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界革命到整理国故运动

由胡适、俞平伯等人创建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从传统文学批评向学术研究的转变，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同时它又是现代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学科的转型、创建进程同步展开。新红学既是一百多年来红学自身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又是特定各种文化因素催生的产物，它的产生由晚清时期的小说界革命启其端，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及随后进行的整理国故之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深化和收获。因此，探讨新红学必须借助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来进行，不少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观照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准确的解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是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记，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提倡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多具学者身份，他们也有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改造社会、重铸民魂的雄心，早年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小说界革命的，其思路与梁启超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深化，也正是为此，他们才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不必再为提高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而费口舌。不过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发起参与者比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更为务实或者说是更有策略，他们选择文学作切入点，以语言为突破口，口号和目的都十分集中而明确，那就是要废除文言，建立使用白话的新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正如胡适当年所说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 语言的变革并非简单的交流工具的置换，它通常会引起附着在这些语言工具上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中国，文言与白话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别。尽管此前已有人提倡采用白话，创办白话报刊，但皆着眼在开启民智，未能从文化层面着眼。对此，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 。由于这一观点不带政治党派色彩，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最后获得了成功。1920年，当时的部通令全国，国民小说教材逐渐采用白话文，先从一、二年级开始。这样，白话正式成为政府认可的语言，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不仅着眼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研究问题，并予以落实。陈独秀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古代通俗小说作为白话文学的重要范本在这一时期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活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与二十世纪之初一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古代通俗小说从语言的鲜活生动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在思想上给予较高评价的小说作品依然很少。《红楼梦》依然是少数得到肯定的作品之一。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胡适、鲁迅之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红楼梦》的看法，他们的见解在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陈独秀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时局方面，对文学涉及不多，其红学见解主要见于《红楼梦新叙》一文，该文刊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新版《红楼梦》的卷首。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善写人情的小说与善述故事的史书进行区分，认为应该领略《红楼梦》的善写人情，而不是领略其善述故事。这种区分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其局限在，但就古代小说与史书长期界分不清的情况来讲，还是有其意义的。他认为《红楼梦》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在与钱玄同的一封书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己之见、个人好恶。该文同时还对红学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即“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去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却也道出了日后新红学的缺陷所在。

钱玄同身为文字学家，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提倡白话、文学革命之举给予坚定的支持，且其观点经常比陈、胡二人更激进。不过，他虽然认为“小说是近世文学中之杰构”，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评价并不高，认为古代小说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比如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 ，“《聊斋志异》、《松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同” 。在古代小说中，他只肯定《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少数几部小说。他认为《红楼梦》“断非诲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绔公子耳” ，同时又认为《红楼梦》的笔墨不干净，未能免俗，比如贾宝玉初试云雨的描写 。钱氏的见解固然有其张扬白话的用意，但话说得过头，给人以矫枉过正之感。
与其他人相比，周作人更关心小说本身的意蕴，他提倡“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他认为《红楼梦》是“理想的平民文学”，因为它“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 。
尽管上述几人的观点颇有差异，但有些看法还是基本接近的，即多从白话语言的使用方面对《红楼梦》给予肯定，对其思想内容也有相当的注意。无论是小说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皆对《红楼梦》给予别特别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红楼梦》在知识阶层心目中的地位，其后有众多学者涉足《红楼梦》也不是没有因由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多为即兴之言，缺少严谨的论证和足够的学术性，真正能代表当时研究水准的是吴宓、佩之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还积极配合出版商，进行古代小说的普及宣传工作。比如亚东图书馆1920年起陆续推出的系列小说校点本，就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有力支持，他们纷纷为这些小说写序。尽管其中有些文章学术性不强，但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新红学的创建奠定了一种良好的话语氛围，起到了一种造势的作用。
新红学的建立与随后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学术界对整理国故及胡适的突然转向还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信息。如果说当初大家还处于喊口号、设计蓝图阶段的话，整理国故则是将各种口号变为现实。整理国故与当初的文学革命看似反差极大，有开倒车之嫌，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以《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实绩，选择古代小说为突破点也并非偶然，而是胡适有意采用的一个文化策略，目的在扩大传统学术的范围，将以前为学者所歧视或忽视的民间文学纳入学术殿堂，应该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思路的延续和深化。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通俗文学从此像经史一样成为专学，而这正是中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和特色。
1917年北京大学的开设小说课程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破天荒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小说课教员。以北京大学在当时学界和社会上的和地位，它无疑意味着小说研究的被认可，得到了学术制度上的保证，此举既为研究者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又保证了学术薪火的延续，这是古代小说正式走上学术殿堂的开始。随后，不少大学纷纷效仿，由此形成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研究人员大多集中在各个高校，研究成果也多为讲义或讲义的延伸之作。《红楼梦》研究也因此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走上大学讲堂。
先驱者的首倡示范、学术制度的保障、媒体的宣传造势、社会舆论的支持，使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学界的响应。它终于使古代小说的研究成为一种学术，真正有系统、成规模的学术研究从此开始。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后来大多从事其他职业或其他领域的研究，除胡适之外，对小说研究已不再关注，但他们的提倡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不少年轻学人如郑振铎、阿英、俞平伯、孙楷第等从此陆续参与进来，将通俗文学的研究作为终身从事的职业，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第一代学人。《红楼梦》研究能得到学界热切的关注，成为一门专学，无疑也是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