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的影响

　　摘要：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有深远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阴阳理论、方位观念、吉凶观念、气论和乐天知命观念等。“风水”理论讲究阴阳平衡、五位相得、趋吉避凶、气感而应和天人合一等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而应该辨证地去看待它。

　　关键词： 周易；风水；阴阳；吉凶；乐天知命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周易》这部奇特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典籍，体现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和民俗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立夫在为黎凯旋《易数浅说》撰的《序》中写道：“易经一书，不但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枢纽，凡我国古代的哲学、科学、兵学及艺术，莫不依此本源而衍生，也莫不依此枢纽而向前发展！”[1]中国“风水”理论也不例外。
　　“风水”的定义，最早见于晋代郭璞《葬书》：“葬者，乘生气也。五气(五行之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郭璞是从《周易》“气”论基础上提出“风水”这个概念的。由《周易》而生发的“风水”概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旧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自然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1989年版《辞海》中，“风水”之定义如下：“亦称‘堪舆’。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尤其是建筑界对“风水”研究者日益增多，发表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对“风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风水”是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是神秘色彩、朴素思想、浓厚迷信成分、少许合理因素的经验积演；也有的认为“风水”是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景观学、伦理学、心理学、预测学、人体学、美学于一体，综汇性极高的一门学术等等。
　　笔者认为，“风水”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不能简单地与“迷信”划等号，我们应该辨证地去看待它，剔除其腐朽和落后的思想，研究其背后的居住理念、环境思想和美学意义。风水理论受《周易》思想直接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阴阳理论
　　
　　《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阴阳平衡是《周易》重要思想，《系辞》和《说卦》共有5处谈及“阴阳”。“阴阳不测之謂神”（《系辞》），阴阳不可预测和认识，是神秘的道。“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我们又可以从“日月”的运行和特性来了解它。也就是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通过观察天地阴阳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卦象来认识它，比如《乾》卦就是“天行健”，“言阴阳相薄也”（《说卦》）。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我们又可以从中领悟阴阳合美、刚柔有位之奥妙。《周易》阴阳思想被风水学说充分吸收，阴阳平衡成风水学说重要原则之一。风水学说中，山以高峻为阴，平衍为阳；曲为阴，直为阳；俯为阴，仰为阳；尖为阴，窝为阳；静为阴，动为阳；山为阴，水为阳。在风水中，大的格局要体现阳，要有比较多的阳的成分，如要有丰富的水流，有较大面积的平原等。“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 (《国语·周语》)，阴阳平衡的地方才具备人们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环境物质条件。“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固可以类相益损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山无水不变，水无山不合。动静咸宜，阴阳和谐，才合乎《周易》之道。
　　
　　其二、方位观念
　　
　　《周易》谈及“位”有90多处，强调“中正”、“得位”、“吉位”，警戒“凶位”，《乾》、《坤》二卦可为典型例证。《乾卦》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何谓“六位”，据《焦氏易林·易林卷第四》解释：“天地即乾坤二卦，六位：震、巽、坎、离、艮、兑”，“六位”即指雷、风、水、火、山、泽，这里其实说的是宇宙万物的形成阶段，万象更新，生机勃勃，这是所谓“成”，也就是“得”位。《坤卦》：“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里的“位”也就是指人类学习宇宙天地之道，而端正自己、修身养性，身心都达到美的境界，即“正位”，也就是“合位”。另外，《周易》中有五位概念。所谓五位，是指大衍之数中五个天数1，3，5，7，9；五个地数2，4，6，8，10，“五位相得而各有合”，1与2相得，3与4相得，5与6相得，7与8相得，9与10相得，有了“五位”之名。强调的也是“得位”和“合位”。1、6北方水，2、7南方火，3、8东方木，4、9西方金，5、10中央土。堪舆家又将九宫与九色相配，成为“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易学中牵涉到方位的有四象、河图、洛书、九宫、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十二辟卦、二十四山、卦气图、六十四卦圆图等。其中前四种是方形的方位，后六种是圆形方位。圆形方位从东西南北四位发展到八卦的八位，十二辟卦的十二位，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四位，卦气图的七十二位与六十位，直至六十四卦圆图的六十四位。《周易》及其易学的方位观念对风水影响很大，风水罗盘中几乎包括了易学的各种方位。而五行相生相克也成为风水学说重要原则之一。

　　
　　其三、吉凶观念
　　
　　风水中推算吉凶的理论是从《周易》及其易学中引进的。《周易》本身就是卜筮之书，讲吉凶。孔子谈论“吉凶”多而全面。[3]《周易》有24处出现“吉凶”二字，一处出现在《乾卦·文言》中，其他均出现在《系辞》中。《系辞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周易》判断吉凶的办法是“观象”，卦辞根据一卦之卦象来判断一卦的吉凶。《系辞上》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另外，《周易》“吉”字出现275次，“凶”字出现118次，“吉”明显重于“凶”，这是中国人乐天知命的一个表现。“吉凶”因为程度不同分为六种情况：“吉”、“吝”、“厉”、“悔”、“咎”、“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六篇·吉吝厉悔咎凶解》，释《周易》之“吉”有：吉，初吉、中吉、终吉，贞吉，大吉，元吉，引吉；释《周易》之“吝”有：吝，小吝、悔吝，终吝，贞吝；释《周易》之“厉”有：厉，有厉，贞厉；释《周易》之“悔”有：悔，有悔，悔吝，无悔，悔亡；释《周易》之“咎”有：为咎，匪咎，何咎，无咎；释《周易》之“凶”有：凶，终凶，有凶，贞凶。“总之，吉者，福祥也；吝者，艰难也；厉者，危险也；悔者，困厄也；咎者，灾患也；凶者，祸殃也。”吉、利喻好，属于“休”；吝、厉、悔、咎、凶喻坏，属于“咎”。虽然有五种不理想的情况出现，但是，言及“悔”时，58次中“无悔”、“悔亡”计29次；言及“咎”159次时就有“无咎”141次，所以，整体上来看，还是吉多凶少。另外，与“吉”相关的是“元”、“亨”、“利”、“贞”在《周易》中也出现频仍。《易传·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第五篇·元亨利贞解》中则另有所析：“元，大也；亨，即亨祀之享；利，即利益之利；贞，即贞卜之贞也。”高亨分析《周易》之“元”有：元吉，元亨，元夫；《周易》之“亨”有：亨，小亨，元亨；《周易》之“利”有：无不利，无攸利，利，不利；《周易》之“贞”有：贞吉，贞凶，贞吝，贞厉，贞，可贞，利贞。这四个字在《周易》中出现500多次，也大部分是言“吉”多，言“凶”少，如“不利”只出现39次，“贞凶”、“贞吝”、“贞厉”出现26次，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周易》对“吉”的喜好以及乐观的精神。而这种思想深深影响风水学说，强调趋吉避凶，并采取种种符合道的方法化凶为吉。 　

　其四、气论
　　
　　《周易·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物”是由山泽“精气”的流动转变而生化出来的，《系辞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据王弼解释说：“精气烟煴，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也就是说，“气”聚则成物，散则成游魂，因此，明白了“气”“聚散”的道理，便能够知道变化的道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不可以被了解。而且，“气”讲究的是“同气相求”，性质相同的“气”就会互相吸引，聚在一起，《乾卦·文言》曰：“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而人类的情感相投也和万物阴阳柔刚的感应交融一样，正如《咸卦·彖》所说：“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因此，物必须要“气”相聚才会生，而相聚的基本条件是“同”，有“同”才会 “感应”，相互“感应”了才会“相与”，也才会“通”，才会有“变化”，充满生气的万物才会形成，圣人明白这种变化的道理，就能够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气”的哲学强调的就是中国人所强调的“和”。人要了解大自然的生命奥妙，与自然和谐相与，最终达到天人和一的境界，这样就会亨通，人类也才会蓬勃地繁衍发展。
　　风水术中发挥了《周易》以及历代关于气的理论，强调气在风水中的作用。在郭璞《葬经》中，通篇充满“气”的概念。气无所不在，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经》曰：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支有止气，水随而比。”
　　“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死者安葬需选择有“气”之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所以要选择得水藏风的宝地，才能“聚”气、“止”气，才是好风水，能够福荫后代。这种说法有多少科学可信成分我们姑且存疑。不过，这种择地估计一是可以使尸骨不易腐烂，更久地保存。二是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敬重，希望死者有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三是灵魂观念和重生思想，认为亡灵的安息可以使生者更好的生活。

　　
　　其五、天人合一、乐天知命
　　
　　天、地、人合一是风水的最高原则，风水的选择必须要真正合于《周易》天人合一、“乐天知命”的精神，正如《乾卦·文言》所强调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具有生命力量且行为高洁的“大人”要与“天地”、“日月”、“四时”以及“鬼神”相“合”。如果事先认识到天道，那么“天”便可以在了解和掌握之中，便不会违背人的意愿；如果还不知道天道的奥妙，那么就应该奉行天的时序。既然连“天”都不会违背有“合”德的“大人”，那么推而广之，普通的人和鬼神就也都不会和大人相违了。因此，“合”于人之生是至关重要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4]，方能够达到天、人、鬼神皆成就自己功德的境界，亨通无咎。采取顺应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对待天地运行之自然规律，这无疑是中国人的明智之处。
　　“乐天知命”在《系辞上》说得更为具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里既是说易道，更是说人道。因为“似”天之“行健”、地之“厚德载物”，所以才不会违背自然规律；智慧周遍万事万物，而道也济助天下，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即使还没有走上正轨在旁道运行，但不流失自己的方向，乐于天道而知晓人自身的命运，所以就不会忧虑；安于所处的地位而敦厚自己的仁德，所以能够博爱人和天地自然万物。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这种“知”，是一种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同时又是一种“乐”，乐达自信。当然这种乐也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没有忧患之心。“乐”天，与“忧患”时世是并行不悖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责任感，遁世无为，只顾一己之乐，不是真正的“乐天”，而正如朱熹所言：“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5]朱子是深谙《周易》的精神的。
　　从“天地之化”、万物之理和“昼夜之道”中去感悟，学习如何立身于世界的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好“风水”，谈“吉凶”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如此，中国人非常重视立身安命之环境，即使是死者之地的选择，也是为了生者。而且，“风水”观念使中国人注意环境的选择和美化，从而创造生活的美。正像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虽然在其它一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6]也正是这种对人的重视和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使中国人追求一种诗意的安居。
　　按照《周易》阴阳、方位、聚气、就吉避凶、乐天知命等原则，风水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种：以水为主和以平原为主。风水先生在选择民居、都城、市镇时，都强调“负阴抱阳”或“背阴面阳”。民居选宅要求是山居则选择平坡建宅，平野则选择高处落居,而且要藏风蓄水。国都、郡府等大、中城市要求局势宽大，落气隆厚，非平原不可。“帝都要求大局，也就是垣局，坦局必落平原。”(《地理知止》)所以要求“背名山而面洪流”。春秋时吴国的都城、秦都咸阳城、东汉洛阳城等，包括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城，无不是按周易象数、风水理论安排的。不过，由于很多统治者不能领会《周易》中的“形而上”的“道”，不以“德”修身治国，而只单纯追求“形而下”的外在的“器”的建造，因而达不到天人和一的境界，最后自然也不会亨通。
　　笔者认为，“风水”，无非是生与死如何“安”的问题。生人居住环境的选择和创造，是通过对建筑、园林以及环境的美化来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墓地的选择，是对先人的一种尊重和悼念，同时也对生人的生活寄寓着一种美好的祝福。而且，古人因对“风水”的重视而馈赠给我们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对“风水”理论应该辨证地看待，而不应轻易否定。
　　《周易》对风水学说的影响当然不仅仅限于阴阳平衡、五位相得、趋吉避凶、气感而应和天人合一等等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黎凯旋：《易数浅说》，台北：易学出版社，1992年九月九日重阳九版，第9页。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725页。
　　[3]在王弼《周易略例》中，唐四门助敎邢璹注《序》中写道：“象之吉凶，鲁仲尼之论备矣。”
　　[4]四部丛刊《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四·答聂文蔚书（其一）》。
　　[5]四部丛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答杨庭秀（万里）》。
　　[6]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英)，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