国。 
（二）自由法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实行与戴高乐本人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戴高乐是个对民族前途抱有崇高理想的人。他对法国的命运极为关心。他看到大国之中只有法国放下武器退出战争，法国将从此一蹶不振，他为此积极奔走。“他为求得更多的英国援助曾两次去伦敦，并建议英属和法属殖民地联合［2］。”“他是政府中的唯一积极的成员，在6月初的战役后，他试图拯救仍能拯救的国家［2］。”以天下为己任而自命不凡的心理，是他领导法国继续抗敌的重要因素。他虽然信心百倍，富有胆略，但是山河满目疮痍，经济衰败，军力不足，而敌人势盛力强，而且很快就可以利用业已沦陷的法国官方机构，使它俯首听命，为之效劳。法国人民中许多人毫无斗志［3］，如何恢复大国地位呢？所以他执行这样的外交政策。 
（三）戴高乐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利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法国的败亡，“推动了英、美、苏对外政策的调整，促使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觉醒与逐步联合［4］”，各国态度的转变为自由法国争取外授提供了机会。英国在法国战败后，政策由绥靖变为抗战，首相张伯伦明确主张“无论法国怎么样，英国都要继续战斗，决不讲和，决不投降，不战胜，毋宁死［3］。”“1940年7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正式声明：‘我们将不停止作战，直到自由得到保证为止［5］。’”英国的抗战决心使戴高乐看到了希望。美国这时虽未直接参加战争，但美国也有转变。就在英法向德国宣战的当天晚上，罗斯福就要求修改中立法，最终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于1939年10月27日、11月2日通过《新中立法》法案，解除了武器禁运，实行现款自运。新中立法对于拥有海上强大运输能力的英法颇为有利。6月14日，巴黎陷落的当日，罗斯福总统签署法案：将美国海军舰只增加11%。6月15日，又下达开展制造原子弹的科学研究命令。6月30日，美国制定出庞大的军备工作计划……这些都清楚地透露出，美国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6］。美国在逐渐地从孤立主义中走出来，这有利于自由法国运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也遭受着侵略和沦陷，如捷克、波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它们十分同情自由法国，故而在舆论上支持着自由法国。 

基于以上原因，自由法国实行这样的外交政策。戴高乐认为，大战后，美国要回西半球，英国要回英伦三岛，只有法兰西仍要在旧大陆上屹立，所以法兰西绝对不能失去往日威风。自由法国要完成此任务，需要盟国的协助。因此，这就决定了在自由法国与盟国的交往中，他既为寻求盟国的援助和承认而委曲求全，又要面对盟国的排挤而进行顽强抗争。 
 二、自由法国与盟国的关系  
（一）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英法两国为保一战的既得利益，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日益猖獗采取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结果导致法国的迅速败亡。这使英国的政策发生巨大改变，特征之一是“支持欧洲沦陷国家的反德力量［4］”但法国沦陷了，英国有可能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此时美国仍然是中立国。因此戴高乐认为英国还是需要法国力量的，他开始积极与英交好。 
贝当政府在6月22日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投身于希特勒一方。第二天，英国就撤回了驻法大使，不久与迁往维希的贝当政府断交。戴高乐曾于6月16日主动向丘吉尔表态，法国将坚持战斗。但他清楚知道他个人的决心并不能使英国相信法国将坚持战斗，而且逃亡后的戴高乐一无所有，他只能利用英国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的继续战斗的机会。于是出现“六·一八”演讲，宣布了奋斗目标，号召法国人民救亡图存，同时开展建设队伍工作。虽然募兵活动不顺利，但是到7月底，自由法国已拥有一支七千人的队伍，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空军部队还轰炸了德国鲁尔区。他们用实力征服了英国。“8月24日他们荣幸地接受了英王乔治六世的检阅［3］。”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承认的形式。其实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已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统帅。但是，这一切不表示英国承认自由法国代表法国主权。1941年，戴高乐加紧建立自由法国的政权。如果没有英国的默许和支持，建立政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比如在建立支付机构上，戴高乐十分清楚，这必须依靠英国，因为他自己没有银行。于是在1941年3月19日戴高乐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一切支付在伦敦结算。后来在伦敦设立了一个“自由法国中央金库”。还有自由法国在非洲开展争取活动时，有个达喀尔作战行动，当时英国伦敦正遭受德军轰炸，已是财力物力匮乏，但英国仍给予充分的支持，英国的大力支持“在法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7］”。 
但是，自由法国依靠英国不等于一切都服从英国，特别是涉及民族利益时，戴高乐毫不让步。实际上英国政府的支持并非出于道义和同情，而是为了英国自身的利益。随着自由法国的发展壮大，由于民族利益的不同，双方的矛盾斗争不断出现。1941年6月，自由法国军队与英军共同进军叙利亚，打败在那里的维希军队。但英方无视自由法国，践踏其在叙利亚的利益，为此戴高乐亲自出面与英方交涉，直到英国确认法国在叙利亚的地位后，双方的关系才有所缓和。1942年5月英方甚至不通知自由法国，突然占领马达加斯加。戴高乐多次提出抗议，他还威胁要取消英美的合作，撤回自由法国单独作战。此时苏联声称随时帮助法国抗拒压力，并且承认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是战斗法国的领导机构，只有它有权组织法国公民及其领地参加战争［3］。这也使丘吉尔怒火冲天，英国甚至停发自由法国的电报。双方关系几乎破裂。在对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上，英国也是看美国的态度，在美国承认的前提下才敢承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