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与古代自然法思想(2)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也有在每年的岁末十二月，对当年的政令实施情况加以总结并对来年做出规划的政事活动，即所谓“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诚然，这本身又是法制化政治生活的突出表现。如马晞孟说：“先王之时，岁终，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于是，饬国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经邦治；论时令之未协者正之，以授民事；至正月始和布焉，所谓‘待来岁之宜’也。”吴澄说：“国典，经国之常典；时令，随时之政令。国典有定，故饬正其旧而已；时令无常，故须商度所宜而行。来岁所宜，谓时令也；论时令必先饬国典者，时之所宜虽不同，要无不出于国典也。”[16]

最后，还有一些颇具象征意义的政令。一是，每年分别在春分、秋分之时，应天时昼夜平分而有两次校正度量衡的政事，即“日夜分，则同度量、均衡石、角半甬、正权概。”郑玄注云：“因昼夜等，而平当平也。”[17]二是，在春夏秋冬扶助安养的对象不同。仲春二月，“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仲夏五月，“养壮佼”；仲秋八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仲冬十一月，“饬死事”。郑玄注云：春在于“助生气也”，夏在于“助长气也”，秋在于“助老气也”[18]；孔颖达以为，冬则在于“因杀气之盛，以饬军士，令战者有必死之志。”[19]孙希旦则解释说：“仲春物始生，故存诸孤；仲夏物方盛，故养壮佼；仲秋物已成，故养衰老；仲冬物皆藏，故饬死事。”[20]又在夏至、冬至之时，为“阴阳争”的重要时节，前者“日长至”而“死生分”，后者“日短至”而“诸生荡”；孙希旦解释说：“死生分者，天以阳气生物，以阴气杀物，阳谢阴兴自夏至始，此万物死生之所由分也。”又说：“诸生荡者，阳复于下，而诸物之生气初动也。仲夏曰‘死生分’，惧阴之长也；仲冬曰‘诸生荡’，喜阳之复也。”[21]在这两个时节，行政令者的行为自应当有所禁戒，夏至时，“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冬至时与此相同，只是为了“以待阴阳之所定”[22]。显然，以这种重要的时令变化为契机，使行政令者能够洁身自律，以顺应时令的变化，其所追求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孙希旦说得好：“盖人身一小天地，其阴阳之气恒与天地相为流通，虽阳主生阴主杀，君子尝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然不收敛则不能发散，二者之气，不可相无。故天地之阴阳一有所偏，则无以育庶类；人身之阴阳一有所偏，则无以养其生。故于其始生也，务于有以养之，所以赞化育之道而尽节宜之宜也。”[23]

三、农事、工事：以农为本，适时兴工，不夺民时，不妨民力

在古代，农业生产是维系人们生活的主要产业，所谓“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24] 董仲舒说：“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25]作为由狩猎型和采集型过渡到农耕型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到王权国家产生之时，农业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由此产生重农思想，即以农业为本的思想意识。在先秦时代农本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在富国强兵为第一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各诸侯国都将重视农耕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魏有李悝倡“尽地力”之教[26]，秦有商鞅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之令[27]。此外，思想家也对农业生产多有重视，孟子以“深耕易耨”与“省刑罚，薄赋敛”相提并论，作为诸侯施仁政的手段[28]；许行更以重农而名家，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29]。荀子也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食也。”[30]。后世帝王、政治家、思想家，持农本主张的也不在少数。以汉代而言，惠帝、吕后时期以“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而称于史[31]。文帝、景帝、武帝等则每每下诏书，“以农事为天下之本”，又多行“藉田礼”以为农先[32]。足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33]的治世信条为历代圣君贤相所奉行，成为古代政治的根本原则。

毋庸置疑，农业与自然的关系最为直接，至为密切。因此，按照时令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不误农时，是古人早已总结出的经验。国家政令也必须以此为中心，才能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可以说是古代农业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礼记·月令》正是以这个原则为自然法则的。正如王船山《礼记章句》所说：“此三代田官劝农之政，亦他亡所考而仅见于此。凡此类，则《月令》之不可废者也。”那么，作为经验的总结，《礼记·月令》所列与农事直接有关的究竟有哪些规定呢？请看：

正月：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二月，耕者少舍，毋作大事以妨农时。

三月，命野虞毋伐桑柘。

四月，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驱兽毋害五谷。

六月，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八月，乃命有司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

十月，劳农以休息之。

十一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十二月，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藕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专尔农民，毋有所使。

对于工事，《月令》中也有规定：

三月，命司空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七月，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垣墙，补城郭。

八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

九月，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十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十一月，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助天地之闭藏也。

由上可知，在《月令》中工事包括建筑与造作两方面内容。有关工事的政令，有的与自然气候的变化直接相关，如三月的“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七月的“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都是为了防洪防涝，保障生产生活的。有的与生产需要有联系，如八月的“穿窦窖，修囷仓”，为的是秋收冬藏。有的与兵事有关，如十月的“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如此诸多工事即属于农闲之时的军事备战性质。十一月的“涂阙廷门闾，筑囹圄”则与刑狱有关，又有其应时的象征意义，即“此助天地之闭藏也”。再有，以造作而言，是因四季不同而有不同的程序，所以说“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郑玄注：“百工作器物各有时，逆之则不善。”并以为正如《周礼》弓人之职的“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体”一类的工序安排。引人注意的是，《月令》中的工事政令安排是比较集中的。一月二月无工事，却有“毋置城郭”的禁令，目的在于不妨农事。一般说来，古代的建筑工事多是农民以劳役的形式向国家尽义务的，故兴工之事不可以与农事发生冲突，农本主义又见一斑。

四、禁忌：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保护意识

既然是政令依天道而行，那么，就要注意到多方面的禁忌，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保障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人事，都是必须加以节制的。《月令》有如下规定：

正月，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邦，掩骼埋胔。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二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三月，毋有障塞。田猪置罘、罗网、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

四月，毋有坏堕，毋起土工，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毋大田猎。

五月，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六月，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有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七月，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

八月，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十一月，命有司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令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

上述所列各月的禁忌，多数都关乎农耕生产，有些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集中反映出古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存意识。诸如：孟春正月“毋聚大众，毋置城邦”，郑玄注云：“为妨农之始”，就是目的在于保证农民的生产。“不可以称兵”，也是如此。孙希旦解释说：“孟秋选士厉兵，则春夏皆非兴兵之时，独于孟春言之者，生气之始，尤在所戒也。”祭祀山林川泽时“牺牲毋用牝”，郑玄注云：“为伤妊生之类”，孙希旦解释说：“余月祭之或用牝，惟此月特禁之”[34]；于此月“禁止伐木”，郑玄注云：“盛德所在” [35]，其目的实在于保护动植物的生殖蕃衍。又七月不可以封侯割地，是与孟夏的政令正相对应，彼时“行赏，封诸侯”，此时则相反，其意义在于“以顺阴气之收敛”[36]。再有，如十一月不可以兴土工，在于此时动土会导致“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孔颖达《礼记正义》说：“于此之时，天地亦拥蔽万物，不使宣露，与房舍相似。今地气泄漏，是开发天地之房。”[37]其他闭禁之事是应冬藏之候，宫室人员往来之禁，则有政治防范的意味。

五、灾祸：天人感应观念下的自省与警世意识

既然依天道四时行政令被视为是有序化社会生活的根本保障，那么，有违时令就是有违天道，必将招致自然之灾祸和感应天道而发生的人事之祸患，即所谓的“天谴”、“天罚”。我们还是看看《月令》是怎样说的吧：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多殃疫。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咳，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以上所列，《淮南子·时则训》有具体说明，指出旬与旬之间的对应关系，既可以视为对《月令》的补充，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意：“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至；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在古人看来，有违时令的施政行为，必将招致天地自然与国计民生的灾难祸害，汉谷永说：“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38]正如孔颖达所说：“施令有失，三才俱应者……雨水不时，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国时有恐，人也。……为害重者则在先言之，为害轻者则后言之。”[39]宋张虙说：“行令，或以为天之行令，或以为君之行令；天令之不时，乃君令之所致，其实一也。”[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