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活力探源

　摘要：以白鹿洞书院为代写论文代表的书院，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教育奇观”。古代书院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们妥善处理了“不变”与“变”的关系，在回应历史剧变的挑战过程中，保持了自身的特色和独有的书院精神。同时，以道德为教育核心的定位及独具魅力的办学特色，也为书院教育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书院；教育活力；道德教育

　　　　存续中国历史逾千年的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它传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以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出封建社会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教育奇观”，给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书院发展历程中的“不变”与“变”
　　
　　白鹿洞书院等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的一道奇观，是因为它们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保持书院的求是、兼容、怀疑与爱国精神，又能“因时易变”，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妥善地处理了“不变”与“变”的关系。
　　1、“不变”的传统——书院精神
　　书院集修书、藏书、印书、学术研究和讲学授徒为一身，从传统文化中脱颖而出，又怀抱着传统文化走向新的时代，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潜心向学、修炼心性、教研结合、教学相长、实事求是、重交流、倡爱国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传统同时向纵、横两个方向延伸扩展，使书院得以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如一，保持不变。
　　台湾教育史家张正藩教授在评论书院时说：“书院对于我国教育、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均有极大之影响。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优美，讲学自由，教训合一，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动自发之研究精神等等，若与现代大学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贯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的胡适也对中国的书院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书院可以和欧洲的大学研究院相提并论，“书院之废，实在是吾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2、“因时易变”，与社会发展同步
　　书院始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经元、明不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究其活力之源，是因为书院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能够“因时易变”，形成并保持各自独特的特点，从而保证了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同步。
　　最早的书院是建于唐玄宗前期的“丽正殿书院”，由“学士”们将隋唐中央藏书进行整理，整理完毕，号为“丽正书”，有一部副产品名为“四录”的目录学著作。参加的学士最多时有20人，但没有学生。此时的书院是一个官办的校书、藏书机构。
　　唐末五代，民间或私人聚书讲学活动兴盛，后发展成为授徒讲学，人们常以书院命名讲学之地，使书院具有了教育组织的性质。
　　宋初，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府等书院。北宋提倡兴办官学、忽视私学的三次兴学运动，对书院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书院日渐沉寂。但到了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又达到了鼎盛时期，书院数量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元代提倡私人出钱资、捐田亩建书院，同时元代各级政府更加注重由官方拨资兴建或修复书院，对书院经费进行管理、控制，由各级官府为书院安排院长，选任主讲，使书院具有了官学的性质。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明代书院作为与民间特别是知识阶层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化教育机构，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新的发展。
　　清代绝大多数书院已演变成同官学无区别的考课式书院，同官学一样沦为了科举的附庸。
　　综上所述，书院以其浓郁厚重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为底蕴，由各代名儒大师的理论作支撑，将历史与现实巧妙结合，占据了历史坐标的一席之地。
　　
　　二、道德教育——书院教育的核心
　　
　　从古今中外的教育发展史看，教育创办之初，都把德育放在首位。书院也不例外，也将道德作为自己的教育核心。
　　1、道德教育的架构——书院学规(揭示)
　　书院虽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与流播，但贯穿于其中的却是以“明人伦”(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追求完美道德、明白做人的道理)为最终目标，此为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
　　书院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书院学规(揭示)中，以南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为典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约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朱熹将封建社会的种种人际关系归结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五种，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这五种关系的准则写于揭示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并且在平时的行为中加以强化，从而起到规范人们品德的作用。实际上，“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明人伦”，即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用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制度的最终目的；它要求学者按学、问、思、辨、行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修养的准绳。总之，它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和学习修养的途径融为一体，循此施教，学者自能“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不必他人设置规矩禁防，就能培养“忠臣孝子”，保持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稳定，所以它一出现便成为南宋书院的统一范本。

　朱熹也认为，在修德与学习知识二者之间，修德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他本人也是为了修德才去讲学。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对学生的言行标准做了严格规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世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而展开的，意在要求人们要不断吸纳新的良好品德，以充实自身，从而达到追求道德最高境界的目的。
　　2、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教师言传身教，学生明辨、笃行
　　中国古代的教育讲究师道尊严，教师不仅要在学问上熏陶学生，更要在言行上示范、影响学生。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始终保持“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教师作风严谨，率先垂范，成为书院道德教育的活教材。学生以教师为榜样，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理解、分辨其中的道理，进而审思、慎独，达到明辨、笃行的目的。
　　
　　三、独具魅力的办学特色
　　
　　1、设立“讲会”制度
　　书院的“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并逐步制度化、组织化。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有关于讲会制度的规定。如“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 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会讲实为师生的平等讨论。东林书院的“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参乱”，等等。
　　“讲会”制度是书院内部的一种教学方式，书院主持人主讲时，每讲一题，一般都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师生互相切磋交流，将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讲会”制度还为不同学派争鸣论辩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书院聘请不同学派的名师讲学，使门户得以开放，百家得以争鸣。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促进了学术学派的发展与形成，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传播。
　　2、聘请名师讲学
　　书院不仅主张讲学，还自觉地把学术发展与流播与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书院变成了学术发展的策源地与传播基地。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了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得学术流派的传播在地理上更为广泛。据史料记载，自宋初几乎有名的思想家都到书院讲过学。如宋代陆九渊讲学于象山精舍，朱熹讲学于武彝精舍和白鹿洞书院，吕祖谦讲学于丽泽书院；元代赵复讲学于太极书院，程端礼讲学于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明代王阳明讲学于龙岗书院，王夫之讲学于岳麓书院；清代孙奇峰讲学于百泉书院，等等。在书院讲学中，一个书院的有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慕名远道而来的人，也可以听讲求教。朱熹整顿岳麓书院后，“四方学者皆至”。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许多田野老夫也慕名前去听讲。这不仅给封建教育的等级制与阶级壁垒以有力的冲击，而且普及了地方文化和学术，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
　　3、采取指导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有这样的信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实际是主张学生要知行合一，学问相济，思辨结合，并将这种思想融于教学之中，通过学、问、思、辨的为学过程明白道理，进而将这些道理应用到个人的“修身”、“处事”、“接物”之中去。
　　书院的课程和教学较当时的官学简便灵活，师生有较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书院重视学生自学读书，师生质疑问难，解说论辩，纪律严明，立法威重，风气井然。讲学者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仅是引路之人，学生要靠自己去积累学问，探明义理，不仅学会学习还要学会思考。这种将讲学者指导与学生自学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学生独立性、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养成，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4、“爱”是弘扬书院教育的主旋律
　　在书院严谨治学、潜心修德的讲学活动中，紧紧萦绕着—种“爱”的氛围。这种“爱”体现在讲学者对学生的“仁爱”、学生对讲学者的“崇敬的爱”以及讲学者和学生对书院的“热爱”中。这种爱是书院教育的精神支撑，是书院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烘托出了书院教育浓郁的人文气息。
　　总之，书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其“活力”之源还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其所提倡的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教研结合和以学生为主体等教育理念，是当代高等教育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