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与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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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与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

【摘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的重要理论资源:童庆炳的文学审美功能论来源于《手稿》中“人的复归”思想;童庆炳的文学审美活动论来源于《手稿》中的实践美学思想。
【关键词】童庆炳 文学审美特征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新时期以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庆炳先生为了纠正以往受“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影响而轻视文学审美特征的弊端,积极致力于文学审美特征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童先生说过,他是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著作的启发下“开始了自己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论的学术跋涉的”。[1](p1)的确,童先生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手稿》的启迪下取得的。

一、《手稿》中“人的复归”思想与童庆炳的文学审美功能论

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规定了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2](p50)马克思在这里从人和动物的区别出发,肯定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点——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这种本质使人可以把生产活动与本能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人的觉醒,正是这种觉醒,使人能够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地改造自然,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运用于自然之上,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身,并在作品中体会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

当马克思从“自由自觉”的人的本质出发考察现存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他看到了与人的本质完全相反的、人变成“物”的劳动异化状况。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剥削的存在,劳动成为维持生活的被迫行为,劳动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人的性质荡然无存。“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的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 [2](p81) 人“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饮食男女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2](p81) 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人变为物。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严重异化,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复归”思想。他呼吁将人从非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回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恢复劳动者的属人本质,完成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全面发展。

“人的复归”思想是马克思早期从人类学角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到了后期,马克思把人放在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的关系上,在诸意识形态的关系中来阐述时,则称为“人的解放”。显然,“人的复归”和“人的解放”虽然考察的角度不同,但是其中心含义是一致的,都是回到自由自觉的人的本性中,完成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童庆炳文学审美功能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根本要义,从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共产主义时所涉及到的“人的复归”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他曾明确表示:“在好几个共产主义的定义中,我最喜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1](p237)”具体而言,他主要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性、人的异化、人的复归的思想,从人的精神全面发展的角度,阐释文学对人的意义,强调具有审美特征的文学是人类精神之鼎不可缺少的一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精神贯穿于审美特征论始终。

按照马克思对人本质的定义,童庆炳认为人在实践中发展了自己全面的人的本质力量,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知、情、意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心理标志,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结果。因此,完整的人的精神本质应具有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心理机制。童庆炳从心理学角度切入,试图解决人为什么离不开文学艺术的问题。他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定为“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精神活动” [3](p54)在他看来,知、情、意作为人完美发展的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犹如中国古代的鼎的三足,共同构成人的精神生活。他指出:“人有三种潜能:知、情、意,科学、哲学、艺术就是人的知、情、意潜能的发挥。人要面对三个世界:自然、人际世界、内心世界,科学、哲学、艺术就是伸向这三个世界的桥梁。人性的建构有三个领域:认识的领域、伦理的领域、情感的领域,科学、哲学、艺术就是打开这三个领域的三把钥匙。人要达到三种境界:真、善、美,哲学、科学和艺术就是达到这三种境界的有力手段。” [1](p240)他特别指出,如果科学、哲学主要帮助人同外在自然对话,艺术则连接着人类的情感,主要帮助人类同自己的内心对话。生命活动由外出和归隐两部分组成。人只有在外出的活动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才会发现真、善,发现美,发现生命的意义。但人又不能总是外出,人需要归隐,归隐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回到心灵的故乡。所以,他认为艺术就是人类的情感故乡,人类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回归精神家园的行动,艺术自然是支撑人类完整的精神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

上述可见,童庆炳首先以马克思“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为理论依据。马克思把人和动物区别为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童庆炳则吸收了马克思美学思想中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思想,认为审美与人、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没有人的觉醒,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人的审美。” [7] (p13)审美是人在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是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认。其次,童庆炳吸收了马克思的人的异化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使人的精神和肉体同时损伤,人无法在劳动中实行人的机能,变成动物,人沦为物。童庆炳在讨论文学这一精神世界的骄子时,则更强调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人的精神的片断化、异化,关注人的精神现状的残缺,十分明显地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最后,他借用了马克思针对人的异化提出的“人的复归”的思想,强调了人的精神的复归。艺术是人类情感的避难所,是断片的人复归精神家园、精神故乡的有力途径。“艺术在发展人的精神生活,完善人性的建构,促使‘人的复归’的过程中,起了一种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作用。” [1](p246)

二、《手稿》中的实践美学思想与童庆炳的文学审美活动论

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历史上一切哲学的根本不同就是引进了实践的范畴,以实践为逻辑起点讨论人与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朱光潜先生肯定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对马克思的论‘劳动过程’的这段文章对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如果懂透其中的道理,就会懂得这个实践的观点,必然要导致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 [4](p10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所作的总结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的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动作作用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6](p177)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劳动也就是实践在人从动物中分离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在实践活动中与自然的主体、对象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改造了自然,使自然具有人的印迹,成为“人化自然”,同时人也在劳动实践中改造了自身,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完成“自然的人化”。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过程表达为“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 。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主体——对象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与动物完全区别开,促成人的全面发展。

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在活动论的框架中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审美实践论的特点。文学活动论是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得以建构的理论构架,从文学活动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践美学对童庆炳的影响。他曾援引《手稿》中的以下论述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 [5](p46)这段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童先生则把这种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为“人的生活活动”。为了清楚地说明人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区别,他又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第五章中对“劳动过程”问题所作的总结与《手稿》中谈到的人与动物的五点区别为基础,指出人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十分明显:第一,人的生活活动是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第二,人的生活活动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第三,人的活动是富于美感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在生活活动之外,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体验、和改造之外就没有人。人的生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既然人的生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那么,人的任何一种生活活动都是它的某种存在方式。而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生活活动,也是一种存在方式。” [3](p48~49)然后,童先生把文学活动放在整个人类活动的系统中,具体考察文学活动在人的活动系统中的位置,认为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可以看出,童先生把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作人的生活活动,他所说的“人的生活活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践活动。由此他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引入文学的审美活动中,而他对文学的解读从此具有了实践美学的纬度。这样,在童庆炳的文学观念中,不再仅仅用单一的认识论的、哲学的方式解读文学问题,不再提“文学是什么”这样的哲学层面的问题,而要提“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样的文学实践层面的问题。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当代文论而言并非细枝末节的变动,而是哲学基础的变更。根据当时文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用认识论的单一视角来研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状,已经不能胜任文学发展的要求,而且,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学方法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们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们不能深入到文学活动的内部,无法揭示文学的内部规律。时代提出要求,要求哲学层面的根本变化,童庆炳应和时代的要求把马克思的实践美学思想与审美论结合在一起,构成富有特色的实践的审美特征论。

童庆炳在“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的实践论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实践美学中以实践为联结点的主体——对象样式,深入到文学实践活动的内部,论证了文学活动的结构关系。他说:“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 [3](p62)可以看到,在文学实践活动的框架中,由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出发,他的文学审美活动论紧扣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两组主客体关系:作家——生活;读者——作品关系进行论证,是明显的实践意义上的主客体。文学的主客体关系作为文学审美特征论研究的视角之一,对文学现象的当代性解读也以主体——对象样式为根本样式,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统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注意了主客体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特性。实践意义上的主客体与认识论层次的主客体关系不同,主体与客体不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更是改造与被改造的互动过程。正是因为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建立在实践意义的主客体基础之上,所以文学创作和接受不再是一种平面的反映,而成为流动的过程,因而也才使得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文学成为可能,为进一步研究文学实践活动中的深层规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纬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4、朱光潜.美学拾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

7、童庆炳.审美是人生的节日[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8、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