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亭学派文风论略

　摘要：朱熹本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对文章之道尤为关注。考亭一派在文章创作上亦不无特色，他们崇尚自然、平易、朴淡的风格，行文质实，不事雕琢，用语但俗，无所润泽。由于禀赋不同，旨趣有所偏重，考亭学者的文风也难免存在差异。相对而言，黄鞣醇正。陈淳笃实，真德秀继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风，魏了翁发挥了朱熹的卓荦之气。

　　关键词：南宋；朱熹；考亭学派；散文艺术
　　
　　朱熹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授，一生四处建精舍、创书院，讲学、刻书、立祠，广收门徒。朱熹弟子中，蔡元定、蔡沈、黄棘、陈淳等人对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再传或私淑弟子如真德秀与魏了翁等，对朱熹思想走向正统化居功至伟。元朝以降，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即使一些不仕者私奉其学，但其学派意义已基本消失。要对考亭学派的散文风格有所阐发，朱熹之外，当以黄口、陈淳、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为典范。《庆元党禁》沦朱熹一派文章为“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所谓“偏枯”，其实就是指他们的行文质实，不事雕琢；所谓“险怪”，亦即用语俚俗，无所润泽，异于时文。朱熹一派，大多发挥了儒家平正质实的一面，文风之醇实毋庸置疑。不过，同以平淡、质实、醇和、中正为宗，同样是阐发心性、讨论性天，由于作者禀赋不同，旨趣有所偏重，文章的风格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
　　
　　黄榦少从朱熹，深受其倚重。后来，朱熹把女儿嫁给他，希望代为讲习。朱熹临终之时，还有以衣钵授之、薪火相传之意。在朱熹诸弟子中，黄棘最能坚守师说，始终不贰，并把师道的传承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黄棘之文，也颇为醇正，态度温和，语气平直，缓缓道来，毫无焦躁之气，故纪昀等评论说：“其文章大致质直，不事雕饰，虽笔力未为挺拔，而气体醇实，要不失为儒者之言。”
　　黄榦进一步强化了朱熹内省的倾向，把立德放在首要位置。他在《黄西坡文集序》一文中指出：“善学者先立其本，文词之末，达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务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见其能工也。”他所写的文章，触目尽是性理之辨、修身之说，书牍之文如此，序跋之文如此，连历来颇具文学性的记体文字也无例外。如论《杨恭老敬义堂记》论“敬”、“义”对存养省察的必要性，《郑次山怡阁记》论兄弟之谊的重要性，《家恭伯重斋记》论为学之要在用力于“《大学》之道”。至于学记、祠堂记、书院记更是教诲之词连篇累牍。同为写莲，周敦颐的《爱莲说》写得风神卓越，情致盎然。黄榦之《郭圣予瑞莲堂记》，直述其事，直陈其理，毫无婉曲，一览无遗，了无情趣，与《爱莲说》在艺术上的距离之大，自不可以道里计。其言时事，也少径遂直陈，为文力求温厚柔和，往往多方铺垫，以转引出所论之事。如其《右门拟与两浙陈运判》述浙西之民困苦之状，以期待有司有所改正。但书信先顾左右而言它，未敢直陈。其后左转右转，牵引到所言之事，又轻轻一笔略过，随即引经据典加以表白，惟恐直露疏狂。南宋文所受的“平弱”之讥，纪昀等所言“笔力未为挺拔”，都由此可见一斑。但黄榦深知“致知、主敬两事，相为经纬”。他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践履，强调务实，在南宋诸儒中，又以政务著称，并因此屡受排挤。作为实干家，黄榦所论多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其行文虽平直而不肤滥，虽略嫌板滞而不迂远，虽多缓和之语，间或亦有愤激之时，如其《与李珏书》，连《宋史》本传也以为其言激切。黄榦书信、题跋虽多平实，不露声色，但不乏神采飞扬、豪气干云之作，如《复李军使书》称颂对方“陈义慷慨，词气奋厉，如惊湍怒涛，汹涌奔放，不可涯涘”，其信亦仿佛之，顾盼自若，熠熠生辉。
　　
　　二
　　
　　陈淳是朱熹晚年的高足。朱熹晚年讲学，多次写信招致。陈淳一生致力于训童与讲学，偏居一隅，生活一直极为平淡，其主要精力都用于读书思辨。《宋史》本传称他“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长期的训蒙生涯和读书生活。让陈淳训练出了极强的概括能力，他对“道之体统，师友之渊源，用功之节目，读书之次序”颇为熟谙，既“叹陆、张、王，学问无源，全用禅家宗旨，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不由穷理格物，而欲径造上达之境，反托圣门以自标榜”，所以亦“坚守师傅，不失尺寸”，在朱门中维护师道最为用心。其所著文章，大旨都在辨明儒释之别，以针砭金华一派。“篇篇探心法之渊源，字字究性学之蕴。”即以记、序而论，所作均为《贯斋记》、《仁智堂记》、《韶州州学师道堂记》之类，阐发圣教，从无旁逸斜出。
　　在文学思想上，陈淳也最为坚守理学家立场。他曾总结出读书之法，其《北溪大全集·叙述》即认为“须字字句句晓其文义，然后通全章以会其旨归文义。旨归既通，然后吟哦讽诵以玩其底蕴。固不可只皮肤上浅浅猎涉，亦不可就字旁生枝节支离。但虚心玩味，浃洽日久，自然有得。”读书要求循序渐进，作文也注重条贯通达，意思清楚明了。他以传朱子之道、授儒家之业己任，为求随事辨诘，毫发不遗，出语极其直白。如其《佛老》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不褊不躁，平白质实，使人读之一目了然。“训童”的心得，使他认识到经书“字艰而文涩，非幼学之便”，他由此成功地编纂了两部儿童读物《启蒙初诵》与《训童雅言》。他也把这种浅显直露的写作习惯带进书、序、记等诸文体当中。所以王环翁序其《北溪大全集》，认为陈淳所作，不仅是对孟子、程朱之道的承接，而且还是对其“矢口成言，下笔成书”写作方式的发扬。王环翁反复强调：“读先生之文，当如菽粟布帛，可以济乎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驰骤，连篇累牍风形月状。能切日用乎否。”纪昀等^也说：“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眙怖。……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

　　
　　三
　　
　　真德秀与魏了翁为朱熹之后南宋最为重要的理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二人“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在文学方面，两人也对朱熹的文学观念各有所承又相互补充。朱熹论文，既以平正为宗，又标举奇伟；虽重道，亦不完全忽视古文艺术。故其文章，从容自适之中，不乏豪宕之气。相对而言，真德秀更强调文章之用，更多地继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风；魏了翁则更具原刨性，更多地发挥了朱熹的卓荦之气。

　　真德秀自称于朱学“私淑而有得”，主张“德行天与”、“穷理持敬”，鼓吹朱学，颇孚人望。他认为文章当“发挥义理，有补世教”。以此标准衡文，前代作家也只有董仲舒与韩愈能人其彀中，宋代欧、王、曾、苏等人，也差可与董、韩相仿佛，却不能与二程之文相提并论。因为他所欣赏的是呜道之文而非文人之文。为此他编选《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并自述其选录宗旨：“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文章本非仅限于“穷理而致用”，“穷理而致用”也不妨为文章的重要功能。但真德秀强调文章之用，趋于极至，走向复古与保守，一切以古圣贤之作为标式。这无疑走向了重道轻文的极端，所以纪昀等也不得不委婉地批评他说：“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
　　真德秀主张文章切于世用，自然还与他有能力将文章施于世教有关。宋史载“(真德秀)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他的资历、声望与政绩，使他能于时政多有所建言，所以在其诸文体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奏疏。据《宋史·儒林传》说，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真德秀之奏疏，也非浪得虚名。如《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一》，虽套用汉儒以灾异刺时政的形式，但无汉儒之迂执，急言竭论，锋芒所至，无所避讳。其《对越甲乙稿》中，确实有不少正心诚意等“高远之论”，不过一旦涉及时事，无论言事变倚伏，言人心向背，言疆埸安危，言邻寇动静等，往往能指出问题结症之所在，沉实稳健，论断确凿，颇具远见卓识。所以魏了翁说：“大抵公前后论奏，诚积而气和，辞平而理畅。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难，而闻者不敢怨；至于敌情之真伪、强场之虚实，盖出于素讲夙定，非剽袭流闻之比。故自嘉定以来，凡所论建，至端平后，炳知蓍蔡之先几，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
　　真德秀其他文体，也大多能“辞平而理畅”。但序记、书跋之类，语辞平直则乏文采，言理过多则文气弱。就选题而言，多为祠堂记、书院记、学田记、厅壁记之类，即使赠序，主旨也不离修养心性；就表述而言，其序、记之作，多叙述，多转引，无所顿挫，而说理亦无所新人耳目，故不足于激发人心。真德秀之文，平直有余而无浑浩之气，无雄奇之势，无顿挫跌宕之美，故不为后人所赏识。有人将其与魏了翁同纳入道学辞章派，似乎未为的论。比较而言，他的题跋文字，随手写来，不乏清新之作。其可爱之处，在于他未全力为之，不无游戏心态，故将他通常写作一篇、一部的感受，寥寥数语引发，就嘎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便与他奏疏中言必意尽而后止、不敢自放于绳墨规矩之外的行文风格迥异，效果也自然不同。
　　
　　四
　　
　　魏了翁自称与真德秀出处相似，志同气合，海内寡二。不过魏了翁似乎更具有英豪之气，这也就是《宋史·儒林传》所说的“英悟绝出”。他也讲“敷求硕儒”、“开阐正学”、“正心养心”等，但并不墨守朱学，认为“朱氏诸儒之学，纵某言之，亦不过巢说，未敢容易言之”。他还对程朱之学的庸俗化、功利化趋势不无忧虑。他主张“参酌诸经，不一一袭其说，惟是之从”。这使魏了翁的思想相对更为开放，如全祖望所言：“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亨，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傍目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而已。”
　　鹤山的文学思想相应也更为通达。他也把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性、命、气、道，把作家的道德涵养放在首位。同时，他又不将文辞与道德涵养判然分开，并不视文辞为无物，肯定优秀的文学家大都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其作品都是他们情性的自然流溢。这就与作文害道论区别开来了。他称赞韩愈“为文法度劲正，迫近盘诰，宛然有王者之法”；颂扬陶渊明“有谢康乐之忠而勇退过之，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疏。此岂小小进退所能窥其际邪?先儒所谓‘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者，陶公有焉”等，都可见出其基本的文学观念。事实上，这也是南宋后期开始出现的义理与辞章相融合的思潮的反映。
　　魏了翁以古文家章法传述道学家观念的作品，主要为序记、题跋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承接欧、苏遗风，纡徐宽平，澜翻不穷，反复以致其意，无毫发之遗，明白晓畅。如《雅州振文堂記》述雅安兴学以得人文之正；《彭节斋記》叙彭君守节抗叛，誓死不渝；《眉州新开环湖記》赞临邛政通人和、景美人怡；《眉州戴英堂記》颂眉州群英流芳后世等，无不究悉物情，优柔平易，曲折畅达，或清新俊逸有余味，或纡徐含蓄可深思。此外，他的不少奏议陈风俗之弊，论救世之术，明而不晦，达而不滞，醇厚雍容。四库馆臣所谓“其根柢极为深厚。故自中年后，笃志经术，造诣精粹，所作醇正有法，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无讲学者空口板腐之病”，即针对这些作品而言。

　　但魏了翁散文的特色并不在于醇正有法。吴渊曾经说过：“公(魏了翁)文视西山而理致同，醇丽有体同，而豪赡雅健则所自得。”魏了翁散文与真德秀等诸多道学家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的慷慨豪迈之气。其序记、题跋之类，虽多平正，但亦有跌宕激昂者。李慈铭曾列举《鹤山集》题跋四十五篇，认为它们“皆足以考证宋事，深裨史学。其文亦多慷慨激昂，往往引《诗》以咏叹之，有周秦之遗风”。所谓“周秦遗风”，便是指行文有个性，有自家在内，而外溢为奇气。这种豪气并非完全由后天训练而成，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禀赋不无关联。四库馆臣早就指出：“了翁年十五时，为《韩愈论》，抑扬顿挫，已有作者之风。”后来魏了翁对韩愈的尊崇，包括发挥韩愈韩愈“气盛言宜”之说，宣扬如“辞虽末枝，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等，或多或少受到他早年禀赋的影响。魏了翁最有个性的文章，也多是渗透了其豪迈慷慨之气的奏疏等。这些作品，雄肆博辩，奔放浩荡，气势纵横，不可羁勒。其早年对策，奇气有所发泄，即被有司视为狂妄。嗣后他“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口，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故上书建言，无所回避，直述事情，言人所难，溢气坌涌，又被劾为欺世盗名，朋邪谤国。他所遭受的种种打击，实是其文发辞偏宕、义气鼓荡所致。如其《论士大夫风俗》针砭世态，淋漓尽致。至于论救国之术以讲学固本为重，或不失道学家之迂阔，行文也是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动辄数千言，能将穷经之旨发于遒劲之辞，故纪昀等人目其为文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