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的来访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他为浙大师生作《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在谈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经济制度迥然不同,继封建制度之后是亚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演讲使浙大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却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时他的《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也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使广大师生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外,他的来访还给浙大带来了物质上的直接帮助。如他帮助浙大购买刚发明的维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为在贵州,冬、秋两季阳光极少,人们易产生一种皮肤病,但又缺乏必须的药品,他带来的药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对他给饱受战乱的浙大师生带来的精神食粮和物质帮助,竺可桢校长由衷地说,李约瑟的工作正是中国古话所说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约瑟的来访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当时浙江大学的许多学者、教授,如竺可桢、王 进、胡刚复、钱宝琮、张孟闻等都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成员,李约瑟有很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李约瑟写到:"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当时浙江大学疏散到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字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 进(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1],P,25) 李约瑟博士不仅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巨大鼓励,而且也得到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中国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异彩、瞩目于世,也为世界新文明的建设注入了力量。这一过程中,李约瑟与竺可桢之间建立起了诚挚的友谊,对以后浙江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到:"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1],P,25)这部《图书集成》弥足珍贵,李约瑟生前视为珍宝。此书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总之,李约瑟先后两次对浙江大学的访问考察,不仅使"东方剑桥"名声远扬,而且促进了战乱时期浙江大学与国际科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以后浙江大学的国际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到访和演讲,也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的教学和科研热情,使浙江大学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里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回顾这段历史,将极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更加积极地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朝着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的目标迈进,以不辜负李约瑟博士生前对浙江大学的赞誉和厚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 1975年;
[2]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英国来华教授陶德斯、尼德汉二氏来校参观讲演,全宗号53·目录号1·卷号1109;
[3]竺可桢日记(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Kweichow and Kuangsi, 《Nature》,Oct.27,1945, Vol.156;
[5]钱进,抗战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6]李约瑟,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科学,Vol .27,1944年第2期;
[7]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马伯英,名闻遐迩的李约瑟研究所, 科学,1990年第2期;
[9]贵州省湄潭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湄潭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