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
佛教文學是指佛教內容為題材,旨在宣佛教信仰的文學作品。追溯佛教文學的源頭,最早可以從佛經傳入中國算起。隨著佛經被譯成中文,佛經中的文學作品隨即被國人認可和接受,繼之而起的是僧人的文學創作,由於中國自古就有士僧交往的傳統,歷代文人也寫了大量表達述佛理禪意的文學作品。從佛經文學到僧人文學進而延伸到文人文學,形成了中國佛教文學一脈相承的發展過程。 一、佛經文學的起源 佛經文學源自於佛經,自印度佛經被翻譯成中文以來,佛教便在中土開花結果。佛陀住世時,為讓弟子明瞭深刻的佛理,多採用「應病與藥」、「應機說法」的方式來講說佛法。他所運用方法主要就是形象化的譬喻,如<<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中佛曰﹕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佛法。後來,佛陀所採用的通俗的弘化方式被弟子所繼承,並在結集佛典時體現出很高的文學水準。當佛教傳入文學高度發達的中國,這一傳統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佛經在被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譯經師們運用了音譯、意譯和直譯等多種方式,同時採用多種文學手法加以潤色,使譯成中文後的佛經盡可能保持印度佛經的原貌。 在我們所見的佛經中,有許多經典都部分地使用了各種文學手法。如<<維摩詰經>>維摩詰居士示疾說法人關於神通的描寫﹕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即入其室,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 這一段經文描述了當文殊師利前往問疾時,維摩詰示現神把自己住所變成一丈見方的空屋子,裡面除了床之外無有一物,顯示了諸法性空之理。 在<<法句經>>中,也存有大量採用比喻的修辭手法的經文,如﹕ 若人壽百歲,邪學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進受正法。覺能舍三惡,以藥消眾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脫故皮。 這裡的經文運用了我們熟知的事物作比喻,十分生動而深刻地說明了人生當接受正法,改惡從善的道理,實際上這也是一首含義深刻的哲理詩。 有的佛經還可以完全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這類經典中最有名的是<<佛本生經>>。 <<佛本生經>>是記載佛陀在此娑婆世界中所做功德的故事集。它是在印度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詩歌、格言的基礎上形成的。該故事集以一個個生動的故事,讚揚了佛陀前世自利利他,濟度眾生的動人事,具有普遍的教育意義。 <<佛本生經>>中的每則故事大體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佛陀現世的情況。另一部分是他過去世的行事,表現為他為鹿、猴、兔、鴿或示現為國王、貴族、商人、窮人來渡脫眾生之苦。最後一部分是關聯語,由現世佛陀出面說明過去世的事情與現世的關聯,指出行善者是佛陀自己,做惡者為加害或反對佛陀的人,從而教化眾弟子。<<佛本生經>>人的人物性格鮮明,情節曲折動人,是不可多得的文學佳作。 另一部佛經文學作品是<<百喻經>>。我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先生對其十分推崇,並曾自己出資印贈該經。<<百喻經>>是一百則寓言故事的彙集,每則故事都是通過情節完整的故事來說明一個深刻的道理。如其中有一篇<<踏長者口喻>>云﹕ 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腳踏卻。 有一愚者,不及得踏,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踏卻;欲唾之時,我當先踏。」 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踏長者口,破唇折齒。 長者語愚人言﹕「汝何故踏我唇口﹖」 愚人答言﹕「若長者唾出落地,左右諂者已得踏淨。我雖欲踏,每常不及。以此之故,唾欲出口,舉腳先踏,望得汝意。 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返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這是個講述了一位富翁的傭人想討好他,卻適得其反的故事,說明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時機,時機未到,勉強追求,反而會帶來苦惱。讓世人知道甚麼時候做甚麼事才是合乎時宜的,不合時宜或因緣未到就不能勉強而為。 佛教文學作品引入中國,是中國佛教文學的開端,佛經作品中的多種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給後來佛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盛,得益於歷代高僧的弘揚。在夕法方式上,他們不衹拘限於口頭的宣講,而且還以詩歌的形式來傳播。其中很多僧人還成名垂青史的詩僧。僧人作品中不僅有詩歌、偈頌,還有俗講和變文。
僧人詩的興起是在東晉以後開始的,東晉時期的支遁(314—366)是我國最早的詩僧,他的作品今僅存「八關齋詩」三首。
契此和尚(﹖— 916)的<<播秧詩>>是至今被我們所稱頌的僧詩名篇。
詩曰﹕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禪門中的行、住、坐、臥、擔水、砍柴……皆是禪,這首詩就是根據插秧的經驗所表達的禪悟,作者在詩中並不僅僅是強調「退一步海闊天空」之類的處世哲學,而主要是強調事物的相對性,在一定條件下低就是高,退就是進。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能開闊自己的眼界,調整自己的世界觀,使心靈和行為達到更高的境界。
除了寫作詩歌,有的僧人還寫有偈頌,以表達證悟的境界。宋代佛印禪師的<<磨磚作境不為難>>就是這樣的偈頌。
偈云﹕
磨磚作鏡不為難,忽地生光照大千。
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這首偈頌是為懷讓禪師開導馬祖之事而作的,前兩句是說禪悟之後,碓能達到一個神奇的境界,心地光明,上下洞徹,磨磚作鏡也不是難事,關鍵在於能悟。後兩句是說那些祇知坐禪求悟的人,亦如鞭牛而行,並未理解到向外馳求之不可,也就衹能一味著相地在「磨磚作鏡」了。
玄覺大師的<<永嘉大師證道歌>>,以歌謠的形式描述了對修行的見解和證道的感悟。這首長篇歌謠被歷代禪者奉為禪修的寶典。現節選片斷如下﹕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給逢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
我師得見燃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歷代以偈頌、歌謠形式闡釋禪悟的僧人還有很多。例如﹕良價禪師的<<開悟偈>>,龍山禪師的<<示法偈>>,自在禪師的<<三個不歸頌>>以及希遷禪師的<<草庵歌>>等等。
僧人佛教文學發展的最高成就是唐代的俗講和變文的出現。
俗講是利用多種藝術手法為俗眾宣 講經文、教義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其最初是由六朝以來佛家的「轉讀」與「唱導」演變而來。俗講的講者盡為高僧,即所謂俗講僧。他們有主經的部講,主講解的法師,主吟偈贊的梵唄等。俗講有一定儀軌,維那鳴鐘集眾;法師、都講上堂升座,作梵念佛;說押座,開題,說莊嚴、懺悔、受三歸、請五戒、稱佛名等。正式講經,先由都講詠原文若干,法師即就經文敷陳講解,繼以唱辭。一段完了,例以套語催經;於是都講再詠經若干,次由法師解說。如此反復,直至講畢,以解座文結束。俗講的底本,就是講經文。俗講的經文,都是散韻結合,說唱兼行。說為淺近文言或口語;唱為七言、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斷、側、吟之類的辭語,標示聲腔唱法。
俗講,又稱講經文,取材全為佛經,思想內容均為佛教的無常、無我、苦空、 業惑、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脫等等教義。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描繪、抒情等手法,廣譬博喻,縱橫騁說,把深奧的教義轉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容,張弛起伏的情節,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旨在說明供養人間師僧,即是敬奉佛菩薩。故事用一位國王毅然拋棄人世的榮華寶貴,屢遭種種磨難仍甘於為仙人的供給走使,執著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來表現。情節波瀾起伏,故事娓娓動聽。又如<<維摩詰講經文>>,規模宏偉,想像豐富,甚有文學色彩。其中對於魔女的描寫,極盡鋪陳渲染之能事,辭藻華麗,帶有駢文的節奏聲韻之美。
變文是唐代民間創作的一種新文體,其體裁是有說有唱,後來為佛教俗講所借用。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但當「變文」成了一個專稱之後,便不限定敷衍佛經故事,而是用時人所喜聞樂見的詩文結合的新人體重新加以敷演,使之通俗易解,所以變文是說唱俗文學,是供藝人演唱用的底本。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變文大多保存在敦煌說唱類作品中。如<<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等,變文的特點,一是說唱相間,散韻結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語或淺近駢體文;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偈句韻的七言詩。這種體制雖與講經文相似,但變文一般不引原經文,唱詞末句也無催經套語,不標「平」、「斷」、「側」。二是說白與吟唱轉換時,每有慣用的過階語作提示,如「……處若為陳說」、「……時有何言語」之類。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獄卒行至第七隔中,挑青幡,打鐵鼓:「第七隔中有青提夫人否?」其時青提第七隔中,身上二十九道長釘,鼎在鐵床上不敢應。……獄主聞語,扶起青提夫人,母瘦卻二十九道長釘鐵鎖腰生杖轉繞,驅出門外。母子想見處:
生杖魚鱗似雪集,千年之罪未可知。
七孔之中流血汁,猛火從娘口中出。
蒺藜步從空中入,由如五百乘破車聲。
腰腎豈能於館舍,獄卒擎叉左右遮。
……
阿娘昔日極芬榮,出入羅帷錦帳行。
那堪受此泥犁苦,變化千年惡鬼行。
口裡千回拔出舌,胸前百過鐵犁耕。
骨節筋皮隨處斷,不勞刀劍自凋零。
……
兒與娘娘今日別,定知相見在何年?
那堪聞此波吒苦,其心楚痛鎮懸懸。
地獄不容相代替,惟知號叫大稱冤。
隔是不能相救濟,兒急隨娘娘身死獄門前。
這段變文將散文和韻文組合得十分和諧,在散韻轉換處以「母子相見處」作為過階提示語。從而把目連救母的故事講述得可謂感天動地。三是變文演出,或輔以圖畫。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的標目可知。《降魔變文》正面為圖六幅,背面抄與畫圖內容回應的唱辭六段,是變文配有圖畫的證明。
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類:一是演說佛教故事的宗教性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這類變文通過佛經的故事說說唱唱,宣傳佛家的基本教義。但它與講經文不同。它們不直接援引經文,常選佛經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發揮,較少受佛經的拘束。二是講史性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它們大多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軼事趣聞,吸收民間傳說加以渲染。第三類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等。
佛教的興盛,促進了唐代僧人弘法方式的變革。俗講和變文就是這種變革的結果。俗講和變文的產生,使佛教深奧的義理變為通俗淺近,從而為更多的人接受佛教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僧人獨創的這兩類特殊的文體形式,也大大擴大了唐代文學的體裁,為唐代文學的繁榮注入了生機。
僧人佛教文學是繼佛經文學之後興起的另一類文學形式。歷代僧人在詩歌、偈頌和歌謠中,不僅表達對經典教義的理解和修證的體驗,而且還抒懷言志,關心民生疾苦。俗講和變文的出現,使深奧的佛教教義變得通俗,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僧人文學補充了中國文學表現內容和體裁的不足,是僧人對中國文學做出的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