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点营造与中国当代园林

　　1 引言

　　以景点为构思线索是当前园林设计中的常见现象。在2003年举办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规划设计竞赛中，各种各样的景点实际上是每个方案的主角。在中外专家评委选出的3个获奖方案中，其景点的营造和描述，显然比落选的方案更加全面和到位[1、2]。因此，通过对景点营造行为的解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中国当前的园林设计思潮。

　　何谓“景点”？行业标准《园林基本术语标准》（2002 年）规定：“景点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景物所构成、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并具有审美特征的基本境域单元”[3]。《标准》把“景点”放在“风景名胜区”篇，就是说景点主要存在于风景名胜区。然而，当前几乎所有的园林设计方案中，从公园到庭院，甚至道路，都有“景点”的出现。然而在实践中，景点概念是被普遍使用的，并不局限于风景名胜区。

　　2 景点的形成原因

　　2.1　控制场地空间

　　景点的形式和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园中园”的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期，广州运用此前宾馆庭园的设计经验，在公园建设中，把公园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形成各自独立的小景域，布置各种公共活动的游览点和服务设施。重要的区域，多采用“园中园”式布局，在大园中套有不同内容的小园，从而丰富全园的景致[4]。它与圆明园中的小园林在形式上差不多，即成组的建筑物与叠山理水或天然地貌所构成的幽闭或比较幽闭的空间相结合，形成一个在布局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形环境。无论设置墙垣与否，都可以视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园林，即“园中之园”[5]。显然，这与后来拟定的景点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

　　虽然在20世纪50 年代，中国的城市公园布局曾受到前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理论的影响，以功能来分区，但是到了60年代，却认为分区理论对于我国城市中较大面积的综合公园的初期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对于较小面积的公园就舒展不开，因为没有足够的用地来进行明确的功能分区[4]。而“园中园”的设置比功能分区更适宜场地规划，实际上反映了景点的灵活性。因此，90 年代后，虽然园林建设的面积越来越广阔，功能分区理论却并没有被重新明确地应用，景点的设置继续成为设计师控制场地空间的主要手段，技法也由院落式布局拓展到雕塑、构筑物、植物、地形地貌等安置和命名。

　　2.2　追求文化意境

　　文化意境一直作为民族特色影响着中国当代园林的建设。而且，这时期对传统园林建筑继承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被认为有“文学意味”，即主景建筑一般都赋有题目，或以诗词、楹联、匾额等提出造景立意[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点的名称或景题受到普遍的肯定。《中国优秀园林设计集》（一）的“综论”认为：“这批园林新作中，有不少匠心独运的点景题名，画龙点睛，颇具深意。如深圳东湖宾馆园林的'思源'题刻，唤起游子思乡报国之情；鹃园的'醉红坡'、'映红渡'、'踯躅廊'、'沁芳涧'等，语意双关，渲染了红花遍园的热烈气氛 [6]。

　　2.3　获取经济收益

　　景点的建设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它是设施集中的区域，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也是集中的观光游览区，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在探索园林行业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发展时，国家也曾经鼓励景点“积极开展多姿多彩的各类活动”，获取经济收入[7]。

　　简言之，景点的功效在各种类型的绿地中都得到了灵活的应用。如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园区的园林设计[8]和2003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规划设计竞赛方案[2]。

　　3 不良的后果

　　3.1 片面强调景物的形式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园林形式美学的多样与统一、调和与对比、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韵律与节奏等[9~11]，是园林界研究的热点。这些概念基本上源于西方的古典主义美学领域，中国古代匠人在造园时是否遵循这些原则，值得怀疑和探讨，而且它也不一定就是新园林的主要发展方向。可是，由于它和景点的“诗情画意”联系在一起，在当代园林的理论和实践中，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准则和必然的结果。

　　上述现象反映了景点的审美特征实质上被主要放在视觉上，即作为被“看”而存在，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全方位的相互交融。所以，观光的方式成为景点设置的最强大的动力。理论界也重点研究看与被看的问题，如景物观赏点的“合适视距”理论等。其他领域如地质、气象、生态、经济、社会、生活、生理、心理、体验、参与等，则很少被涉及。

　　3.2 以个人主观来制造景物

　　中国古代园林的“景”一般是在游者亲身感受过程中被“点”出来的，就像红楼梦的大观园，是先有环境后有命名。可是，在中国当代园林中，主动制造景点和意境的意识已经成为主流。很多设计师在谈论设计由来时，总是说到希望营造某种意境或境界，如“一园红艳醉坡坨”、“访花蝶径”、“小洲林中有人家”、“秋霞”等[6]。景物与景题的先后关系被颠倒过来，于是景观不再产生于对场地与文脉的艰苦探寻和挖掘，而是产生于诗文或作者的主观。由此，景点脱离了物象，成为“具有审美特征的基本境域单元”。而且，当它与“传统风格、民族特色”等概念结合为一体时，就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标签。

　　4 问题与讨论

　　园林界对景点设置的观念认可，令人深思。问题是复杂的，可引发的讨论也是多元的。

　　其一，过度重视文学在园林中的应用，过于强调“诗情画意”。需要承认，我们的先辈的确是重诗画的，尤其是园林的建造者和主要欣赏者——士大夫阶层，但是，当代的园林设计师是否还具备如此的教育背景和修养，且有能力再现古典的诗画情趣呢？普通民众是否在游园中只是通过背诵唐诗宋词来获得审美愉悦呢？

　　应该承认，现代许多年轻的设计师在古典文化方面的修养是严重不足的。例如在北京护城河内侧绿化带设计方案中，有一个景点叫做“杨柳东岸”，据说源于柳永的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殊不知站在东岸向西看，是看不到残月的。又如广州大学城星海音乐学院校园设计中，有一景“知鱼池”，据作者的解说文本，是取“知鱼”是“知遇”的谐音，谬误何其大也！

　　打开一本我国自编的园林设计教科书，绝大部分内容是构图法则、造景手法、意境题词之类[12]，而在国外教科书中占据主要内容的景观产生过程（自然和社会）、景观感受心理、人类行为规律、地理和技术影响等等，几乎完全阙如。长此以往，对我国园林教育影响的后果是可以预知的。

　　其二，意境是景点设置的主要目标，可它总是被当代设计师的词语所构筑。如前所述，设计师们总是在设计之前关心意境问题，而且基本都是通过诗文来寻找。但是，《园冶》中却没有这样的词语，开篇《兴造论》即是：“……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13]”所以，意境本是文学语言，用文学谈论园林，最终还是体验文学的情趣而非园林。

　　其三，如果只是借用文学、绘画和雕塑来充实园林景观，那么，是否需要承认它们只是与园林有横向联系的艺术门类？实际上，很多学者都认为即使它们在园林中能够锦上添花，但其与园林还是有区别的，正如建筑与室内家具、摆设的区别一样。所以，需要追问园林的基本问题，即它因何而存在？园林是空间艺术，它作为一个容器，承载了多种物质设施和精神元素。但设计师是否能够意识到它们并非园林的核心，或者说，每种艺术（学科）门类总有自己的界限，比如散文、诗歌更适于表达个人瞬时的游园感悟，而非设计师预先设定的不变的景题。这对于我们重新评价中国古代园林在清朝中后期的成就以及指导中国当代园林的发展方向，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其四，如果景点设置是设计师的基本技法，那么问题会更加棘手。为什么我们必须用景点来控制空间，从最初的小至1hm2的园中园，到现在的大至1 135hm2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虽然，350余hm2的圆明三园中的建筑群以及能成景的个体建筑物有一百多处，但是，它在150多年来，经过多次扩建，所谓的“四十景”也是后来题署的，它们不是造园者最原初的手段。应该思考尺度的变化是否导致工作方法的差异。小比例尺只是设计，大比例尺只能是规划。如果我们承认规划与设计的工作内容和方法的区别，那么，土地区划固然存在，但是景点的设置并非必然。在规划层面，如何合理利用土地和相关资源、能源，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是主要问题，而非审美层面的营造。即使在设计层面，设计师关心的首要问题也不应是审美、教育、文化等，而是在合理使用场地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体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