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哲学研究1

85年前，“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到了世纪之交，苏联，以及一大批同样在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顷刻间土崩瓦解。据说，这些国家之所以遭受挫败，是因为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人为地进入社会主义。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多年来这个问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
　　
　　一、发展不平衡使俄国跳跃性地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而成为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不仅用枪炮捍卫了革命，而且用理论武装了革命。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评价说：“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革命的良心》第61页）印度学者称不断革命论为欠发达国家的革命理论。

不断革命论建立在对帝俄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之上。革命前的俄国处于高度的不平衡中。

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越来越大。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使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托洛茨基列举了俄国依赖西欧的事实：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这样，发达国家得到超经济利益，从而有效地消解了本国的革命形势。俄国却由于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其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帝俄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旦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来临，俄国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摇摇欲坠。

由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俄国可能，也必须跳跃性地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都是直接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复合发展规律。”
复合发展是国内外因素发展不平衡，不同的质互相影响而导致的：“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的名称来表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吸引、两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 （《托洛茨基主义》第３２页）
复合发展是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由复合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被背叛的革命》第219页）。

　　二、不断革命论认为，俄国将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将最后一个建成社会主义

复合发展是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也必然形成新的不平衡：
“在落后国家建立先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文化水平发生了矛盾。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被背叛的革命》219）。
因此，在统治初期，无产阶级就不但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必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它就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发生冲突，而且与广大农民相冲突。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工人、农民阶级还必须与逐渐成长起来的官僚集团斗争。

托洛茨基并不主张用刺刀输出革命，但他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开始的－－但它决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即全球化），使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一种垂直性的依赖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得到了深化），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似乎源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林彪政治集团的"5?71工程纪要"就指称张春桥、江青为托派）

　　三、毛泽东：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1959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些重要思想：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2、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3、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指：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
毛泽东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
我国学者何新指出：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看来，毛泽东的晚年理论虽然夸大了阶级矛盾，并且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但它对于观察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分野与冲突，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法，其价值不宜全盘否定。

　　四、俄国革命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的任务

革命者以社会主义为十月革命命名，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仅仅在于完成沙皇俄国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是彻底破坏原始完整的公社结构，并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会性固有的完整性准备前提。
最近俄国学者指出：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俄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世界现代化-工业化的历史潮流下应运而生的。革命从不稀罕从庸人手上领取一纸出生许可证。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理论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因此，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作为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其价值将永不磨灭。社会主义将与太阳同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实际上，它并没有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国有制一直被看作社会主义的一面红旗。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的形态之一，它的另一种形态是国有制。那么，资本主义也不能被解释成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劳动者与分离和独立的物质财富生产的进行不仅在私有制基础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也是可能的。所以，所有制不是界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国有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及早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序列，就能避免诸如“大跃进”之类的空想和历史悲剧。

　　五、苏维埃政权的两难选择

前面讲过，十月革命仅仅意味着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具体而言，俄国在社会主义之路上横亘着三座大山：

1、苏联极度缺乏工业化资金，但它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作出牺牲，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是工人农民当然不会自愿掏光腰包。
2、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容许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必须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不但与布尔什维克的信念相背，而且，随之产生的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等现象，亦将动摇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3、革命政权本身如何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避免受到影响导致官僚化和蜕化变质呢？
苏共党内多次大论争，如1921年新经济政策之争，1923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理论之争，特别是托洛茨基发动的官僚化问题之争，无不以这三个问题为焦点。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恩格斯在研究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时，曾经指出的两难处境：
“如果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时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药救的进退维谷之境：他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用运动本身的利益来保护异已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已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