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柏拉图的人性论与制度设计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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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性论思想,他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制度设计,认为人性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博弈和互动。人性是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人性的变化导致制度的失灵,另外制度也可以塑造人性。研究柏拉图的人性论与制度设计思想对我们今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 人性 制度设计
  
  作者简介:张红星(1983-),女,汉族,河南禹州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6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
  
  波普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他说:“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设计使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①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呢?周少来认为:“制度设计时必须切合人性。……同时要做到既能遏制人性恶端的流露,又能促发人性善相的畅扬。”②柏拉图认为人性与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和博弈:人性是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人性的变化导致制度的失灵,另外制度也可以塑造人性。研究柏拉图的人性论与制度设计思想对我们今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柏拉图的人性论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智、激情和欲望组成的。理智用来思考推理,是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具有智慧的美德,它只存在于少数统治者身上。激情是理智的盟友,具有勇敢的美德,体现在城邦的护卫者身上,是他们良好的天性和后天教育培养的结果。欲望是人们用来感觉爱等物欲骚动的,被称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当这三部分彼此和谐时就具有了节制的美德,这种美德体现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上。就像城邦的正义是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这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一样,个人的正义指灵魂中的三个部分各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即理智和激情占据主导地位,三者之间达到和谐,反之就是不正义。正义是一种美德,是人性善的表现;不正义是一种邪恶,是人性恶的表现。
  
  二、人性论与制度设计
  
  柏拉图的人性论与制度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从人性的角度对政体衰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在某一特定政体下制度对人性的塑造,这也就是说人性与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
  (一)人性是制度设计的前提,人性变化导致制度失灵
  柏拉图认为:“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性格。……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因此,“如果有五种政治制度,就应有五种个人心灵。”③柏拉图所谓的“习惯的倾向”就是指人性中的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个部分哪个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这三个部分在人性中的作用不同,他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类型,它们依次是王政、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在柏拉图看来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关于人的制度,其产生是为了实现城邦的正义,而城邦正义的实现最终又是为了城邦成员个人的正义人性善的实现。因此,人们在制度设计时就无法回避对人性的研究和假设,正是对人性假设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当然,由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所以,受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人们不能随意选择制度。但是,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制度设计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对这些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出的积极主动地选择,而且制度选择的前提就是对某一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的人性的认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性是制度设计的前提。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富人通过制定法律,规定人们参政的最低财产数目从而导致寡头政体的产生,这是人性对制度的又一次偏移。受激情和欲望主导的寡头们进一步放纵自己和他人的欲望,从而导致城邦中贫富严重对立。因而穷人一有机会就起来推翻富人的统治,从而建立民主政体。在民主政体下,欲望已经主宰了城邦中所有的人,而且每个人乃至动物都是自由平等的。“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③,民主政体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成为僭主政体产生的根。
  正是由于不同等级的人性变化导致了从王政到僭主政体的蜕变,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蜕变都是由人性对制度的偏移引起的。当然,柏拉图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政体的蜕变,实际上每种政体的存在都有相对的稳定期,因为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
  (二)制度与人性的博弈
  柏拉图的制度与人性博弈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对人性的塑造上。为了实现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设计了其理想政体王政。由于实现王政的条件非常苛刻,柏拉图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希望通过教育塑造适合王政的人性。同样,在另外四种政体下,家庭及父母的教育也对青年的人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不同的政体下对青年的教育不同,从而不同政体下的人性也不同。

  同时柏拉图还看到了制度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一个本来不爱争权夺利的年轻人,经由他的母亲和仆人们灌输争权夺利的思想,使他成了一个傲慢和爱慕虚荣的人,适合荣誉政体的人性由此产生。在荣誉政体下,统治者的儿子起初以他父亲为榜样,但是后来,目击父亲在政治上触礁后,他会逐渐的从一个好胜的青年变成一个贪财的青年。这样,寡头型政治人物就被塑造成功了。民主政体下人性的变化同样离不开寡头政体下人们对后代的培养,以及制度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当年轻人灵魂中的美德被“傲慢、奢侈、放纵”等充斥时,一个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就蜕变成 “民主分子”。而民主城邦中的个人之所以发展成僭主式的人物,就是源于其灵魂中的其他至善部分未能抑制非法欲望的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僭主。
  
  三、对我国制度设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柏拉图的人性论与制度设计思想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一定要以人为本,注重从人性的角度设计、选择制度,既要看到人性中理智的一面,又要看到不理智激情和欲望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发挥政治智慧,通过制度建设来倡导人性中的积极一面,规范和疏导人性中的消极一面。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虽然存在过关于人性善与恶的争论,但是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一般都是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人治轻法治、潜规则众多等制度失灵现象,与制度设计者对人性认识的偏差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制定出符合人性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波普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p491
  [2]周少来著,人性、政治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p159
  [3]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P313314、P341
  [4]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