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1)

摘要：中国古代生产的起绒织物属于贵重织品，其贵重程度仅次于锦和缎，是历代对外输出丝织品中的重要部分。该文阐述了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利用以及起绒织物和起绒技术外传日本的情况；论述了日语“ビロゥド”一词实是源自中国福建省漳、泉地区的“倭缎”一词。

关键词：起绒织物、倭缎、天鹅绒

Abstract The brushed fabric produced in ancient China belongs to the expensive fabric, which is a little cheaper than brocade and sati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brushed fabric as well as the fabric and its technics spreading to Japan in Ming dynas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Japanese “ビロゥド”which really originates from the Chinese “Woduan”named i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Fujian, China.

Key words brushed fabric, Woduan, velet


中国制织这类织物的历史十分悠久，制织出的此类织品也极其细致精美。但由于纺织品在地下长时间埋藏很难保存，这类织物发现的比较少，兼之文献记载不多，而且往往比较隐晦，需另加诠释，故我们对历代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不是很清楚，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明代的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即是其中之一。



1. 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和利用

关于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情况，虽然与前代一样文献记载比较零散，但若稍微汇集一下，仍能看出其大致，即整个明代自始至终都在织作起绒织物。

明代有好几个地方都生产这类产品。除《天工开物》[1]和《福建通志》[2]提到漳、泉二州大量织制外，现知的还有甘肃、陕西和广东。文震亨的《长物志》是讲文玩和珍贵用物的著作，其书卷八有这样的记载： “绒单出陕西、甘肃。”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卷八也有： “绒单又名剪绒单”的记载。按：谓之单，大概系其门幅较宽。文是明晚期的人，曹是明初期的人，都谈到陕甘的绒单，即明谓陕、甘在整个明代都生产这类产品。

明代起绒织物的利用也是相当普遍的，不仅比较富裕的人喜爱服用，甚至一般百姓也有服用的，这在当时的书籍中多有反映。下列举几例：

其一，《水浒传》是明代完成最早的一部章回小说，相传出自明初的施耐庵和罗贯中，其书第76回即有以剪绒裁制战袄之说，所言为：“剪绒战袄蔡舞。”《水浒》虽属小说，所叙故事未必尽属真实，但写入其中的日用品大多为著者当时习见之物，很少捏造。

其二， 《天水冰山录》是明人过录藉没权相严嵩（嘉靖二一年入阁至四一年造黜放，公元1542－1562年）财务的清单，其内起绒织物（不包括未明书的起绒）有： “大红、青绿、沉香各色剪绒段二八正，青素剪绒十六正、天鹅绒头围一个、红剪绒獬豸女披风一件。”

其三，在《野获编》卷十二中有段讲张居正的事，其文句中有这样的话：“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

张居正在明代以长于吏治见称，于隆庆元年入相，至万历十年卒于位（公元1567－1582年）。所谓“制寿幛贺轴俱织成……以天鹅绒为之”，即谓广东以起绒之法织制这些物品。

其四，明代利用起绒织物的情况既见于中国史书，也见于外国人著作。17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势力不断东侵，公元1618年，俄国为了窥测中国和俄比大河流域的情况，曾派宜万裴德林使明，此人在其出使中国的记录中，曾谈及他路过中国长城附近看到的情况：“过长城至施罗喀尔喀所有店铺……各种货物皆有，鹅绒花纹缎、绢布绣金缎皆甚多。”[3]文中叙述的鹅绒花纹缎便是起绒织物。

这些关于明代生产和利用起绒织物的材料，都相当具体，说明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和利用是相当普遍的。



2．明代的起绒方法

明代一直不断的生产起绒织物，起绒技术的应用趋于成熟，相应的创造出来的新品种也很多。某些品种还相当精美，尤如《福建通志》所形容：明代天鹅绒“机制云蒸，殆夺天工”。其技术上的成就，具体显现在花色品种上，这可从现知的6种明代起绒织物窥其一斑。

1．素剪绒，即没有花纹的单色绒织物。

2．倭缎，即在缎纹地上起绒或在绒上起经纹花的织物。它与后来所说的漳缎是有差异的。道光十二年《厦门志》卷七，清厦门关税科则中缎织物税则，其内同时收录漳缎和倭缎两项，即是表示两者有所不同，不过究竟有何差异现在还不大清楚。

3．天鹅绒，即绒毛比较长且密的绒织物，后来漳州生产的漳绒即属此类。《福建通志》说：漳州有天鹅绒，即谓漳绒为天鹅绒之一种。陈作霖《金陵物产》卷十五风土志曾描述清代南京织造的这类绒织物特点：“其绒纹深理者曰天鹅绒”。“绒纹深理”就是说其绒毛长。在道光《厦门志》关税科则中绒类税，同时收有平绒（天鹅绒）和漳绒两项。两者分列，大概就是根据其上绒毛长短而定。

4．雕花绒，即先织成坯布，在坯布上画花，再用刃具根据花纹要求开绒的绒织物。

5．金彩绒，即在加织金银线的地上起绒花的绒织物，也是《元史·舆服志》所说：天子质孙冬服怯绵里之类的绒[1]。过去有些学者认为金彩绒是明末或清代兴起的，其实不然，金彩绒至迟在元代即已出现，但至明代又有较大的发展。

6．交织绒，即丝棉交织的绒织物。《天工开物》中所说“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尘衣领之间，移日损坏”的就是这种绒（《天工开物》认为这种绒即倭缎，甚误，倭缎是高级丝织物，据其在厦门税则中被视为与漳缎同样贵重，可以推定。因为经纬均为纯丝，不会集存灰尘，如有灰尘弹之即去，只有交织绒才有这种现象）。

中国古代织制的起绒织物都是经起绒织物，起绒的方法和工艺均以使用起绒杆为主，这是自汉代即已确定的。《天工开物》所说的倭缎织法：“斫铁线[2]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究其实质，也就是这种织法，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种起绒方法的操作过程基本上分为两步：

一是织绒坯，将经线分为地经和绒经两种，分张于织机之上，地经织地，绒经专门起绒，先织数梭地经，然后起动绒经，于其下插入起绒杆，再拉筘打紧，即可构成特定的绒圈，依是反复，便可织出满布绒圈的坯布。《天工开物》所说的“斫线夹藏经面”，指的就是这一步骤。

二是开绒，在织成十几厘米的坯布之后，用割绒手刀在织机上把蒙于起绒杆上的绒圈割断（雕花绒除外，须下机开割），使绒毛挺立。《天工开物》所说“织过数尺，即刮成黑光”，指的就是这一步骤。

这一起绒方法的特点是：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随时改变绒毛高度，便于与提花技术结合织制绒花织地或绒地织花的品种。

大家较熟悉的、存世的明代起绒织物有：

1．苏州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静冠之冠面，现存苏州博物馆。

2．明末织制的金彩花绒炕圈，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3．万历时织制的佛经经面，现存福州鼓山佛寺。

4 ．明神宗殉葬品绢里绒袍，现存定陵博物馆。

这四件织品的织作技术都非常精湛，反映了当时织作起绒织物的水平。

苏州的绒冠面是黑素剪绒。王锡爵即万历朝首辅之一，卒于万历三八年（公元1610年），其绒的织地为平纹组织，绒经和地经按1：1排列，绒根为三纬固结，绒毛高约1.5毫米，挺拔整齐，疏密有致，结构也比较坚实。

鼓山佛经经面是绛色暗花的雕花绒，花型丰满，色调韵律。

故宫炕围的织地是加织金线变化组织的金彩绒，图案为朱红的缠枝莲花牡丹，以割绒为纹样衬托。花纹简练豪放，色彩尤其浓郁富丽。金彩绒是元以来最名贵的绒织物，这件绒很可能是明代这类织物的代表作。

定陵绒袍与一般的绒织物不同，它正反面均有高约6.5－7.0mm的绒毛，大概是当时生产的天鹅绒的一种（它是在万历四八年，即公元1620年入葬的）。其织地为平纹组织，经密为每厘米68根，纬密为每厘米27根，经线较细，纬线较粗。绒经与地经按2：2排列，纬根为三纬固结。织作时其正反两种绒经和地经可能分于三根经轴，地经张力较大，正面绒经次之，反面绒经又次之，全部使用起绒杆起绒（大概是用较粗的金属杆）。正反两面的插法和起绒方法稍有不同，正面的须起动正面绒经插于其下，形成绒坯，背面的须同时起动地经和正面绒经，插于其下，借助地经的努力和金属杆自重，迫使背面绒经下沉，形成背面绒坯。割绒时，正面的可能在机上割，背面的则须下机后进行。

在上述几件绒织物中，最为精致的当系定陵绒袍。这件绒袍的设计思想是相当周密的，由于两面均有长绒，而背面又有绢衬，不仅具有绒毛丛立的外观，厚度较大和手感柔软的效果，而且具有与绵衣（絮绵）相似的良好保暖特性，非常精巧，也非常实用，在现知古代各国的同类织品中似乎还没有发现过，即使将其置于现代绒类织物同列中，也略无逊色，实为难得的产品，无愧于“机制云蒸，殆夺天工”之美誉。



3．明代起绒织物对日本的输出

中国古代生产的起绒织物属于贵重织品，其贵重程度仅次于锦和缎，是历代对外输出丝织品中的重要部分。

明代是对外输出这类产品比较多的时期。明代的外贸对象，最重要的是南洋地区及其以西的一些国家和岛屿，其次便是日本。明代虽然一直采取对日禁运的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商人私自往来贩运两国的货物。中外文献对这一史实亦多有反映。

日本的萨摩是当时中日两国海上交通的要津，据日本《异国日记》载，庆长14年（万历37年，公元1609年）七月有中国商船十艘抵达其地与萨摩的岛津氏联系交易，其中三艘的船主名叫陈振宇和陈德，所载之货内有：“缎、绫、紬、素、帽科六零三匹及天鹅绒若干。”另外这些船所载之货还有“土人仔”一项。按“土人仔”即泥娃娃，系漳州特有的土语，现仍沿用。由此推之，这十艘船大概均系中国漳州之商船。”

另据《罗山文集》卷十二说：自庆长十五年起（公元1610年，万历二十年），中国南京、福建商船航贩长崎者逐年增多[4]。明代福建的商船多系经漳州的海澄出海。漳州是明代起绒织物的主要产地，从此地出海的商船必定经常携带这类物品，亦是可想而知的。

明末的郑芝龙是当时海上渠魁李旭的义子，曾经居日多年，娶日本武士家庭出身的田川氏为妻，以在中日和南洋之间的海上武装走私为生。启祯之交海寇蜂起时，“洋舶非郑氏令不行。上自吴凇下至闽广，富民报水如故，岁入例金千万。”[5]受抚后，亦兵亦寇，仍垄断明朝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他曾在崇祯十年（公元1641年）七月，派遣六艘商船绕经台湾航抵日本长崎，载运缎子二千七百匹，天鹅绒五百匹。

日本元禄八年（康熙三四年，公元1695年）刊印的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是专门记载与日本通商国家的物产和航运情况的著作，虽刊刻时间较晚，但所反映之内容均为明末清初之实际情况。在此书介绍各地的土产名录中，广东和福建两省均有起绒织品。说明这两地所产起绒织品已输出到日本和其它国家，故引起他的注意，将其列入书中。

明代向日本输出这类产品，主要是供统治阶层享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可能很喜爱这类织品，所以销往其地的比较多，特别是明代后半期就更为频繁了。上面征引的文献，内容都比较具体，很能说明问题。明了这些情况，对我们研究中日两国起绒技术的发展，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4．明代起绒技术外传日本

根据现有材料看，中国古代起绒技术的对外传播，可能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大约发生于12世纪前后，传向西方国家。大概先传到中东，后来又传至欧洲。过去有人考证过欧洲起绒技术的来源，认为是十字军东征时，因在中东得到这类织物而移植过去的。这个论断所说的欧洲开始织作这类织物的时间，可能是对的。十字军起于公元1096止于1291年，其时中国起绒织品正大量的行销阿拉伯国家，十字军在中东得到的起绒织物可能即中国向西运送的这类产品的一部分（那时中东地区还很少生产这类织品）。但其所得似乎不仅限于织品，还应包括一些织造技术。11至13 世纪，中国旅寓中东的人比较多，其中有一些纺织工匠在当地织制纺织品和传授技术。十字军在中东活动时，大概还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了中国工匠织作这类织物的具体方法，因而欧洲人才掌握了有关的技术和工艺。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由蒙古军队带过去的。因为此时正是蒙古势力西渐直抵欧洲之时，在到过西方的蒙古军队中也有一些中国纺织工匠，这些工匠将起绒技术传授给了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