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一格。

　　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这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二）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　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

　　16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洲滋生蔓长。

　　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经济体系，华商的中介、华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避难。

　　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齐传。）。今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 “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注：又参见《东西洋考》卷3， 下卷。）柬埔寨有篱木洲， 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 菲律宾的涧内、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

　　早期华侨聚居区一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华侨文化与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世纪下半叶，明朝遗臣莫天赐开发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一时文风蔚然，几与中土媲美。（注：黄铮：《从〈嘉定通志〉看越南华侨的历史功绩》，载《印度支那研究》1980／12月增刊。）1777—1886年加里曼丹岛的兰芳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海外尝试，其首领罗芳伯自号“大唐客长”，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远道聘请中国书生开设讲堂，免费教授。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不时实行海禁，不许华侨返回故乡。这使华侨出国时断时续，也使华侨不得不长期寓居异乡。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华侨聚居区，文化的传承缺乏连续性，中华文化的这些移植点多自然消失。一部分华侨，单身男性（此时绝少有中国女性出国）多与当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成杂交文化。

　　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　 -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籍人林凤所部 “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5％， 几乎完全被菲西社会所同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 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与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

　　19世纪中期以后，华侨华人社会急剧扩大并发生深刻变化。五口通商，西方殖民者的经济侵略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小农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庭手工业受到致命打击。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大量农民破产。其时正值东南亚殖民经济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北美亦进入开发高峰，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契约华工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移民就在这种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大规模的出国潮，奠定了近代华侨社会的基础。华侨分布日益广泛，至二战前后，东南亚各地，如“千岛之国”的印尼和菲律宾，几乎每个岛屿都有华侨居住，绝大多数华侨则聚居于各大城镇，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937年马来亚（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与新加坡）华侨达210余万，占总人口的41.4％，其中新加坡占76.5％， 而在马来半岛的21个重要城镇中，华侨人数超过居民总数50％的就有17个。曼谷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华侨人口一直占全部居民的1／2至2／ 3 。1937年，南越重要商业城市堤岸的华侨人口占全部居民的49％，在西贡和柬埔寨的金边，亦达30％左右。（注：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5页。）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农民则通过国际港口香港和澳门，远涉重洋，移徙到遥远的美洲及檀香山、澳洲。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在世界各地城镇聚居，形成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

　　亲带亲，友带友，由宗亲或同乡牵引出国，连锁式互相提携的移民形式造成同乡同族聚居同一地区的现象。如泰国、柬埔塞以潮州人为主，菲律宾则以漳泉人为主，北美以广府（珠江三角洲）人为主，檀香山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占多数。与此相关，华人的职业分布也往往带有地域性。亲友相帮共谋生计下的华侨，其职业分布往往是以方言群为主集聚的，如19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行业全部被三邑侨商所垄断鞯厍南匆鹿萑床僮菰谔ㄉ较厝耸掷铩＃ㄗⅲ郝罄袂骸洞踊鹊交恕兰兔拦松缁岱⒄故贰罚愀廴榈?992年版，第26页。）

　　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

　　作为所在国的外侨组织，在华侨与当地民族尚没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华侨社团成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紧密相关。在新客华侨远涉重洋初抵异域时，侨团是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侨团负责为之寻找、联系工作以资谋生。华侨之间出现矛盾由侨领调解和仲裁；华侨子女稍长送入侨团建立的义学和其他华校；病倒了有自己简陋的医院；生计无着时有慈善救济；身死异地，葬入义山，或运回故乡，如美洲的苦力华工遗骨，侨团组织船只千里迢迢运回故土安葬。在19世纪美国华侨社会中，会馆是权力机构，负有保护照顾同乡的责任。移民初抵，侨团派人接应到会馆登记注册，并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找寻、安排活计，淘金热期间还贷款资助乡亲前往矿区。回乡之前，也要经会馆查实已经偿清债务。（注：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32页。）侨领则极类似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在传统中国，科举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乡绅是农村社会的无冕领袖。在华侨社会，官品、科举都与之遥远，唯有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尺，商人遂成为侨领，他们的作用比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兼为华侨自治社区的“父母官”。

　　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

　　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注：《椰荫馆文存》第2 卷，第223页。）华文学校一直处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间接控制之下。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

　　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

　　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

　　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 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

　　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贤传：印尼土生华人的政治与民族认同》，载《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