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的背后（2）2

　　当然，毛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和中共如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当实实在在的老大，份量远远不够。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曾就“提苏联为首”这一说法解释道：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连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为首就很困难了。而苏联共产党有40多年的经验，是经验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113）

　　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其目的之一是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其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经济实力。赫鲁晓夫对毛这个自鸣得意的荒唐决策从一开始就不表支持。后来大跃进直接导致全国经济几近崩溃，农村人口饿死数千万，这样的瞎折腾事件招致赫鲁晓夫的批评。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赫鲁晓夫就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做法。（204）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281）大跃进的后果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其实并无偏差，这让毛脸面尽失，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更加强烈了。

　　国内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不但没有减少毛的争雄之心，反而激起他的好斗意志；经济政策不成功，毛就在其他方面出击，这使中国与苏联进一步发生摩擦。赫鲁晓夫虽对毛这个“好战分子”有所了解，但他仍想拉著中国一起推行他的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和平计划”。为此，他曾向毛及中共通报苏联的国际关系政策。例如，苏联大使曾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向中共领导人介绍过苏联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态度等。1960年，在苏联参加英、美、法、苏四国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呼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要形成共识；9月访问美国后他又在12月的匈牙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

　　尽管中共表示要“以苏联为首”，中苏两国之间还有“互助同盟条约”（依照此条约，一方卷入涉外冲突时另一方有义务参与），但毛泽东及中共处理涉外事务时依然我行我素。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击金门、马祖，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不但美国茫然不知所措，中共对苏联也事先未打招呼。赫鲁晓夫急忙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北京询问毛泽东到底要干什么，毛则轻率地表示，他只是想摸摸美国人的底。吴冷西在书中提到，赫鲁晓夫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讲话中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中共竟想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220）

　　1959年8月27日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此事导致中苏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未支持中国，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9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遗憾”。赫鲁晓夫更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共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某邦的竞选中失败，使印度领导人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50）中共当然无法忍受这种批评。陈毅曾指著赫鲁晓夫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224）周恩来在1960年7月14日至16日的北戴河会议批评苏联“不惜牺牲盟友利益来讨好民族资产阶级”，指责赫鲁晓夫在西藏叛乱问题、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问题上不为中国说话。

　　据吴冷西回忆：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年12月21日，赫鲁晓夫在与一位美国参议员会谈时，攻击了中国；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中国，因此开始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在兄弟党之间，由一个党的总书记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的恶劣先例（191）；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泽东”（250），赫鲁晓夫酒后吐真言，大发脾气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过去，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251－252）

　5.责难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中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十分不满。吴冷西举了3个实例：“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643），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中国国防部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利苏联的核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提出，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与苏联一起建立一个联合舰队（158），毛毫不客气地告诉尤金，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160）；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后，苏联曾先后建议派导弹部队和空军驻扎到福建前线（181－182）。其实，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中共就已经背地里指责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了：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先“不与各国党商量”（6），就是中共难以接受的，而且中共直到该报告被波兰共产党泄漏出去、《纽约时报》全文刊登时才见到书面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一起开会聊天时，认为在这件事上十分没面子，立即就联想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后来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说，“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35）

　　当时的官方认知是，两国间分歧的“实质问题是控制与反控制间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上升，自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173）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毛对国际环境的看法。赫鲁晓夫1959年9月为改善苏美关系而访美，动身前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决定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共高层从中引出了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之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229），甚至可能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208）。1960年5月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时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分析是“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271）。周恩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也这样指责赫鲁晓夫，“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330）。始终坚持毛泽东当时观点的吴冷西甚至把苏联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也解释为：“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的愤懑情绪，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191）

　　三、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1.毛、刘、邓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吴冷西的回忆录表明，在整个“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是主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则是几员冲锋陷阵的大将，整个领导群完全步调一致，无论是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所以，很难把这场大论战以及随后出现的中苏对立归咎为毛泽东的个人责任。

　　当然，论战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导的。他经常处于情感和理智双重兴奋状态，甚至不分昼夜地指导批苏文章的具体细节，连政治局常委会也挪到他的卧室去开。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开始后，毛曾指示说：由于苏联《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我们的批评也要指名道性；豺狼当道，焉问服理；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其他的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638） 1964年毛在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提到：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主要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733）

　　在这场论战中决策层的另一个关键性辅助人物是刘少奇。通常，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刘少奇就主持常委会，发动对其他共产党的公开论战，发表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是刘少奇主持下决定的。1964年元旦后中共发表了“六评”，这时苏方希望双方能停止论战。在刘少奇在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义。要在理论上打垮它，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我们要象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当然，在追的过程中也有间歇，打打停停。（661－662）

　邓小平也是这场论战的先锋人物，他多次代表中共与苏共会谈[11]；同时，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基本上被毛泽东当作反修斗争的工作机构。吴冷西说，论战工作是在“小平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点”（662）进行的。但已出版的研究邓小平的文著却鲜有提及邓小平在这场论战中的作用和形像。

　　2.与苏联翻脸争到了什么？

　　现在来回顾这场“中苏大论战”，究竟双方所争为何？从吴冷西的书可以看出，中苏之争既有意识形态之争，也有领袖地位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虽然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不满，但这不是争端的起源；还在赫鲁晓夫竭力拉拢中共、两国关系尚处在“蜜月期”之时，毛泽东及中共就先发制人地就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开始了对苏共的批判。尽管当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一小撮”——1963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年科时说，有43个党骂我们（545）），但中共其实深为这场争论的扩大化和在争论中带头挑战苏共而感到自豪。在1961年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如果不是中国党站起来说话，任何其它兄弟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领头，左派高兴，中间派发生动摇，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派最后只好退却。”（443）

　　吴冷西现在仍然坚持当年的官方看法：“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虽然其中某些论点，受当时情势的影响，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939）

　　但是，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当时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而毛的国际共运精神领袖之梦也彻底破产了。毛死后，当年紧紧追随毛指挥反苏“反修”运动的邓小平不得不部份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改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全盘否定了当年“反修”主张的正当性，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论战导致中苏全面为敌，中国最后不得不走上了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反苏“反修”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毛及中共为拉拢一些小国替中国捧场，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使国民利益蒙受了巨大牺牲。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千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份为18亿7千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份为5亿元。[12]而这些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中国勒紧国民的裤腰带为越南提供了巨额援助，最后两国关系却走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后果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毛及其同事们当年制定的这些外交政策有多少成功之处。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是，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不得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留给邓小平的最大遗产就是联美反苏。[13]这一决策虽然终于把中国从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解脱出来了，但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立意对抗美帝的初衷。

【注释】

[1]下文中园括弧内数字均为引用吴冷西一书内容出处的页号。
[2]参见吴书第640至641页。
[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78、536页。
[4]据美国多维新闻社2002年2月19日转自《莫斯科新闻》的报导，在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的那段时间里，斯大林患轻度中风症，经治疗后勉强出席了其70岁生日宴会，随即离开莫斯科赴苏联南方继续治疗达数月。毛见不到斯大林其实是因为斯大林仍在病中根本无法见客。但社会主义国家向来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况高度保密，连对毛这样最亲密的兄弟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不知道他不得不在莫斯科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

[5]苏共的这份“检讨书”发表在1956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
[6]吴旭君，“毛泽东的五步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利文出版社，香港，1995年。
[7]指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
[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处同注[3]，第524页。
[9]出处同上，第536页。
[10]出处同上，第440页。
[11]波兰事件后，中共获邀参加苏波两党会谈，邓与刘少奇同往；1960年北戴河会议后的中苏两党会谈是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1960年11月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是副团长，刘少奇是团长，邓代表中共发言，“把问题全摆到了大会上去，充份揭露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384）；1963年7月6日至20日邓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中苏两党会谈，为表彰邓的突出表现，毛曾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12]见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13]见《亚洲周刊》（香港）对李慎之的专访，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