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1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现代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在西藏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改革，其中张荫棠、联豫改革，十三世达赖改革最具代表性。这几次改革不仅在当时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而它们彼此间也前后关联。

　　有关这几次改革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尤其是十三世达赖的改革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由于十三世达赖所处的时代背景复杂，十三世达赖本人又有复杂的政治经历，再加上他个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与影响，因此，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就备受重视。对于他在20世纪前期于西藏进行的这次旨在振兴西藏经济、军事的改革，一般认为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新之事，甚至是将西藏带进20世纪现代社会的一次尝试。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究竟发动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改革？这次改革究竟对西藏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关键，因为这牵涉到对西藏近代历史的整体发展方向的历史判断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学者还有一套不同的说法，他们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21年自印度返回拉萨后对西藏全体僧俗官员及民众发布的文告视为宣布西藏独立的声明，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分析历史，十三世达赖接下来所进行的改革就同世界近现代史上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族独立运动潮流相一致了，西藏自此以后的历史道路就成为民族主义性质的了，西藏的历史命运也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与周边大国相抗衡直至被吞并的过程［1］事实果真是如此吗？看来，探讨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牵涉到今天的具体现实问题，对于这场被一些人视为“现代化”的改革，还需要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与分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借助角色分析、社会互动理论等方法，以求对西藏近代的这次改革性质及其社会作用获得全面的认识。

　　一、十三世达赖改革的背景

　　自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历史也进入近代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曾经发生过一些程度不同的政治性改革，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这类政治改革有其共同之处，比如从其发动的情势看，都是被迫的，即在经受了外敌侵犯和屈辱后所做出的被迫图强自助的举动；从其内容看，主要是向西方学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性质上，因其发动者、参加者身份不同以及改革中所贯穿的主导思想不同而使各类改革彼此之间又有极大的区别。对于历史事件的不同性质上的判断无疑决定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感知与评判。历史学上的性质分类或范畴区别主要围绕历史背景而展开，对于西藏近代的政治改革分析，我们也要从历史背景入手。

　　十三世达赖改革的发生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十三世达赖改革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革一样具有图强自助的目的。那么，具体又有哪些历史因素促成这次改革呢？

　　第一，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以及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争夺是十三世达赖改革的基本背景。

　　英国殖民势力在对外扩张时，通常采取的措施是以通商手段谋求最大利益，当其意愿得不到满足时，就诉诸武力来解决。英国对西藏很早就产生兴趣，由于英国殖民势力很早就渗透到南亚次大陆，所以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势力代表东印度公司就图谋向西藏扩张。据藏族史学家的研究，东印度公司图谋向西藏扩张时，一开始并不顺利。其意欲通过尼泊尔开通与西藏的贸易的企图没有实现。此后，在1773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内部纠纷，出兵进犯不丹，当不丹向西藏班禅求助时，东印度公司借六世班禅出面调解之机会，派出波格尔等人进藏。据有关文件记载，波格尔进藏的目的是：联系并办理与西藏通商之事；调查西藏及邻近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交通情况；打通经西藏与中国西部的贸易道路；通过班禅与北京联系，开放中英贸易。［2］（p285）波格尔在日喀则待了很长时间，但最后失望而返。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英国开始采取用武力侵占喜玛拉雅南麓各国及地区的方式逐渐对西藏形成包围之势，以最终实现其渗透西藏并进而以西藏为跳板，将其势力深入中国内陆的长远目标。自1814年至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英国先后侵犯尼泊尔、锡金、不丹，迫使这些国家与其订立不平等条约，租借了锡金的大吉岭、强占不丹的阿萨姆段全部的18 个山口，这些地点都与西藏相邻，是为英国侵略西藏的桥头堡。东印度公司还扶持古拉伯·辛格亲英政权，鼓动其侵占西藏拉达克地区与勃律地区。在1841年中国沿海地区抗英战争时期，英国又唆使古拉伯·辛格政权对西藏发动侵略战争（森巴战争），以与东面的英国军队遥相呼应。［3］（p220）

　到19世纪后半期，英国更加快了对西藏的侵略步伐，在与西藏相邻的锡金大吉岭修建铁路与公路，沿途开设驿站，作好侵藏的准备。同时，英国人又组建一个由英印政府财政秘书马卡雷带领的所谓通商使团，欲开赴西藏，打通对藏贸易。这个通商使团的举动很快受到西藏三大寺及僧俗群众的怀疑、抵制。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桢、驻藏大臣文硕也上书朝廷，指出英国使团用心险恶，要求朝廷制止。清政府最后以外交上的妥协手段牺牲在缅甸的利益换取英国人不派通商使团的承诺。但英国人并不就此停下其侵略者的步伐。借口西藏派兵驻守边界要地隆吐山的正当行为是越界侵犯，把本属于中国西藏境内地区的隆吐山说成是锡金的领地，要求西藏方面撤兵。在受到西藏的坚决反对以后，英国人于1888年3月20日派兵 1330多人，越界向隆吐山发动攻击。第一次侵藏战争爆发，西藏人民在保卫祖国领土的抗战中表现英勇，用落后的火枪、长矛奋勇杀敌，给敌人以重创。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藏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最终失败，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续约”，包括隆吐山在内的大片地区被割让给锡金，原本与中国西藏保有藩属关系的锡金划归英国保护，其内政、外交完全由英国办理，西藏还被迫开放亚东为通商口岸。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对在西藏的利益看的更重，尤其是极具扩张野心的寇松（lord curzon）任印度总督后，加快了侵略西藏的步伐。为了达到其侵略目的，寇松及英国当局夸大俄国对西藏的影响，认为达赖身边的德尔智（dorjiev）是一个活动能量很大的人，就是他使西藏同俄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由于德尔智的确是俄国的间谍，而且在1899年和1901年以达赖喇嘛的信使身份两次前往俄国，寻求俄国的帮助。英国外交部无疑对此事相当关注，在1903年2月18日，英外交部官员为此事会晤俄国大使，询问西藏之事，并表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4］（p439）英国方面为了维护其在西藏的利益，自然会采取各种非常的手段。从1903年寇松与伦敦英国议会之间的通信来看，寇松早就有再次派兵进入拉萨的计划①（p132—147），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寇松在一步步实现他的计划。在1903年7月，英国派上校佛兰西斯，荣赫鹏率领一支500人的军队占领西藏的岗巴宗。随后，1903年底、1904年初，英国陆军准将麦克唐纳、荣赫鹏和锡金政治专员（the political offcer in gangtok）克劳德·怀特率领一支有5000多士兵和数千民工运输队组成的万人大军向西藏进犯，这支侵略军在曲米森格（chumi shenge）犯下欺骗和屠杀藏军的罪行后，于1904年8月兵临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出走蒙古，留下的摄政甘丹赤巴洛桑坚赞被逼与英人签订丧权辱国的 “拉萨条约”，第二次抗英战争结束。

　　总的来说，从18世纪中期英国人波格尔首次入藏开始，到20世纪前期，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通过最先的垂涎觊觎到最后两次直接出兵，对西藏震动很大。在1888年英国第一次发动侵藏战争时，十三世达赖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对于这次事件是有记忆的。在1903至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时，十三世达赖已经亲政，对于英军的暴行更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英军快打到拉萨时，率众出走。虽然后来他有亲英的倾向，但始终没有完全投靠英国，而是保持警惕和对英国人的不即不离的关系。英国人凭借极少的人数打败了藏军，这使十三世达赖首次认识到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他后来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其发端即为这两次事件。

　　第二，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50至60年间，除英国的侵略外，西藏还遭受到数次来自境外的侵略，同样是触动十三世达赖进行改革的重要的历史性因素。

　　在1834年，原本属于西藏的阿里三围之一的拉达克遭受到查谟（jammu）的道格拉族的进攻，这次战争的背后指使者是克什米尔的马哈热哲、古拉伯·辛格（maharaja gulab singh）和英国人，战争结果是拉达克为亲英的古拉伯·辛格所控制。1841年，辛格支持道格拉王宗拉沃·辛格派兵侵犯西藏西部，森巴战争 （西藏称道格拉人称森巴）爆发②。当时在驻藏大臣的支持下，西藏僧俗民众共同抗敌，最终打败了入侵之敌。但当时由于清王朝腐败，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官员也缺乏远见和国土意识，无视拉达克人民准备利用这次战争将道格拉人赶出自己的家园的大好时机，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结果西藏与道格拉双方停战和谈时，完全忽略了拉达克的归属问题，更没有考虑其在战略上的意义及英国人对此地的兴趣，最后，拉达克渐渐脱离与西藏的传统关系，并被英国所控制。

　1855年，在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的当年，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先后占据了吉隆、聂拉木、宗喀等地③（p846—847）。清廷虽然表示不容廓尔喀嚣张，但因被太平天国战事拖累，无法调拨兵员，加上十一世达赖喇嘛此时病重，最后在驻藏大臣赫特贺主持下，西藏地方与尼泊尔议和，被迫签订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使藏族人民备感屈辱。

　　以上两次战争虽然都不是发生在十三世达赖时期，但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十三世达赖亲政时期。尤其是西藏与尼泊尔的十项条约中规定每年西藏地方政府要向尼泊尔交纳一万尼币，给西藏财政造成负担，另一规定则使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还在西藏拥有类似西方在中国所具有的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尼在西藏的这两项特权一直延续到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

　　第三，复杂的政治局势是促使十三世达赖立意改革的前提和直接动因。

　　从1895年开始， 岁的十三世达赖上台亲政，在他执政的时期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对西藏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更无暇顾及西藏；另一方面，西藏处于英国的威胁和俄国的利诱之中，使年轻的十三世达赖深感政治的险恶；再一方面，西藏内部的局势更为复杂，在他之前的几位达赖都是英年早逝，这其中不排除政治上的权力争斗。十三世达赖刚亲政时也遭受到“第穆事件”的困扰④（p44—45），这一事件对他的一生都影响很大。几乎与第穆事件发生的同时，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又遇到十分棘手的事情，即瞻对之争。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议，认为英国人与俄国人交窥藏地，蓄意已久，提出西藏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加上当地民众对拉萨嘎厦政府所派官员十分抵制，要求把瞻对重新划归四川，并对川地藏区进行改土归流，此事引起西藏地方与四川总督的争执。西藏方面还对历来由驻藏大臣管理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八旗提出重划方案，要求归入西藏管辖。这种内部争执暴露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已具有对清廷不满的态度，这种态度对十三世达赖足以产生相当的影响。1904年康区再度爆发地方争执事件，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进行改土归流被藏区人民误传为其欲借洋人天主教会之力灭绝佛教，引起众怒，他本人被当地头人杀害，由此四川提督马维麒进康区“剿办”，1906年赵尔丰又率领军队“平乱”，并进行川藏交界一带地区的改土归流。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方面来看，赵尔丰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解决瞻对一带藏区受拉萨嘎厦政府所派官员的苛刻管理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较快地稳定了社会次序，对英国准备从察隅渗透的阴谋也起到扼制的作用。但在当时，西藏方面则认为赵尔丰损害了嘎厦的利益，对其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在清朝政府方面，其对于1904年十三世达赖出走蒙古之事处理欠妥，以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封号作为惩罚，此事又引出1905年西藏嘎厦及三大寺僧俗官员集体向清政府请愿，要求皇帝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随后清政府召见十三世达赖时，又有大民族主义的态度，让十三世达赖先在青海待了整整一年才准其入京，这极大地伤害了十三世达赖及其领导班子的自尊。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十三世达赖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发生改变，从对抗渐渐转为利用。在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派出使者访问英、法、美、德、俄等国的公使馆，各国使馆人员也借机回访十三世达赖。十三世达赖的这种姿态表明这位年轻的西藏地方政府首领开始改变过去西藏官员过于封闭的状况，他本人在与外国人员的接触中对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为其后来发动改革埋下了伏笔。④（p911）

　　第四，1906年——0910年，张荫棠到西藏“查办藏事”及联豫“新政”对十三世达赖也有相当的影响。

　　张荫棠是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官员，1906年向中央提出治藏新政被采纳，当年以副都统身份进藏，调查驻藏大臣及部分藏官在抗英战争时的恶劣表现，上报后清中央发文加以惩处。张荫棠“查办藏事”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很快获得藏族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他随即在西藏推行其治理政策，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交通、工商、学务、农务、巡警等机构，任命两位噶伦总体负责，据有关材料揭示，由于农务、盐茶等局给西藏财政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而一直延续到1959年为止③（p911）。1907年，张荫棠调离西藏，接替其“查办藏事”的是驻藏大臣联豫，联豫不仅沿袭张荫棠的治藏措施，而且还有新的举措，如创办藏文、汉文报纸，设译书局，开办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蒙养院（启蒙小学），等等，在当时也产生影响。不过，张荫棠和联豫在推行“新政”时，有大民族主义意识，试图以汉族的孔孟之道教化藏族群众，忽视藏族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其改良藏俗的做法是很难被藏族群众所接受的，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