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中乡村权力的重构

提要： 1938 年 5 月由于福州、厦门沦陷，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由此引起闽中乡村社区激烈的 社会 变动，进一步改变了士绅这一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三四十年代的闽中乡村依然处于典型的农耕社会，各种权力关系都是围绕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展开的。在国家、宗族与乡绅的冲突与互动中，国家行政权力不断渗透，旧士绅权利进一步削弱，新士绅兴起。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文化 网络 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占有它就意味着获得某种支配权、控制权。誰掌握着决定权力分配的社会资源，誰就获得权力，誰就获得 政治 统治。

关键词： 闽中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

on the evolution of power structure in the villages of central fujian
abstract: since fuzhou and xiamen fell into enemy hands in may,1938,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fujian moved to yong’an, which caused violent social changes in the villages of central fujian and further changed the living state of gentry as well as country’s power structure. during the 1930s-1940s, the villages of central fujian were still a typical farming society. and various power connections centered round the occup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among state, clansman and country gentleman, state administrative power was constantly penetrated , the power of old gentry further weakened and new gentry rising. all this indicated that cultural network was the source of obtaining authorities and other benefits and the possession of it meant gaining some power of domination and control. whoever mastered the social resources deter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obtained the power and political ruling.

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 中国 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即国家权力的扩张给乡村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 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已有部分论著探讨了这个 问题 。杜赞奇在考察了华北乡村权力组织与结构的变化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指出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 [i] 这一解释框架展示了一个新的视野，但也显然带有区域经验的局限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区域个案研究来充分揭示 20 世纪上半期国家与地方政权的演变由此引起的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

福建中部地区（ 即闽中 ）位于闽中大山带中段，是闽西北和闽东南沿海“金三角”的 交通 枢杻，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现辖三明、永安两市和沙县、大田、尤溪等县。闽中地区虽偏处一隅，与外界的联系不多，社会的变迁相对缓慢，但是抗战爆发后，省府内迁，加速了这一社区的社会变迁。本文试图通过 分析 抗战时期闽中社区乡村士绅的生存状态，来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

一

人类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群体性社会行动的特性，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群体形式之一。组织是社会调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它规范协调人们的活动，从而更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罗兹曼等人在其所开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清单”中，列出了基层行政、 教育 、商业、宗教、公共事业以及非法会社组织等六个方面。 [ii] 在我们看来，在闽中社会变迁中较为明显的社会组织是政治组织。在传统的闽中社区，尽管缺乏专门政治社会化的角色，但政治文化却显然很稳定，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但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 和近代化，这种稳定的结构逐渐被打破。

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源控制模式的 理论 以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占有和分配各种短缺的政治、 经济 、文化、社会的资源、利益和机会，造成一种依赖的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不得不以服从作为代价换取短缺的资源、机会和利益，进而达到约束人们社会行为，实现整合目的的社会过程。” [iii] 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里，控制乡村社区，掌握其统治权力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正式的，这是制度的合法性，是由传统专制政治体系本身所赋予的。传统社会里的臣民尤其是农民，在他们的政治意识中，从未从根本上怀疑过皇权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凭借着这种合法性，通过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系统，形成对 农村 社区的领导和支配的关系。但这种基层制度合法性的控制权力，由于控制体制相对粗放，除直接涉及国家要务的层面如财政（税收）、缉盗等方面外，很难真正深入农村社区的每个角落。因此，还有另一非正式的，不是基于政治制度的控制权力，就是在社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成员。他们凭借着自己在社区中掌握优势资源如地位、家庭与家庭的势力财产等，获得社区的认同，对社区形成控制，这种权力是属于权威型的，凭借着权威的 影响 ，左右社区居民的生活，这是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控制中国基层政治权力的最基本社会资源就是制度上与文化传统上的合法性，它们构成了控制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手段。杜赞奇在提出了“权力的文件网络”这一命题时，进一步分析说明，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传教者与信徒之间的关系等。 [iv]

诚然，权力结构就是一种关系网络，一种文化网络。权力的运作就是通过各种规范、组织人际关系等方面体现出来。离开了这种网络，权力亦无存在必要，但是文化网络及相应的权力结构的差异又是由社会资源控制模式的差异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网络即社会资源控制、支配的模式，两者有重合之处，但文化网络的本质在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只有从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角度，才能最终明了文化网络特征之所以形成。所以在研究 30-40 年代闽中乡村政治权力结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形成权力结构的基础。从基础的变化看待政治体系的演变，社会控制模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社区政治结构的演变。

从资源的角度看，体现近代基层政权组织变化最有特色的是对制度合法性的强化 ,这种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行地方自治与重建保甲制，二是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的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是同步进行的。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把推行地方自治作为党部首要任务。在推行地方自治的同时，南京政府重建了保甲制度，以强化对地方的控制。1934年4月，闽中乡村社区按编查保甲条例，实行保甲制。保甲制的推行，实际上是通过强化制度的合法性，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时人评论道：“保甲制已由民众的军事组织进而为国家内政之设施，再进而为社会事业、经济建设运用之枢纽，因为保甲制能延伸至每户，加强上下联系与互救互保”。 [v] 换句话说，保甲可以导致层层节制而运用自如，达到统治力直抵基层的效果，重建保甲组织有助于乡镇地方行政机构权威的确立。

从清末新政开始，近代各届政府一直在努力建立县政府以下乡镇的行政体系，以使国家行政权力能深入乡村社区。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乡村基层的控制，政府重新对区划作了新的调整，进行新县制的改革。 1940年前后，闽中社区各乡镇开始推行新县制。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主要是确立县以下区、乡（镇）、保、甲四级行政组织体系，以便有效地推行国家的政策。新县制的推行，国民政府把地方的政治、经济、武装、教育及民众组织等结合在一起，加强了地方各项建设，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和统一。相比较以前的政治控制体制，南京政府的这一政治设施的建设比较有效地实现了对乡村社区的政治控制。通过区、乡、保、甲四级基层政权制度的建构，省政府把统治权力延伸至乡村社区，在民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方政治中心的权威。

近代乡镇行政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治控制从县邑向乡镇，也就是向乡村基层延伸，企图以制度的合法性代替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真正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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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文献 】

[i]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40.

[ii] [美]罗兹曼.中国的 现代 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220-221.

[iii] 李汉林.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j]，管理世界，1994，（2）：192－200.

[iv]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4.

[v]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55.
二

无论是推行地方自治、重建保甲，还是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的建设，政府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受到了“政府贫困化”的制约。因为无论是机构运转还是培养行政人员，都需要相当的财政经费。据统计全国要全面的实现新县制，仅在县一级政权机构，就需训练 118.7万名政务人员，所需经费7.6亿余元 [i] 。但这时期，南京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是十分低下的，在人均国民收入并未增长的情况下盲目扩大政府机构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十分明显，这种压力使国家政权的延伸只能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在这里，杜赞奇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用以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的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 社会 关系 —— 如 中国 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 —— 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ii]

　　十分明显， 政治 上新的制度安排因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连有效的官僚机构也建立不起来。这样，南京政府不得不反过来依靠乡村原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 [iii] 来履行其诸如征收附加税和摊款等行政职能。显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要远远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也就是说，“国家政权的 现代 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iv] 这种榨取在政治支持方面特别具有负效应。与乡村利益相关的原传统保护型经纪即乡村精英，本来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行新政之时的主要政治支持，然而榨取的加剧使乡村精英纷纷退出乡村政治领导层，乡村的统治权落入到赢利型国家经纪一类的人手中，这极大地损害了国家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

南京政府对乡村渗透的失败，使它无法在乡村建立起有效的政府权威。也就是说南京政府无法通过对制度合法化的强化来达到对乡村权利资源的占有，达到控制基层乡村社区的目的，而控制基层权力的另一个社会资源 —— 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在政府权力渗透过程中却不断削弱。

晚清时期，清政府除地方行政官员外，用以深入乡村的统治结构的下层 网络 是一个虚弱的、有缺陷的系统。在地方政府 —— 士绅 —— 村民的权力网络中，士绅在完成国家权力对村落共同体的社会控制职能方面，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在乡村社区里，士绅是个管理社区的群体，执行着许多社会任务。如充当社会领袖，组织社区的防卫，调解人民日常的纠纷，关心人民生活，为社区人民树立楷模，以及帮助人主持婚丧事宜等。但是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政府征税，乡绅是县衙能够按时收足捐税的保证。近代以后，地方征税日渐频繁，士绅在这方面的职能更加明显。因此士绅作为一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在维系正常社会秩序的官绅民三种力量中，灵活地也是谨慎地逐步突破法定的限制，使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也更为多样。绅士并不像官员那样拥有钦命的权力，却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的实际权威，“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也。……绅衿上可以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下可以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岂不使百姓赖其利，服其教，畏其神乎？” [v] 以社会权威而不是以法定权力资格参与封建政权的运作，绅士阶层便集教化、治安、司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 ,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这即是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也即是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体制。在闽中乡村社区，这一传统的合法性往往是与宗族势力联结在一起的。

在封建政权强盛时期，宗族在封建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安定的局面，然而在封建政府吏治腐败、权势衰微时期，宗族则能团结族众，与地方政府抗衡，使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因此，清政府在扶持、劝导宗族达到稳定社会的同时，又担心宗族势力过于膨胀，难以驾驭，这样，清政府利用宗族治理民众外，又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掌握的保甲组织。然而， 历史 上闽中乡村社区保甲制的实施非常糟糕。由于绅士一开始对保甲制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结果致使这一制度在实施中功效甚微。 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族正制。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阎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 [vi] 除通过族正制 发挥 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 问题 ，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像 闽中乡村社区的大部分事务，如治安、救济、教化等工作都是由宗族士绅来主持，由宗族来承担的。因此大量的史料都反映出，在闽中乡村社区，宗族首领利用官府赋予保甲组织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对宗族、对村庄的控制。可以说，血缘团体和行政区划是同一乡村社会实体的两个侧面，它使宗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

国民政府力图改变这种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 20世纪30－40年代，对制度合法性强化的努力即国家政权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而且，由于切断宗族与乡村政体的纽带，使新的乡村政权失去旧有的文化网络中的合法性。 特别是政府企图借助地方自治、重建保甲和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的建设来防范地方势力的 发展 ，确保对地方的控制，这实际上是通过强化制度的合法性，以削弱宗族士绅利用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来获得左右社区的势力。

在晚清时期，为了保护社区利益，士绅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 讨 价还价。但即使在受到财政和行政双重压力之时，他们与正统秩序仍保持一致，因为，在文化网络之中，他们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法统与帝国政权是分不开的。 20世纪的国家政权现代化运动迫使乡村领袖与传统文化网络逐渐脱离关系而越来越依赖于正规的行政机构。1939年福建省政府下令： “查镇保甲长负有执行县政府委办事项及办理本乡镇保甲自治事项之双重责任。值兹动员戡乱，并准备行宪时期，其责任较平时尤为重大，如有不称职者，该管县政府基于行政上之监督权，得予撤免”。 [vii] 因此，士绅们得按政府的旨意行事，否则就会被撤职，甚至被拘禁。三元特种区列东十八保五甲甲长魏秉扬“身为甲长，不知奉公守法，胆敢在联保办公处吵闹”，依照违警罚法被“处十日拘留示敬并将甲长职务撤委”。 [viii] 摊款增加是 20 世纪的特有现象，它是导致乡村领袖与村民暗中或公开对立的主要因素。 在抗战时期的闽中社区，由于沿海抗战、省府内迁，各种费用的征收繁多，地方士绅要完成政府的征收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因此国家政权的深入所产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压力已十分繁重，抗战爆发后，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强，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 他们每每以“父母年老，目不识丁，能力薄弱”、“家境困难，薪俸无法维持，拟辞职经商”、“经费无着，办公费无多，应酬费、杂费无法报销，又不能设法弥补，每月损失 20 万左右”、“办事人员稀少，未能专责，事务繁多”、“病，年迈”、“经商亏本”等理由提出辞呈。因此在档案馆的 文献 资料里经常出现“未肯负责”、“多藉词推诿”等字样。这种现象以三元特种区列东保保长联合办公室主任魏植俊的辞呈最为典型：“当此非常时期，尤以本联保之地当孔道，政务纷至沓来，费用东移西挪，地方千疮百孔，民生力竭财穷，工作既特别繁重，人员又非常缺少，推行实感十三分困难。”因此，他罗列了“身有残疾、身兼两职、任职期限已满、成绩不优”等不符保甲长选用办法的理由提出辞职。 [ix] 此外，根据省政府训令，任用乡政人员应就受训及格之人员中遴选，因此，“保长、副保长、国民学校校长教员调训时，伙食均由受训学员自备，校长教员月薪低微，保长、副保长无薪职，谋生已感不及，再加以抽调受训时购备制服、文具等必需品之支出，均属不赀，何能再自备伙食，致有以训练为畏途。” [x] 而且保长等乡管人员在任职过程中，还要受当地有权者的压迫，三元县杜筠乡筠竹保保长罗著启就因被“一、二服务 教育 者”压迫，他们伙同下乡人员拘捕保长，致使保长厌心保务，逃避他方 [xi] 。由于任保甲长负担沉重，本地的士绅甚至将负担转嫁到客籍者身上，列东十九保从江西迁至的一独居梅姓就被选为保长。 [xii] 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对“公职”畏之如虎，惟恐躲之不及。而这些保护人退出乡村政治领导层对民国政权尤为不利。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行新政之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当国家政权企图自上而下地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时，特别是在加强控制和推行现代化举措方面，它更离不开乡村精英的支持。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它的惟一结果是使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

1938年5月省府内迁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1940年全省推行地方自治。在1943年前，闽中社区各县各乡镇普遍成立临时乡镇民代表大会，按月召开保民大会，还成立农会等，这些保民大会和乡镇民代表大会等民意机关，负责选举或罢免乡长、镇长，决定本地重要事务。规定乡镇以下实行直接的民主自治权，乡镇层次则实行间接的民主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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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1840 — 1949）第1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445.

[ii]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 农村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65－67.

[iii] 注：杜赞奇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他们被国家权力所利用，称之为“赢利型经纪”，也称为“掠夺性经纪”.

[iv]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65.

[v] 金镜蓉.复抚军密查地方吏治文[a]，痰气集卷7 [z]，转引王先明.近代绅士 —— 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61.

[vi] 清朝文献通考，卷 23，职役[m].

[vii] 三元县关于乡镇公所人员就离职任免的报告、指令 [z],三明市档案馆82-3-60，1947: 198

[viii] 三元县关于乡镇公所人员就离职任免的报告、指令 [z],三明市档案馆83-3-58，1947:8.

[ix] 国民党三元特种区关于各保长任免 [z]三明市档案馆82－1－4，1939:27－28.

[x] 健全保甲机构办法、整编保甲 [z]，沙县档案馆，案卷号19，1940:138.

[xi] 三元县政府及各乡镇关于人事任免、就职报告表 [z]，三明档案馆82－3－57，1942:61.

[xii] 国民党三元特种区关于各保长任免 (2)[z]，三明市档案馆82－1－4，1939:37.

三元县以上三表数据显示出，村一级的行政人员的知识水平偏低，私塾出身占绝大多数，而小学、中学学历的比重偏低。但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和《选任保甲长办法》，乡政人员必须受训后才能任职。训练所的课程有民权初步、总裁言论、三民主义、公民常识、精神讲话、业务演习、国民兵役、军民合作，以及财政、民政、建设、军事、 教育 、卫生、警察、合作概要等， [i] 凡是有关自治 内容 的无所不包。虽然乡政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在短短的几天里要将所有的东西都学会那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接触了大量的新东西，与原来的私塾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考虑到乡保干部压力重重、“待遇菲薄，觅人不易，自新兵役法公布施行后又未列入缓征范围，是以旧有悬缺无法补足而现任人员亦均纷纷辞职，工作乏人， 影响 进令推行”，为此，大田县政府提出：“依国家总动员法，将合格知识分子予以征用”， [ii] 因此，凡受过新式教育者都有被委任的机会。特别是省政府内迁和厦门失守后，不少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如苏皖临时 政治 学院、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亦先后迁到福建内地。沿海先进的文化随着省府的内迁而向闽中腹地扩散，广大的闽中乡村社区在这股文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纷纷接受新知识、新文化。在当时中小学的课程设置里，不再是私塾里的四书五经，而是公民、国语、 社会 、 自然 、算术、劳作、美术、 英语 、数学、博物、卫生、物理、化学、 体育 、 音乐 等科，完全是新式的教育。我们再来看以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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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三元县干训所受训计划 [z].三明市档案錧82－3－99，1942:72.

[ii] 关于教育经费、地租学租、识字计划大纲 [z].大田县档案馆106－1－29，1935:106.

表 7 的数据表明，有 66% 的保长副保长都是小学、小学同等学历或受过干训班调训过的新式的受教育者，年龄也在 20 － 40 岁之间，易于接受新知识、新文化，易于政令的推行和地方基层政权的改革。因此可以说，抗战时期省府内迁，民众所受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并在新的政权体系中担任各种职务。他们已不同于旧的封建士绅，其中许多人从事实业、热心教育和地方公益事业，在地方上有了相当的影响和资望，并在地方政局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上两表充分地显示出，年龄在 20 － 50 岁之间的区长区员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区级行政人员，他们都曾任过或现任行政、教育、军事、社会团体等职。这说明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不仅对涉及切身利益的生活事务和政治事件感兴趣，而且对他们所在的地区乃至国家的 问题 也表示了强烈的关心，他们的活动和注意力超出了家庭、朋友和家族而扩大到广阔的现实世界。在地方政局中，一方面努力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保护自己和地方的利益，这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近代化的一种特色。

通过对抗战时期闽中乡村士绅生存状态的 分析 ，我们可知，文化 网络 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 它之所以是 “ 源泉 ” ，是因为文化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占有它意味着获得某种支配权、控制权，说到底，政治权力问题涉及到的是权力的分配，谁掌握着决定权力分配的权势资源，谁就获得权力，谁就获得政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