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李商隐诗歌的情感品质及其创作异同

　　摘要：历代文学批评家都承认，李商隐诗学杜甫而自成一派。从表现角度而言，杜甫、李商隐二人同样深于情而长于言情。又都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所以诗中的情感都表现得温柔敦厚、忠爱缠绵。然而二人诗作却又备具面貌。杜诗用情博大。李诗用情深挚。究其个性原因，杜李二人虽然天性相近，但因生平时代影响。杜甫是典型的政治人格。受屈贾文学影响较多；李商隐则是纯粹的诗人人格，更多的受宋玉的感伤主义的影响。

　　关键词：诗歌情感品质；表现手法；创作个性
　　
　　杜甫和李商隐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李商隐是杜甫的后辈。历来文学批评都认为两人在创作上有着鲜明的继承关系。宋《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清人金武祥也指出：“李义山极不似杜，而善学杜者无过义山。”(《粟香随笔》)李杜之间的这种继承关系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相关的论文比较多。这些文章多采取将同题材诗歌进行比较的方法，如将二人的政治诗或咏史诗拿来比较；或对同体裁诗歌进行比较，如对二人七律创作的比较。目的是找出李商隐对老杜诗歌创作的发展创新之处。然而诚如清李调元所说：“学杜而处处规概，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人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雨村诗话》)要知道，李商隐学杜甫不仅仅停留在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笔者认为李商隐之所以学杜甫而能得其神韵，其实质是因为二人骨子里都是天性特别醇厚的诗人。都是深于诗而多于情。“忧乐俱过于人”，发为诗歌，才有着特别强大的感发力量。表面看来。杜、李二人诗歌的主要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都不尽相同：杜甫长于写实叙事。而抒情诗也多是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他的许多诗作被尊为“诗史”，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而李商隐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被称作“无题诗”的爱情诗篇；杜诗沉郁顿挫，李诗深情绵渺；杜诗更多关怀民瘼。李诗主要囿于表现自我。然而通过对作品的深入细致的研读可以体会到。在表面的题材风格的差异之下，二人诗作有着更深层次的相似。这就是分别表现在杜甫的政治诗和李商隐的爱情诗里的情感品质的惊人一致，它们同样流露出“温柔敦厚”的心性和“忠爱缠绵”的态度。
　　“温柔敦厚”本是儒家的诗教传统，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即要求作家性情和柔，态度“止乎礼义”。“忠爱缠绵”则是指一种执着不放弃的感情态度，而且这种感情具有一种愈挫愈勇的品质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索诸二人诗集。这种情感品质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杜甫“忠爱缠绵”根于心性，又深受儒家“仁”的思想的浸染，因此诗中无论是对国家，对君主，对人民，对朋友，对妻子儿女，对兄弟姊妹，对陌生人，甚至对天地万物，一虫一鸟，一草一木。无不饱含深情。杜甫对妻儿感情深挚，诗中多次写到对家人的思念，如《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又如《得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杜甫对朋友也是以诚相待，诗中同样饱含理解和同情：“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对于偷枣的老妇，杜甫是将心比心，体贴备至：“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甚至他对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尚怜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题桃树》诗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对于此诗，杨伦评曰：“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杜诗镜铨》卷一)。以上种种，俱可以感受到老杜博大慈爱的仁者襟怀。无怪乎梁启超说杜甫是“诗圣”。更是“情圣”。
　　杜甫的情感之中饱含大仁大爱。尤其体现为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开元末年，大多数诗人还沉浸在盛世太平的幻想之中。杜甫就已逐渐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游离出来。看他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的诗作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饮中八仙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经表现出清醒的批判意识。更可贵的是，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心系国家人民的命运，直至临死前的最后一首诗，仍然惦念“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所以宋人总结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太仓梯米集》卷一0、“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这正是对杜诗“忠爱缠绵”品质的最好注解。
　　杜甫之所以能有如此高尚的襟怀。是因为他具有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伟大人格。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当他遭遇到“入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痛苦：“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苦处境中，却希望天下寒士都能有栖息的处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能跳出一己之得失，胸怀天下之忧乐，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地方。

　　“温柔敦厚”在杜甫诗中已经自觉地转化为一种创作原则：即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批判的态度背后又含有深深的悲悯。这同老杜的创作态度有极大关系。一方面，他对时政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昏聩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国家的中兴又抱有不切实际的热切期盼。而这种复杂情感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君主的眷恋与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忧虑。这种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一种“半露半含。若悲若讽”(黄生评《哀江头》)的独特写法，从而形成“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诗歌风格。
　　如在《哀江头》这首诗里，诗人流露的感情是深沉复杂的，其中既有对玄宗、杨妃的批评，也饱含了深深的悲悯之情。更流露出对国破家亡的深悲巨恸。正因为诗人对曲江池苑的今昔对比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所以此诗写得曲折、含蓄。耐人寻味。又如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诗人对造成战乱的统治者和叛将表示了严厉的谴责，对苦难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然而在诗中却又不得不劝说人民为国家忍受巨大的牺牲。这种看似矛盾的感情态度其实正透露了杜甫忠君爱国、济世救民的拳拳赤子之心。所以我们说感情的深挚和思想的深刻是杜诗温柔敦厚诗风的最深层的内涵。
　　而李商隐尽管也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可是除了《行次西郊一百韵》、《哭刘贲》、《哭刘司户二首》等少数作品，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多。他的诗歌大多数是借比兴寄托的手法抒一己之感伤怀抱。纪昀《玉镁生诗说》里评价说：“《无题》诸事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遗以曲传不遇之感，故情真调苦，足以感人。”(沈厚蛱《李义山诗集辑评》)李商隐也自称是“徘徊胜景。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总之并没有跳出晚唐诗人格局狭小。注重自我的局限和感伤的路子。其中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商隐的无题诗。
　　无题诗，包括李商隐诗集中标为《无题》及以篇首二字或篇中任意二字为标题实等同于无题的作品，如《锦瑟》、《为有》、《碧城》、《哀筝》等诗，共6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些诗歌的意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有一段精彩的解读：
　　“(无题)此类意境空灵虚幻、迷离惝恍之作，可能由某一具体情事触发，然当其融合其他情事，形成有典型性之艺术境界时，意义自不限于某一具体情事。若必欲探求义山何以有此类作品，则其一生政治与爱情方面之追求与失望，皆为其生活基础，其给予读者之实际感受，亦即前述如怨如慕、执着追求而又不胜怅惘之情绪。”
　　李商隐的这种感伤主义诗风应该说是晚唐时代的社会不景气和知识分子无出路所造成的浓重感伤情绪在艺术上的典型反映。
　　虽然李商隐未能跳出一己情感的局限，成为像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但李商隐在创作视野与思想境界上与杜甫的差异，并未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中对情感深层次的表达。诗歌表现对象不同，但情感力度却同样力透纸背。
　　李商隐无题诗里的情感大都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点。是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是对《诗经·关雎》的评语，它强调的是情欲的正当而有节制，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荀子·大略》里也说：“《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不愆其止”是指“行动上不违背礼义”，具体是指作者写情时要态度诚恳，用情深挚，境界要高。而李商隐无题诗所表现的爱情，超越了感官的满足，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契合，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能脱离中唐以来艳情诗的传统，提高古代爱情诗的美学品味。如《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腕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这首诗刻画的是一段悲剧的爱情和无望的相思。“红楼隔雨”，爱人可望而不可即，可见这种爱情面临的阻隔之深；“缄札难达”可见两人已是久未通消息；“悲春晚”、“梦依稀”极写相思情感的热烈缠绵；“怅卧”、“寥落”则突出主人公无法自拔的情绪状态。这首诗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很有代表性。首先。不同于前人的以代言体面目出现的写爱情相思(女子思念男子)的作品，它是男性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来写自己亲历的爱情体验；第二，诗的描写对象不再是声色之美而是着力塑造一种感情境界。摆脱了对女子“物化的打量”。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第三，诗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凄婉而又热烈，有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面对由于门第、身份的阻隔而不被社会所许可的爱情。诗人愈发表现出一种生死以之的深情，“裱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李商隐这一类的诗歌还有很多，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飒飒东风细雨回》、《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等等，这些诗歌同老杜的爱国诗篇一样以其用情之纯粹深挚、表达之真率热烈而有着极强的感染力，所以孙玄常评价它“深婉细腻，非深于情者不能为，故独步晚唐，后贤难继。”

　　一直以来文学史上对李商隐无题诸诗中是否包含寄托这一点看法颇有分歧。以张采田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题”诗均属“托意”、“寓言”之作。以苏雪林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无题”尽为“爱情、艳遇”篇什。陈贻锨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中甚至提出了“无题诗纯写恋情，别无深意”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无题”诗是否确有寄托。究其用意。“寄托说”无非是想洗去对李商隐诗歌艳情的评价。以提升无题诗的品味。其实，诚如王国维所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人间词话》)，对无题诗的评价也不能光看诗歌的内容。李商隐的无题诗虽然是以爱情生活为主要依据的感伤身世的作品，并未饱含宏大的主题和叙事，但恰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说：“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不仅其中流露的卓异的爱情品格感人至深。并能够引发我们深远的联想。
　　李商隐的无题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诗中所描写的往往是“东风无力百花残”、“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样一种备受现实打击摧残，永无实现可能的爱情，而对此主人公始终抱以一种固执的坚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轻狂”，看似无意义的挣扎里。正体现出诗人“忠爱缠绵”的情感品格。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宗教徒似的以身殉情的决心。那种表面的柔弱之下埋藏着的刚强。都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力量。再比较同时代爱情诗作，杜牧的风流自许，元稹的轻薄为文。李贺的用情不深。以及六朝宫体诗的写女性而流于淫艳，李商隐的爱情诗可谓“沉博绝丽”(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深情绵渺”(刘熙载《艺概》)，在这些悲剧的爱情诗中。主人公的理想追求、忠贞品质、执著意志和缠绵情思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样一些诗句中所体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追求、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杜甫爱国情感的表现形态是何其相似!在面对几乎绝望的处境时。杜甫和李商隐都表现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担当的勇气。所不同的是，杜甫面对的是无法挽回的国事，而李商隐面对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爱情。
　　杜甫和李商隐。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诗歌题材内容，但表现出来的情感何其相似。首先，这和二人的性格气质有关。杜甫诗中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是与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融为一体的。它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贾的文学传统。杜甫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文学史上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他一直怀有强烈的济世宏愿，“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作品中还多次咏诸葛亮以自比。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是至死不渝的。对于杜甫。我们实不能仅以一诗人目之，他的诗集中多次流露的敏锐的政治预感和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曾令陆游慨叹：“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所以，杜甫政治诗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本色，作品关怀现实。议论切中肯綮。而李商隐本性则更接近宋玉。集中歌咏宋玉的诗作有十首之多。他是典型的诗人气质，多愁善感，诗中多为由个人曲折情感遭遇和坎坷人生际遇所引发的感伤情怀。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
　　另外，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的政治际遇不一，这些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杜甫生当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亲历了开元盛世的盛况。对李唐王朝的感情很深，所以一力主张王朝振起，对国事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在诗中奋臂疾呼，痛心疾首，忠爱缠绵之情流泻笔端，不可遏止；李商隐“生逢末世运偏消”，身处“夕阳无限好”的晚唐。党争纷起，国事衰颓。在无可作为而又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难免染上感伤没落的时代哀音。所以李商隐自述是“我有苦寒调”、“听我苦吟诗”(《戏题枢言草阁》)。可见他对自己诗歌重内倾的感伤主义情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况且李商隐从未曾进人权力上层，长期担任九品小官(校书郎正九上，县尉从九上，正字正九下)。后来得到的侍御史(从六下)和检校工部郎中(从五上)都不过是一种空衔。可以说。李商隐从未接近权力中心。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同。他不太容易产生屈原那样的怀抱和感触。而杜甫毕竟曾厕身朝廷。担任过谏官的重要职务，也曾接近过玄宗肃宗，有过短暂的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总体看来，杜甫和李商隐，一为客观的诗人，一为主观的诗人，性分差异加上所处时代的因素影响了他们诗歌的取材，但在表现上，他们却达到了同样的情感境界和深度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