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华裔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整个国家所受到的华族文化是异常深远的。过去在殖民地,是唯一的官方语文,可是民间仍然普遍使用方言与华语,以及恪守华族的风俗习惯,英化的程度并不严重。
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包括规定华文、马来文、英文及淡米尔文为四种官方语文(但是独崇英文)、改革制度以适应新的国策等。这助长了全国上下的急遽西化。恰巧近年来美国(西方文明的代表)的势力如日中天,西风压倒东风,致使新加坡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物质方面姑且不说,就是在精神方面,也是今非昔比。在过去,大部分新加坡华人的思想与行为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注重群体的利益,并以家庭为核心,孝道思想极为浓厚。在家庭之中,父母(或者祖父母)为一家最高的权威,子女媳妇等完全处于“听命”的地位,反孝悌思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然而,自从西风东渐以后,个人主义甚至女权主义思想抬头,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得原有的传统思想失去平衡,还冲击着各个家庭的基本结构。当然,家庭间结构上的变化是向来就存在的,但是它在受到新思潮的洗礼之后,其中所产生的变易,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新变化在旧变化的基础上急遽,有些变化是进
步的、合理的,令人欣慰;但是有些变化则近乎一百八十度,令人一时难以接受,而且它使得一般过去原本极受尊崇的年长者完全无法适应,茫然若失。
新华小说作者对这些经过各种变化的家庭伦理思想与行为,有很多的反映。古人说:“言为心声”,今日小说里所反映的,当然未必尽是作者的心声,但是它所叙述的,恐怕不会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这些小说里所描绘的,多少表露了作者的心曲。我们从这里也多少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社会如何与当地的文化(在这里主要是英文文化)发生冲突,然后又如何融合其间。
笔者现在从父母与子女、家婆与媳妇、丈夫与妻子、丈夫的风流韵事、退休生活等几方面去加以评述。这儿所采用和引用的,几乎全是第一手资料。换言之,全是小说作品本身。至于第二手资料,本文尽量少用,或者索性不用。
父母子女之间与孝道思想
家庭和睦是东方社会特别推崇的伦理思想。所谓父慈子孝,那是千古不变的定律。新加坡也强调家庭和谐,提倡以家庭为核心,认为家庭凝聚是造成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是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思想大行其道,“敬老”的思想慢慢被打入冷宫,传统的家庭结构有逐渐被解体之虞。
严格地说,今日的父母亲对于子女总是呵护备至。其实,东西方的父母都一样地爱护着子女(虽然爱护的各异),这是永恒不变的人性。人大都爱护小动物,何况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描写爱护与细心培育子女的新华小说为数不少,希尼尔的《解雇日》在这方面就有十分突出的描写。由于这一类是常情,大家谈过的太多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去加以阐释。
至于子女对待父母,那就大相径庭了。什么“二十四孝感动天”,什么“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封建时代的孝顺思想,不但早已经被完全摒弃,视为天方夜谭和论调迂腐,即使是较迟的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思想,也因为许多子女婚后自组家庭而在逐渐消失之中。亚洲人民的传统思想是:父母历尽千辛万苦把子女养大,将来自己老了,子女就会报答双亲的恩惠,毫无怨言地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这也就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基本精神所在。古时董永孝感动天,稍后目莲遍访地狱救母,孝心可嘉。就连粗汉如黑旋风李逵等,也知晓要孝顺母亲,更何况是知书识礼之士呢?然而,西方的孝道思想则完全是另外的一套,它大体上认为:养儿育女是父母的责任,子女长大后必须另谋发展,建立自己的世界,没有什么“报答”的义务。这两种思想各走极端。几十年来,西方的强势思想文化,已经驾凌一切,对年轻人(尤其是接受西式教育的年轻人)的思想行为,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
过去,许多人认为:子女在学校受西方(思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子女在家庭里可以从父母或祖父母处学得东方价值观,可以互相辅助。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西方的强势文化无孔不入,深远,较年轻的父母本身都已经西化和个人主义化了,他们的子女又怎样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得东方价值观呢?祖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又在逐渐没落之中,他们又能灌输多少传统道德思想给孙儿?这是一个隐忧。
不少新华小说反映这种因不同孝道观念而导致的悲恻情事。其中最为特出的是周粲的《我家的经》、尤今的《我还是喜欢住老屋》,以及方然的《大都会小插曲》。
在周粲的《我家的经》中,“我”的二男一女结婚后都搬出去另组家庭(这与父母的意愿相违),中学毕业的大儿子,头几个月还有交一点钱给父母,但是不久就自顾不暇了,不但没有拿些钱孝敬父母,甚至还常向老父讨钱周转。后来儿子索性推卸责任,把奉养父母的任务交给妹妹,妹妹不肯,最后“我”和老伴落得无依无靠,晚境凄凉。
过去几十年来,上述这种情景在新加坡非常普遍。在一个家庭里,孩子长大以后,会造成“三个和尚没有水喝”的可怜局面,也就是如上文“我”所说的那样:“我那么疼爱他们,结果是白费心机!他们根本就不孝顺他们的父母亲。他们居然把我和我的老伴,当一件破家私一样,推来推去,大家都不愿意接受它。他们都把我们当作一种累赘。”1.传统的东方伦理思想是与这点背道而驰的,它无疑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倘使时势不变,相信再多一两代,上述这种新的伦理思想将会牢牢地箍着新加坡人的头脑,到时我国所推崇的亚洲价值观,不知是否还能为国民所接受?
尤今在《我还是喜欢住老屋》中,描述“她”在老伴逝世后,与女儿相依为命,对女儿百般爱护,含辛茹苦抚养女儿长大。后来女儿狠心抛弃较穷困的男友,嫁给一位混种经理。女儿把母亲的关心和教导当成是“旧头脑”。“她”原以为女儿婚后会接她去同住,哪知女儿与丈夫竟然安排“她”去住老人院,还迫“她”抛弃许多值得留念的老伴的遗物。“她”哀伤不已,决定不搬出去,仍然坚持住老屋。
这再度说明“养儿防老”思想的不可靠。而且,即使女儿对母亲有一点亲情,女婿又如何呢?女婿对岳母通常会更为隔膜,更为冷淡。其实,同样的,儿子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儿子孝顺而媳妇不孝顺(或者是持不相同的孝道观念),依然无法解决两老晚境凄清的。
方然的《大都会小插曲》描写的是几则小故事,反映出大都会今昔的不同样貌,主要侧重于陈述一个名叫绮婆的老妇的遭遇。当她爬上牛车水天桥企图自杀不遂后,沉痛地用半带粤语的话说:“我今生只得一粒仔,辛辛苦苦将他养大,怎知他娶了老婆不要老母,你说伤不伤心呢?”2.
这是近几年来常见的。这种子女不照顾年老父母的现象,几乎轧碎了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传统伦理思想。
“代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些新华小说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反映出上下两代(或者三代、四代)思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每每是一条导火线,导致长辈与后辈发生严重的摩擦。
上文所提到的孝道问题,其实也是“代沟”的一种。其他的新华小说,也反映出两代之间在思想上的莫大差异。
周粲的另一篇小说《火锅》,就提到这样一个令母亲异常伤心的与“代沟”有关的问题。这篇作品叙说一个在纽西兰深造的儿子回新加坡度假,母亲大喜,到菜市场购买了许多新鲜的鱼肉,为儿子准备最喜欢吃的海鲜火锅。哪知儿子下机后却直接去女友的家,对前来接机的弟弟说:“告诉妈妈,今晚不必等我了。”3.遇到已经全然改变思想的儿子的母亲,除了万分沮丧之外,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