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教传人中国后，为和中国文化环境相适应，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一步步实现了中国化。今天少林寺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人间佛教理论的积极实践，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变化。
[关键词]少林寺中国化 人间佛教 适应
少林寺，中国人心目中的佛门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也许是一个深隐山林，与世隔绝地清修静养的寺庙。然而，近年来，少林寺的变化引起人们的瞩目。少林寺先后创办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少林药局、国外分寺，建立了寺院网站，甚至要把其独门秘籍《易真经》公布到互联网上。所有这一切把少林寺与现代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世人议论纷纷。事实上，少林寺的变化只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变化的一部分，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需求，不断调整、改变自己，在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最终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包括一下三个阶段。
一、道化阶段
印度佛教入华之初，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因为这个时期的佛教已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这就是佛教的道术化。其主要表现为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对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它既符合古代中国人对道术化宗教的需要，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在中国历史上，神仙思想由来已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代就盛行民间。西汉崇尚黄老之学，神仙思想随之发扬光大。初入中国的佛教，就依附于神仙术。首先，佛教僧侣努力学习中国固有的神仙方术。如桓帝时来中国的安世高是当时有名的术士，世人称他“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西晋僧人佛图澄“少学道，妙通玄术。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3。可见他和中国本土的道士没有什么两样。其次，佛教比附道教词句和义理。佛教早期汉文经书《四十二章经》，称佛教为“释道”，或“道法”，学佛则曰“为道”、“行道”，学有所成就则曰“见道”、“得道”。这些用语多为中国士人所熟悉。牟子用中国道家对道的描述来解释佛教：“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姑谓之道。”老子说：“道无常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因此，牟子所讲的“无为”与道家所讲的“无为”，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玄学化阶段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佛学于玄学合流形成般若学，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阶段。佛教大乘理论与玄学有许多相似之处。道安说 ：“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这里所谓“庄老教行”既指玄学。玄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本末”和“有无”。所谓与“方等经兼忘相似 ”，反映了道安把“空”观和玄学本论相比附等同的看法。初期传译佛典，人们常常使用中土固有概念翻译佛教名相。如东汉安世高以“无”译“空”，以“无为”译“涅磐”等。般若学与玄学的相似之处，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对“无”和“空”的解释。玄学认为“无”就是“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和本体。般若学的“空”观认为，宇宙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空，空即一切。可见玄学的“无”与般若学的“空”在对世界本质的解释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佛教“空”是“因缘生”的意思，和老庄那里能够作为万物本源的“无”是有本质区别的。依附于玄理使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
三、儒学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佛教在同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中完成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家思想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矛盾，一是佛教众生平等与封建王权之间的矛盾。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儒家伦理道德，主体内容是忠孝仁义，其中孝为根本，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五常”是封建政治伦理秩序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积极应和儒家思想，从孝这一方面调整自己的理论。牟子在《理惑论》中针对佛教的“不尊君，不礼父母，削发出家，抛离父母，承祧无人”等为中国传统教化所不容的修持方法，广引孔子的观点，竭力为佛教辩护，论证这并不违背儒家精神，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这与佛教的教义已有很大出入。在两晋南北朝汉译佛经中，“孝”，被放到相当突出的位置，如《善生经》，在翻译过程中被添加了“凡有所为，先白父母”，“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等。这里强调的是父母的绝对权威和子女的绝对孝顺，与佛教淡漠世俗孝亲关系而倡导“众生平等”的教理相去甚远。在处理佛学与封建王权的关系方面，佛教竭力取得世俗政权的支持，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东晋时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是难立”。对于沙门敬不敬王者，这一敏感的问题，佛教徒一面坚持不拜君亲的出世立场，一方面又力图在理论上进行辩解。慧远把人们分为“在家”和“出家”两种，认为在家的顺化之民，服从名教，尊亲敬主，是完全应该的。至于“出家”的“方外之宾”，已经“迹绝于物”，他们已与世俗不同，如强迫他们行跪拜之礼，是不妥的。总之，佛教通过迎合、吸收、调整的态度向儒家靠拢，逐步完成了儒家化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