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童心 李贽 自然 文学 创作 本性 他们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开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李贽(公元1527-1602)是中国16世纪伟大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学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李贽的思想学说有着属于未来的东西，它无疑可以成为建设现代新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 在文学理论上，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前人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但多偏重于阐述它对孔子和宋明理学的批判，以及它的解放思想的性质，对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和现实意义研究得不够。本文拟把李贽的“童心说”作为一种创作美学来把握，并将它与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思想相比较，力图通过这种比较，说明我们应如何正确理解文学的本性, 同时也阐述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迪意义。 （一）“童心说”的理论假设和美学内涵 “童心说”产生在晚明时期，嘉靖中叶以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发展起来了，商品经济迅速膨胀，城市和集镇也随之繁荣，其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阶层要求有自己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的憧憬，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等等，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转型期，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作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的理学，再也维系不住人心，王阳明心学，特别是王艮、李贽的激进思想不胫而走。李贽的“童心说”就在这股思想潮流中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时文学发展的必然。 “童心说”的理论基础是人的自然本性论。它的第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人的自然本性倾向于真，所以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肯定“童心”，认为“童心”作为“心之初”，是“最初一念之本心”（1）， 这是未被外在的环境所污染的，它“绝假纯真”，作家若是能保持着“童心”，就保持了倾向于真的自然人性，因此，他认为“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2）这就意味着，只要自然的童心常在，就有真纯之心常在，那么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采用任何文体都没有什么人不能进行文学创作，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这就把“童心”看成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佳审美图式，看成是创作的最佳准备。反之，“童心”一旦被蒙蔽，人性中倾向于真的态势也就改 变，人就成为假人，人既然是假的，那么无论干什么都假，创作也必然是虚假的。“童心说”的第二个理论假设是，作为创作的最佳准备的“童心”的丧失，是由于理学及其传播所造成的，李贽说：“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3 ）这里所说的“道理”是指宋明理学，这从他的著作中对宋明理学的厌恶中可以推见，所谓“闻见”则是指在理学思想统治下的人们关于“三纲五常”的文化适应，也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系统的社会性普及。这就不难看出，李贽认为，作为儒学的精致化的理学一旦进入人的心中，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时，“童心”也就被蒙蔽或完全丧失了。所以为了保持“童心”，就必须谨防僵死的理学思想对心灵的侵蚀，使“最初一念的本心”永久鲜活，永远保持倾向于真的自然的状态。 这两个理论假设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返回自然这一核心思想使“童心说”的丰富的美学内涵显露出来： 第一，贵真反假。文学艺术要求真善美，但在中国的文论传统中，不同的学派在真与善问题上各有偏重，儒家以善为美，孔子论＜诗＞特别标举“诗无邪”，强调“兴观群怨”和“事君”、“事父”，对文学的“真实”的要求被放到很不重要的地位，把“善”作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道家以真为美，老庄崇尚自然，因此对人对事，都讲一个真”字，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4)不以人杀灭天性，就能返朴归真，“真”在道家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真与善之中更强调“真”的意义。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这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5） 作家应是“真人”， 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当然也以“绝假纯真”为标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学术的背景上看，李贽把“童心”解释为“真心”，除了融汇了道家的思想外，还受李贽深爱的佛禅思想的影响。禅学讲，人的佛性与生俱来，这就是所谓的“本来心”，但人落入尘世后，为外物所诱惑，喜功名利禄，“本来心”就被障蔽了，所以必须以涤除外尘，恢复“本来心”以达真实境界，作为居士的李贽，他的“童心说”及其贵真的要求，肯定受到佛禅的启发。但考虑到李贽是一位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他的真实不是那种排斥各种人生欲望的空明境界，所以与佛禅又不完全相同，他的真实观还受王阳明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等理论的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认为“童心”就是真心，是有感而发，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李贽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只能靠自欺欺人过日子，到处都是假，所谓“满场皆假”。文坛上也是“假人言假言文假文”的局面，特别是那些理学家“剿袭语录”为荣，“窃盗掏摸汉子”很多。李贽提出“童心说”，贵真实，反虚假，也是为当时的社会和文坛“打假”开出一帖药方。 第二，重情轻理。情感是文学的生命，这一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传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可以说是总结了一条创作的规律。创作要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这也是古人反复谈到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都强调情郁结于心而生诗文的问题。李贽继承这一传统，他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又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状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己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6）这是一段很有名的话，作家必须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遭遇，心中有种种郁结，喉中有要吐之物，甚至已达到不能不吐不能不语的地步，这时一旦见景生情，有外部媒介的引发，就必然象大水之决堤，火山之爆发，感情之流不可遏制，必然形诸笔墨，发为诗文。创作要有感而发，是前人早指出过的，李贽的贡献不在这里，而在从“童心”说出发所提出的，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自然感情美的问题上：“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7） 在感情的表现上，中国传统美学观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感情的表现要受“礼义”的制约。李贽所说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感情是童心所产生的自然的感情，自然的感情本身就是美的，它来不得任何的“牵合矫强”，更无须“礼义”从外部来加以约束。“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就是说理在情中，自然的情性必然会合乎“礼义”，如果这“礼义”是合乎人性的话。李贽公然对几千年以来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提出了挑战。 第三，尊今卑古。在明代中叶的文学发展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复古主义倾向，先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有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尊古卑今成为时尚，如果说在“前七子”时期，他们的复古倾向还对明代的流行一时的多为粉饰太平的文风孱弱的“台阁体”起到一些起衰救弊作用的话，那么，其后的复古主义浪潮，对古典的文学模式亦步亦趋，流弊严重，就只能对文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了。李贽提倡“童心说”，其重要的美学内涵之一，就是尊今，反复古，因为“童心”是面对现实之心，是能感受现实之变化之心，接受变化，以今为美，是童心一大特点，所以李贽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者也。……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近体；有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8）只要有了童心， 随手写出的文章，就可能写人所未写，发人所未发，因为这里所写的只是你自身感悟到的东西，最能体现你自己的个性，所以以我手写我心的就自然是至文。童心的“自我”性，使它与一切依傍相对立。真正的创作不必依傍什么古人古文，更不必依傍＜论语＞、＜孟子＞。它只需面对现实。 第四，崇“化工”贬“画工”。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庄子提出的“天籁”、“人籁”和“地籁”的说法，庄子认为“天籁”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一种完全从事物的本身、不依靠外力的作用而发出的自然的音响，这里没有人为的努力在其中；“人籁”是人为而致的音响；“地籁”则完全是物理性的，是风所吹出来的音响。庄子说：“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闻天籁夫。”（10）在庄子看来，“地籁”不如“人籁”，“人籁”又不如“天籁”，“天籁”作为任何约束的、发自事物内在本性的音响，是众籁中最高层次。李贽从他的“童心说”出发，强调“本色”，提倡艺术表现中的与“天籁”相似的“化工”，他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多天地之化工，而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屿！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以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11）所谓“化工”，是自然造化之工，意思是说在艺术表现中“不作意，不经心，信手拈来”（12），不刻意雕琢，虽出自作家手笔，却不露斧凿痕迹，保持造化本色。这种艺术表现正是童心之所见所感所描，与童心的赤诚品质相对应。而画工，由于它刻意雕琢，由于它不出自童心，所以尽管可以精巧异常，也不可能达到“造化无工”的地步，所以已落入二流。＜拜月＞、＜西厢＞以自然的艺术手段，表现人的本性，所谓“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琵琶＞则人为的手段，表现所谓的“全忠全孝”的封建的伦理道德，虽百般精巧也失去本色。 如果我们联系李贽的全部文艺思想来理解他的“童心说”，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的“童心说”的确有以上丰富的美学内涵。无论是“贵真反假”、“重情轻理”，还是“尊今卑古”、“崇化工贬画工”，都是作为创作美学的“童心说”那里衍化出来的。“童心说”的核心思想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这种人的自然本性具有趋真、趋情、趋今、趋自然造化的特性，所以李贽的“童心说”内在地包含了上述内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样，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贯穿童心说全部美学内涵的一根红线。 （二）李贽的“童心说”与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说 李贽的“童心说”及其理论基础，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说，完全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李贽的“童心说”产生与中国16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产生于本世纪中叶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李贽的“童心说”是在吸收中国道家的传统和佛教禅学以及反对儒学教条的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在西方的心理学派的斗争中产生的，两者在各个方面都十分不同，但它们的从基本理论假设到具体的论点都有相通和相似之处，这不能不说人类的确存在某些相似的思想追求，这种现象应该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 李贽生活于16世纪，其时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虽然那时中国与西方还基本上处在隔绝状态，但东西方先进的人们，在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一点上，还是声气相通的。李贽的“童心说”的基本的理论假设，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人和人性的觉醒和肯定。李贽从不把那些儒家的教条神化，把它摆到人和人性的美丽之上；相反他总是肯定人和人性的重要，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13） 李贽在这里提出的“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观点，也就把人当人来看。人不必等孔子那里学到一套才成为完美的人 ， 孟子一辈子学孔子，也算不上是大丈夫。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自主的有为的。李贽反对按官阶的高低、性别的分别、道德的高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说：“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14）又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夫乎？”（15）在李贽看来，人之初始都是一样，人的本性都是趋于真与善的，后来人在成长过程中，在社会化过程中，道德的高下，见识的长短等区别，是后天的社会环境、教育、经历等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就人的自然需要也是一样的，都有其合理性，如饮食男女是人的天然的欲望，上至圣贤豪杰，下至庶民百姓，概莫能外。他的“童心说”更是肯定“人之初”和“心之初”，充分肯定自然的人性的。这在前面已有说明。总之，李贽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性的合理性，这种反对用外在的思想神性来束缚人的论点，这种对人的觉醒的呼唤，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也与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假设相似相通。

20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随着唯科学主义的盛嚣尘上，随着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到处流行，社会弊端丛生，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战争频仍，人性失落，人的价值失落，成为严重的问题。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一种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关怀的学说，应运而生。他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人道主义思潮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积极因素，为批判社会的弊病，提出了人性的复归的思想，充分肯定人的潜能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的。在现代心理学不同流派的斗争中，他们自称是“第三种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既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专注于人的“病态”“黑暗”和“弱点”方面的研究，又反对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机械的“刺激－反应”的公式，把人降为“一只较大的白鼠或一架较慢的计算机”。人本主义心理学力图与上述两种心理学划清界限，并以新的理论假设来取代那种忽视人和人性的研究倾向。马斯洛（Ａｂｒａｈａｍ　Ｈ·Ｍａｓｌｏｗ）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提出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九点理论假设，几乎每一点都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其中第4点说：

这种内部本性，就我们迄今对它的了解来说，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 必然邪恶的。基本的需要（对于生存、安全和有保障、有归属和感情、尊重和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从它们表面看，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纯粹是‘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迄今看来并非是内在的，……人的本性远远不是象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16）

第5点说：

由于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所以最好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进它，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容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17）

这两点充分说明了人类的内在本性是趋向于好的和善的，因此我们不应压抑它，而是促进它，将“前道德”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这种理论假设与李贽的理论假设多么相似。他们都反对以人性天生是恶的观点，人的病态、弱点并非是内在人性所固有的，主张自然的内在的人性有一种“前道德”的倾向存在，因此“人之初”和“心之初”是值得珍贵的，人的自然需要也是合理的，我们的工作是让人的价值与潜能充分地得以实现。用李贽的话说是“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用马斯洛的话说“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最好是让它表现出来”。在李贽这里是反对用理性的教条扼杀“人之初”和“心之初”，在马斯洛那里是反对以病态的、机械的研究把人的等同于动物，还人性的本来面目。更让人感到兴趣的是，李贽在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童心说”，而马斯洛则也在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在讨论“自我实现”的问题时，提出了“第二次天真”说。李贽的“童心说”我们已作了讨论，但他的学说中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作家已是成人，他已接触了许多“闻见”和“道理”，又如何能重返“童心”呢？也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作家是成人，他已社会化，“童心”已寻找不回来；可作家的创作又需要童心的再现。这个问题李贽已意识到了，他说：“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这就是说对真正的人来说，例如古之圣人，即使是多读书（这是社会化的标志），也仍然能护住童心。进一步推想，只要作家是真正的人，虽然他们已经是成人，已经读书识理，已经社会化，他们也同样保护住自己的童心，不为“闻见”、“道理”蒙蔽。但是作家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李贽没有对它做出解释。而在这个问题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和罗杰斯则做出了解释。马斯洛提出了“第二次天真”和“健康的儿童性”的概念，对已经社会化了的成人的“自我实现”者（当然包括作家诗人）在创造性时刻的心理作了描述和讨论。马斯洛认为，在创造（包括文艺的创造）的那一刻，出现了二级过程和原初过程的综合，二级过程处理的是意识到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如逻辑、科学、常识、文化适应、原则、规则、责任心、理性等，原初过程则是处理无意识、前意识问题，如非逻辑、非理性、不合规则、反常识等，却又有意想不到的独特的创造，按心理学的研究，原初过程最初只是在精神病患者那里看到，随后是在儿童身上，只是到最近才在健康人身上发现。这就是说，创造的时刻，不是单纯的二级过程，也有原初过程参与，不仅有理性，也有非理性参与，不仅有成人的成熟，而且也有儿童的天真，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实际上也就是李贽所说的成人身上的“童心”，正是“第二次天真”或者“童心”，使作为成人的作家诗人，“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18），这看起开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一方面，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罗杰斯（Ｃａｒｌ　Ｒｏｇｅｒｓ）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位代表，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童心”这样的概念，但他在＜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篇论文中，从心理治疗的实验中，得出了一些与“童心说”十分相似的观点，同样也是耐人寻味的。在罗杰斯看来，许多人常常找不到自己，因为真实的自己被一个又一个虚假的面具遮蔽住了，“他发现，他在许多时候是按照自认为应该的那样去生活，而不是根据他本身的要求。他常常感到自己只是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他似乎根本没有什么自我，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他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罢了。”（19）这也就是失去了“童心”，他只能以面具的眼光去看世界，“如果感官的信息与自我的组织模式有矛盾，这些信息就只能在意识中遭到歪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容纳那些符合预先存在我们心中的图象的东西，而不能如实地接受全部感官信息。”（20）所看到的只是人们也看到的同样的东西。罗杰斯认为，人要“真正变成我自己”，就必须“从面具后面走出来”，用李贽的话来说，就是抛开“闻见”与“道理”，找回“童心”，找回“最初一念之本心”，这样他们就能“对经验开放”，“他们变得更易于了解源于自身机体内部的情感和态度，同时也变得更能认识周围的客观现实，而不是以先入之见一味硬套。他们能够看到并非一切树木都是绿的，并非一切男子都象刻板无情的神父，并非一切女性都拒人于千里之外，并非一切失败都证明自己毫无是处……。他们可以从新的环境中如实地获得证据，而不是曲解存在，使之符合早已持有的的模式。”（21）这种“变成我自己的人”，与李贽所说的“人之初”、“真人”是一致的，他们由于葆有一颗童心，不会被先入之见所左右，不会落如套板反应，而能如实地窥见世界的真面目，这也正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必须有的品质。李贽的“童心说”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之所以会有相同和相通之处，这不是偶然的，首先自然人性的复归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然东西方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但一旦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就有可能获得相似的理解。况且世界毕竟不完全是隔绝的，李贽的学说融会了老庄哲学，而罗杰斯的学说也有老子哲学的背景，马斯洛则对禅宗感兴趣。可以说是老庄和禅宗把李贽的“童心说”和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某些学说联系在一起。其次，李贽的学说和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相隔三个世纪， 但他们都面临着相似的社会问题，李贽所面临的是中国晚明时期市民经济兴起所产生的社会混乱，人本主义心理学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高度繁荣时期所产生的社会弊端，具体的历史语境是不同的，可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却有相通之处。

（三）李贽“童心说”的现代意义

迄今为止，李贽的“童心说”已经过了300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它并没有被历史尘封，相反，历史之流的淘洗更显出它的光亮。当我们已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的时候，我们觉得“童心说”向我们发出了信息，我们也向它投射出信息，在这两种信息的交换中，“童心说”的现代意义充分显示出来了。
首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期中，由于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影响，文学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文学成为非文学，文学的负载太多太重，“文以载道”，“文以载钱”，文学成为某些人赚钱的工具，成为某些人升官的工具，文学负载得越多，属于文学自身的就越少，文学的本性也就越残缺不全。文学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文学的本性与自然的人性是一致的，文学应该是人的本性的自由的诗意的表现，是人的天然诗性智慧的实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说明，今天文学本性的失落，根本上说是人的本性的扭曲和失落，因此，回到文学的本性，就意味着要求作家从各种各样的面具后面走出来,重新回到“人之初”，回到“心之初”，重新获得“童心”，或者得到“第二次天真”，作一个既不成熟又成熟的人，一个既深刻又有诗意的人，既保持人类的诗性智慧又能批判社会的人，总之是作一个有“童心”的“真人”。今日之文坛，“真人”太少，“假人”太多，所以文学的本性才在各种各样的“假言”"假文"中失落。

其次，“童心说”作为一种创作美学，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仍具有指导和启迪意义。文学的生命在于不断地出新，千篇一律的重复是文学创作的死亡。本世纪西方的第一个文论流派－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流派，提出了“陌生化”原理，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避免使文学创作落入“自动化”的套板反应，“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是描绘事物，仿佛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事物一样，他对待每一件事都仿佛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23），这样才能使文学创作永远保持新鲜与独创。童心说强调作家要有“最初一念之本心”，实际上是暗示作家们，要以那种对周围的事物永远是第一次看见的感觉去描写事物，也就是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看事物。儿童的眼光为什么总是充满诗意呢？为什么总能把周围的一切看成是生气勃勃的呢？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对周围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甚至叫不出周围事物的名字，所以他们眼前的世界是陌生的、新鲜的、活泼的，他们的所看的、所听的、所触的、所感的都可能是第一次，他们不得不按第一次的新鲜的感觉去描绘、去形容、去比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少文化适应，不会落入自动化，而总是充满创造，他们的想象力也不为世俗所染而超出常规。童心永远同别出心裁的创造联系在一起。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成熟而又充满童心的。他成熟、深刻、睿智、老练，说明他的创作达到了某种高度，形成了某种风格；但如果仅有这一面，则又说明他的创作已定型，他的风格已僵死，他已走他的创作的尽头，他再创作不出新的东西；只有在成熟的同时又葆有童心的作家，他看起来有不成熟的一面，但正是这童心所导致的不成熟的一面，使他获得“第二次天真”，他能摆脱社会化和文化适应给他带来的束缚，他能突破定型，以儿童般的率真无邪的眼光，看待早已看惯了的世界，发现出新的东西来。伟大的画家毕家索在参观了一次儿童画展后说：“我和他们一样大时，就能够画的和拉斐尔一样，但是我要像他们这样画，却花去了我一生的时间。”（24）毕加索这样说决不是谦虚，而是他深知艺术创造若象有新的发现和突破，就必须重新获得童心，从成熟走到不成熟,再从不成熟走到新的成熟，伟大作家艺术家的不断的创造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成熟只是达到的一个目标，而与不成熟相连的“童心”则是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创造的动力。由此可见三百年前李贽的“童心说”作为一种创作美学，不但属于过去，而且也属于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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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8）李贽：＜焚书·童心说＞。
（4）＜庄子·秋水＞。
（6）李贽：＜焚书·杂说＞。
（7）李贽：＜焚书·读律肤说＞。
（9）李贽：＜焚书·何心隐论＞。
（10）＜庄子·齐物篇＞。
（11）李贽：＜焚书·杂说＞。
（12）＜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
（13）李贽：＜焚书·答耿中丞＞。
（14）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上 。
（15）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16）（17）（18）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87页。
（19）（20）（21）见＜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01、307页。
（23）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第66页。
（24）潘罗斯：＜毕加索生平与创作＞，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