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道”思想的论述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天”、“道”、“神”、“人”、“皇”、“帝”、“王”、“霸”等思想进行了简要论述，并阐明了个人的一些见解。

关键字：天　 道　神 　人　 皇 　帝　 王　 霸

一、天、神&皇、帝、王、霸

原始社会无至上神“上帝”观念。于母系氏族社会，“神”仅是自然力的幻象。当时人们所崇拜的天地之神同日月山川之神地位平等。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神”才开始获得社会属性，出现了祖先之神、祖先崇拜等。但此时诸神的权限均未超出本氏族或本部落的范围。私有制及社会等级的形成与发展，动摇了部落及其联盟首领推选制的基础，推选制逐渐被与私有制相适应的世袭制所取代，部落之间以及部落联盟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在此社会背景下，作为部落首领的尧、舜、禹先后对原始宗教进行了加工改造，逐步形成了“天神”观念，并将其权限不断扩大。

可见，以“帝”称最高尊神成于殷商，而以“皇”称最高尊神则始于西周。“皇”、“帝”最早均是神王“天”的称谓，而用其作为人王的称谓则应是始于“天人合一”观念的最初雏形之后。“帝”（“上帝”）是在殷商时代产生的具支配其他上天诸神之能的大神，在殷商之后西周之际又发展成为高居于一切神灵之上、具无限权威的最高神，即“皇”。因此，“皇”是较“帝”具更高神圣性及权威性的君王称谓。

周朝时，行礼制、定谥法，“王”被用作周天子的专称，“皇”、“帝”则专称上古君王。可见，夏商周之际，“皇”、“帝”概念虽成，但君王仅以“王”自居，而 “皇”、“帝”仅用作祖先王的称谓，足见当时“天”作为至高尊神，其神圣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地位不容僭越及帝祖合一思想观念的盛行，而“王”是次于“皇”、“帝”的君王称谓。

东周之后，“天”的绝对地位逐渐衰微。春秋时，五霸先后兴起与周王分庭抗礼，有的也使用王号。为与周王区别，战国时政治家把他们称作“霸”。到秦汉时，上古君王也在名分上划分得十分清楚：最早的叫“皇”，其次叫“帝”，接下来才称“王”、“霸”，并举出其杰出代表称为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秦一统中国之后始称“皇帝”，直到封建末代皇帝溥仪一直沿用此称号。

“霸”虽然也属于君王一类，但与“皇”、“帝”、“王”有着概念上的差别。“霸”的本义是月魄，作王霸意的“霸”是“伯”的假借字。“伯”最初是诸侯国的国君，后来又用来指诸侯之长。春秋时，周王室权力衰微，齐桓、晋文等王伯先后把持天子政令。为把众王伯与诸侯国君区别开来，始借“霸”称王伯，即意为霸者。霸君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名分上与天子仍俨然有别。传说在颛顼时，共工氏曾以强力霸九州，古人把这“霸”叫做“九禄而王”，不算正式的君王。可见“霸”的概念实出于诸侯割据的政治形态，而并非一统天下之君主称谓。综观诸朝历史，霸主一统版图之后均改用王号自居，且后世亦无有称其为“霸”者。由此，“霸”实为次于“王”的君主称谓。

二、天道&王道&人道

夏立之前，“天道”与“王道”并未出现实质关联。后来，夏王朝的奠基者及缔造者，出于树立王权、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政权的需要，对多神的属性加以综合、抽象的改造。至此，“天”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性。天神不再是无际苍穹的幻影，而是宁宙的最高支配者。王者则自称其统治人间的权利为“天”所授，礼乐征伐皆是出于“天命”且合于“天道”，即“王道”亦是“天道”。天王二道合一始成。

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灭商而立西周。但周公帅师“东征三年”平定叛乱后，为树立周王至高无上权威、建立和完善西周专制主义政权，对“王权神授”观念作了重大修改：

首先，始立“以德配天”思想。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有德者上可得天之佑，下可得民之和。天佑而民和方保基业永固、历年不衰。“德”的兴废是夏商及商周更替的历史基因。暗含“天道”合于“人道”之意，天人二道合一始成。“德”既是“人道”之始，亦是“王道”之基。

其次，周公等人又打着“天命”的思想旗帜，宣布周王对天下土地及臣民的所有权，并将战争等暴力手段获取的土地所有权也一并归于“天命”；而此举却是以“天道”之名行悖于“人道”之“王道”（实为“霸道”）。由此，无“王”则无“天”，君神概念的合一性已深入民心并发展至炽盛阶段。周幽王太史史伯认为，只有对人类历史作出重大贡献之人及其子孙才有资格称君王。他虽也讲从天意，但主要强调的则是人事的作用，即“王道”须顺乎“天道”而合于“人道”，天王人三道合一始成。到东周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科学的发展，自然观从神学统治下逐步解放出来。天王人三道合一观念日盛。

本人认为，天王人三道合一是乃大势所趋、历史必然。既是王权强化的需要，亦是神性与人性结合之所求方物。且从其演化过程来看，实体概念的趋同必源自所应理念，即“道”的趋同。而“道”的合一亦是天王人三道合一的唯一可行之径。王是“天道”的接收者与奉行者，亦是“人道”的赋用者与运化者。“王道”即是天人二道的集中体现，“王道”亦必当是天人二道的集中受授。由此，王应当且必须成为天人二道的集化者，方可施行“王道”。人有脊柱，而“王”于某种意义之上亦为擎天之柱，即“天柱”：联天通地而贯人。

三、道&皇、帝、王、霸

本人认为，皇、帝、王、霸四者之概念区分当从其“王道”施行优劣之角度来衡量。“王道”是“皇道”与“帝道”于君权强化之社会历史进程下的全新演化，“霸道”则是“王道”的进一步政治延伸。“皇道”、“帝道”、“王道”、“霸道”的施行均需顺乎“天道”而合于“人道”，四者仅存在内容形式的差别而实无本质意义的不同。

“王道”重于“德”，“德”胜“术”而“王”：而“霸道”重于“术”，“术”胜“德”则“霸”。（理同“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王”之道，万民敬而仰之；“霸”之道，众人畏而惧之。王者称王多依德智，而固其王业则多假术力；霸者则恰恰相反，霸者称霸多借术力，而定其霸业则多附德智。但无论“王”“霸”取得并固持其基业均是“德”“术”并用。

另外，本人认为“霸”之古意最初具四层含义，即：“霸术”、“霸业”、“霸权”、“霸道”，后世引申出“霸气”之意。而霸者成其为“霸”，必由“霸术”巧取“霸业”而豪夺“霸权”方成其“霸道”。且从“王”字的取意来看，“王”乃主刑杀之斧钺，取意角度即为“霸业”，古亦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之说。而自古专制王权的取得皆是盗“天道”而制之，是最本质的权术反映。庄子亦有云：“圣王不死，大盗不止”。因此，“王”就其“术”之层面而言实为“霸中霸”；“帝”、“皇”则更甚之，分为“超常霸”及“巨无霸”。

从政治外延看，“王道”最初指先秦时期三代圣王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模式，“霸道”则指春秋五霸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模式。苟子认为：“亡”乃失败的政治模式，其特征是仅重术力：“王”是理想的政治模式，其特征是重德智；“霸”则介乎二者之间，是德智与术力皆重的产物。德智是成其“王”、“霸”之政治模式的必要条件。“王”、“霸”之差异，乃是德智多寡之异；二者与“亡”的区别，即是德智之有无的区别。我个人认为霸者以德智饰其术力完全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否则王者即无赏罚可言，“大道”无所应而“人道”亦无所施。“霸道”是“王道”政治可操性的必要补充，而“霸道”的合理性恰出自“天道”之于“王道”的赏罚之公。

“霸”、“王”、“帝”、“皇”四者就其“道”之施行，综而观之呈递增态势。“霸”仅能实现某一地区某种暂时的政治稳定，多为诸侯割据的一方之主；“王”所实现的是平定全国之后相对持久的政治稳定，诸方叛乱无以威胁其专制统治；“帝”则是稳坐江山的政治君主，天下昌和而民生安乐；“皇”则应是一统天下之开国之主，万民敬仰而英名远扬、周域诸国争相朝归。由此，“霸”、“王”、“帝”、“皇”四者无论单从“德”或“术”任一方面而言亦应呈递增态势。

四、道&天道、王道、人道

当古代原始社会进入父系氏族为基础的部落及部落联盟阶段后，由于部落远距离迁徙的频繁出现及生产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极大的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和提出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这一时期的宇宙发生论，表现为开天辟地的神话形态，其中以盘古开天地的故事最为著名。后来又相继出现“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淮南子·览冥训》）、“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淮南子·天文训》、《列子·天问》）的神话。两者均是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的补充。

“王道”自当是阴阳相合之化归，阴阳和合而取其中方为“王道”。由此，“王道”亦当是“术”“德”之阴阳并用；而“霸”之原意为月魄，字意主阴；且“霸”重阴“术”而缺刚“德”，故“霸”亦可理解为“阴王”。由此，“霸”亦当是次于“王”的君主称谓。

《周易·系辞传》有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而天神乃当时最高尊神，故“道”为“一阴一阳”、阴阳之和；“天”则为“阴阳不测”、阴阳和合。由此，“大道”即为一阴一刚而取其中，即阴阳二合取中，即为“一”，而此“一”即“中道”。董仲舒《乔秋繁露·天道无二》：“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即指“天道”唯一。故“道”者有二，即阴阳；而“天道”者一，为阴阳二道之合而取中，即“中道”。

君主专制的本质在于君主最高权利的无从制约性及无可分割性。而诸子即将这种权利的唯一性归本于“天道”。诸子认为：“天道”与君王为相应之概念；“大道”为宇宙之“一”，而君王为人间之“一”；君王是“天道”的人格化，而“天道”则是君王的自然化。君王的使命即是施人间之道，即“人道”：君权的唯一性出于“大道”的—元性，而君权的绝对性则出于“天道”的必然性。由此，“王道”亦当是顺乎“天道”（“中道”），并而合于“人道”。“王道”当是“天道”的人格化与“人道”的自然化。“王道”、“人道”均当是阴阳二道合而取中。前者为“术”“德”合而取中，是谓“中统”；后者当是“质”“文”合而取中，是谓“中庸”。而“道”之核心亦当是天地人的共同本质，即阴阳。

《论语·泰伯》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意指“天命”仅能顺之，而“天道”方能则之。则天女皇之号“则天”，即是顺“天命”而行、制“天道”而用之意。“道”为阴阳，而阴阳合易。“易”字由“日”“月”相合而成，上为“日”，下则为“月”演化而来。《庄子》载：“易以道阴阳。”《老子》有言：“物壮则老。”指万物变化趋于复归，如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观物外篇》亦言：“万物皆反，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也。”邵雍则更确而言之：“物极必反”。阴阳而易既是偶然更是必然，此则即是“天命”所归。因“天道”之始即为“中”，且“天道”之作“物极必反”，故当凡事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方能则“天道”而用之，“道”通且通“道”，即成其“中庸”。此“中庸”之“人道”即为“天道”于人之化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