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1)

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凡所经历三十余国” [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释迦谱》，僧祐撰。僧祐（445－518），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州）人，父世居建业（今江苏南京），《高僧传》卷11有传。“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著述，为中国撰著佛传之始。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著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

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祐《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著，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著，如范缜《神灭论》等。入录共百人，僧人19。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体。

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

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

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高僧传，见于著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祐《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著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

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慧皎（497－554），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自序其书体例如下：

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3]

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著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7人、附见274人。但因南北分隔，所记众僧以江南为多，北魏高僧仅得数人。就南朝而言，所记梁僧亦为数不多。

统观全书，以一篇篇高僧传记，表现出东汉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风貌、思想演变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传中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亚历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记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可与“正统”史书相互参证，补其不足。

所谓“释宝唱《尼传》2卷”，即传本《比丘尼传》4卷。宝唱，俗姓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续高僧传》卷1有传。梁武帝天监九年至十三年（510－514），撰《名僧传》31卷，又撰《比丘尼传》4卷。中国比丘尼始于西晋末凈检，自后代有其人。宝唱《比丘尼传》是第一部比丘尼专传，而且为民国以前中国惟一一部比丘尼传，著录晋、南朝宋、齐、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见51人，依时代先后，不分科目。因南北隔绝，书中所记多为江浙地区比丘尼。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王公颇有交往，足见其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妙音尼为（殷仲）堪图（荆）州”事[4]，可从《晋书》中得到印证，即是明显一例。

宝唱、慧皎开了中国佛教史学传写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响远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国，形成高僧系列史书。大凡此间问世的高僧传，都有这样三方面的价值：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材料；二，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

2、记寺庙兴废，以《洛阳伽蓝记》最为著名。

《洛阳伽蓝记》5卷，北魏杨衒之撰。伽（qie）蓝，梵语“僧伽蓝摩”略称，意为寺院。杨衒之，史无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无考。书首所署官衔“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仅此而已。《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25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小传，谓其为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据书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今日竂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则其书撰写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丁卯，547）。

北魏洛阳的40年间，先是佛寺众多、壮丽，如今残破、凄凉；先前为王公、庶士挥霍无度的一大都会，眼下是农夫、牧竖耕种歇息的一片废墟。字面写洛阳佛寺盛衰，文心为北魏政权兴亡！不仅撰写主题明确，而且编纂有致，书序写道：

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5]

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人们可以准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洛阳图，并按照城门方位、城内外里坊远近，标注出书中所记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的具体位置。

既以佛寺为主，重点突出，又用注释或追溯的手法，记每寺历史或故事，间或有相关神话、异闻。这决定其书具有两大特点：一、通过佛教寺塔兴废，反映北魏洛阳4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二、所记神话、异闻，绝大多数独立成篇，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馆臣评论说：“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6]其所采“外国土风道里”，则不仅仅“以广异闻”，而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卷5城北，仅记2寺1里。其记禅虚、凝圆2寺不足200字，而记闻义里则为全书最长的长篇。这样开头：“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以下记其行程。篇末记道：“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惠生西域求经，是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中国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纪》、惠生《行纪》、《道荣传》等均已失传，《洛阳伽蓝记》“以备缺文”，成为惟一珍贵史料，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

四、官修史书记载，一是《魏书·释老志》，二是《隋书·经籍志》。

《释老志》1卷，为《魏书》独创，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发展演变趋势。志序从“佛道流通之渐也”开始，说明“浮屠正号曰佛陀”，简要介绍其“经旨”、服道者情况、佛祖世系、诸佛法身等基本知识。自东汉章帝始，历述佛教传入、经卷翻译等情况。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其记述的重要内容，是为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指出：世祖太武帝毁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复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同时，记录群臣以传统观念反佛、从国计民生出发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当时兴佛、反佛的种种争执。

篇中对有影响的高僧，如鸠摩罗什、法显、昙曜、师贤等，均叙其事迹。各个时期“以义行知重”或“见知于当时”的沙门，均列其名。最后作以总结：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