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北地区的秧歌及其文化剖析

内容摘要：广灵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是在雁北地区成长起来的地方剧种①，源于古代农村祭神仪式表演和歌舞，并发展为戏剧形式。从其演出和音乐结构看，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产物。
　　关 键 词：地方戏 秧歌 地域文化
　　
　　雁北原系山西北部地区的概称，现已被朔州市和大同市所取代。“历史上长城在蔓延到山西北部地区后，分为两路，南路从河北阜平而进入灵丘、浑源，再经应县、繁峙、神池至老营一带，称为内长城；一道从北路蔓延到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又经右玉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处达于偏关河曲一带，称为外长城，雁北地区即是人们对于内外长城之间地区的习惯叫法。”②然而就在这样地域中生发了秧歌剧种，并展现出与其他秧歌所不同的特色。笔者将着重探讨雁北地区秧歌所体现的文化特征。
　　
　　一、从历史记载看其秧歌的文化源流
　　
　　雁北地区秧歌的起源确切时间无法考证。最早见于朔州马邑村《赵氏家志·记事八·唱愿戏》所载“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许愿周岁为送子娘娘唱愿戏。时有亘育红秧歌为六月六淋生戏，于正日日戏翻舌终，将班请于奶奶庙唱祝愿、刘婆送子、拾金、草场……”的记录。在朔州刘家窑村还发现有“雍正九年七月，议和班秧歌到此一乐，唱《安安送米》《双驴头》《赶子》《教子》《斩子》……”的舞台题记。然而从演出的剧目看，清初朔州秧歌的演出地点灵活，演出剧目多属“二小戏”或“三小戏”，或以歌舞为主，或以唱功为主。足见秧歌此时正处于发展期，存在“两下锅”或“风搅雪”的现象。
　　秧歌在我国南北地区都有，还有许多以秧歌命名的秧歌剧，广灵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就是实例。康保成先生针对南北秧歌“名同实异”的现象，指出北方秧歌实际是西域语“姎歌”同义语，是“汉族元宵社会舞队与维族‘姎歌偎郎’相结合的产物”③。笔者赞同此说法，且认为：雁北的秧歌源于古代农村社祭仪式表演和歌舞，经过长期历史变迁才逐渐发展为以“春节”为中心的带有节日庆典和祈丰意味的大众活动。地方志的记载又似乎昭示了它的发展轨迹。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大同府志》载：
　　其节序，“立春”前二日，优人、乐户各扮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演春于东郊。……元夕前日起，城市张灯结彩，垒旺火，郡城四大街尤甚。各乡村扮灯官吏，秧歌杂耍，入城游戏。十六日郊游，云“除百病”。是夜，设祭送先祖，妇女多哭者，清明夜亦如之。④
　　清道光十年（1830年）《大同县志》又载：
　　元旦，张灯结彩，贴春联；具牺牲肴馔，各以其力为差，祭天地、诸神及祖宗毕，家众以次祝贺。……“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⑤
　　这说明，在清朝中后期，雁北的秧歌在向秧歌剧转变过程中仍然呈现出传统遗迹。只是秧歌在发展后期更多受到外来剧种的影响，尤其是梆子腔的影响，早期的演出风貌才逐渐消失。
　　
　　二、从秧歌的演出看其文化特征
　　
　　雁北是中原与边疆接壤之地，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区。作为秧歌的活动区域，必然会对秧歌有所浸染和熏陶。从前引《大同府志》《大同县志》的记载来看，雁北的秧歌在发展期是与节庆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乡民们“仿傩礼”“扮故事”“唱农歌”，秉承着春祈秋报传统。在发展为秧歌剧之后，戏班常供奉“三官”，平时戏班每到一地，将上写“三官爷之神位”的牌位供上，叩头敬礼。这些习俗无疑是受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
　　然而，雁北作为山西的北大门，长期作为民族矛盾激化和融释的中心，受少数民族影响形成了重武轻文的心理。历史上，武功战将如云，文人学士稀少。“俗尚武艺”“少好争讼”“词讼简少”“鲜好文学”“渐于文字”等话语也在志书中频频出现。尤其明清时期，大同、朔州作为边塞重镇，驻扎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兵，他们平时务农，战时打仗。这一带形成了以屯、堡、卫、铺、所等带军事性质的许多村镇。这样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当地民众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他们对于戏剧更注重观赏性，而轻视伦理说教，歌舞剧和生活剧是雁北地区秧歌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受到了边塞游牧文化的影响。

　三、从地方音乐看其秧歌文化特征
　　
　　雁北地处边塞，长期以来多民族聚居，有着载歌载舞的乐舞习俗。在2000年，考古人员在位于雁北师院的一座北魏墓葬内出土了一批人种不同、动作各异的乐舞俑，上有“太和元年”（477年）的明确纪年。这些陶俑多数为乐伎，且正在演奏某种乐器，也有作“杂技”或“舞蹈”者。乐舞俑的发现是雁北地区各民族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雁北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也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历史上，在元朝人钟嗣成所著的《录鬼簿》中也记载了一位大同籍元杂剧作家吴昌龄以及他的十多部杂剧剧目。明代以来，雁北的歌舞演出较繁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明时大同代王府“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已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歧散乐者是也”。⑥众多艺人的流散必定会促进当地戏剧的发展。清代戏剧的演出更为昌盛。雁北地区的秧歌就在这种氛围影响之下逐渐从歌舞表演发展为戏剧。

　　“弦子腔”“罗罗腔”“赛戏”“耍孩儿”“道情”“梆子腔”等剧种长期在雁北地区互相争胜。其中“耍孩儿”“道情”“梆子腔”的流布地域较广，影响也较大。秧歌无论是剧目或音乐又都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诸如《偷南瓜》《拉老汉》《打灶君》《安瓜》《瞎子观灯》《打瓦罐》《借冠子》《顶灯》等成为它们共有的剧目。
　　另外，秧歌本是一种曲牌联缀与板式变化相结合的民间戏剧样式，俗称“梆纽子”结构。其中，曲牌联缀体唱腔又大致可分为训调、红板和小曲三类。训调有的从道情移来，有的受耍孩儿影响，有的为当地民歌俚曲，板式多从梆子腔中吸取而来。训调虽是秧歌的本源唱腔，清末以来却被逐渐扬弃，梆子腔虽是移自外来，却已完全地方化，成为主要唱腔。可见，雁北的秧歌在发展中，从各方面借鉴了当地其他剧种的长处，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的特征。
　　综上所述，秧歌在雁北地区非常普及，无论是剧种渊源，还是演出形式与音乐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当地传统文化与世俗表演艺术的影响，从而显现出浓重的乡土气息，且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色彩。
　　
　　注释：
　　①“大同秧歌”在其他资料中没有提到，但笔者在2005年以来的调查中发现在大同市所辖的碓臼沟等村落中的秧歌同样历史悠久。另据秧歌艺人刘善（男，89岁，碓臼沟村人）回忆，其祖父就是秧歌艺人，足见大同地区的秧歌也历史悠久，故在此提出“大同秧歌”。
　　②李富华，陈纪昌.明清以来雁北地区主要庙会综述[M].晋阳学刊,2007（3）.
　　③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9－71.
　　④⑤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545，548.
　　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口外四绝[M].北京:中华书局,195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