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重大政治抉择的历史回顾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了重大政治抉择，创建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实现了起飞，保证我们的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奋勇前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政治抉择
　　
　　美国著名学者W·罗斯托是一位强调政治过程和政治动机对国家现代化作用的经济史专家，他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分析了20多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后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初期阶段，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不单纯是一系列的经济决定、经济变动，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上的，“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的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化才会进入起飞阶段。这一论点对于我们观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由于它是中国先进社会阶级的代表，肩负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近20年实践经验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政治抉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立足于建国以来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的政治抉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之际，作出了坚持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抉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作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抉择。以上四次重要的抉择，是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发挥理论创新的勇气，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为中国人民找到了现代化的入口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承担起实现中国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它以马列主义为革命斗争的指南，致力于创建新中国。在最初20年的实践中，党的大多数革命者对于他们所处的国度，与马克思著作中的分析样本是不同类型的国家，缺乏深刻的认识。直到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才意识到东方社会的国情特点。毛泽东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一论点，是他三年前所著的《实践论》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党内长期以来盛行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拨乱反正。二、三十年代掌握中共领导权的陈独秀、王明等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方针。这些方针与中国东方社会的国情脱节，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两起两落的大挫折，党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原则，为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目标、实践要求呢?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国家，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占主导的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认为这一实践要求远远高于对马克思词句的无休止的争论。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规划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毛泽东在以后的著述《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符合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规划了新的国体和政体。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政体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人代会负责的各级政府，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构成的民主集中制。关于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提出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建立国有经济；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经济；允许其他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合法存在。新中国将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包含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内的多元化经济适应中国未经历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客观现实，可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基本构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述中未曾出现过，但它却汲取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具有科学性、原则性。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又不是凭空想象、人为制造出来的，它总结、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也就是多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容和规范的中国各阶级的政治关系，以及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措施。它们在团结和联合各社会集团抗击日本侵略中显示出生命力，是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模式，抗战胜利后可以将它们推而广之到全中国，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于是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又具有现实性、实践性的制度创新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毛泽东为代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的政治抉择：“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9年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加以采纳，使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就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从而避免重复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期间长达十年的政治争端和社会动荡。1952年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基本完成(比苏联节约了6年的宝贵时间)。在经济上，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土改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产权，个体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及私营企业的产权也得到合法承认。它们迅速转变为物质生产能力。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了144.9％，年平均34.8％，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48.5％，年平均增长14.1％。劳动群众的收入，国家进出口贸易也大幅增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诸方面都得以恢复、提高。在政治上，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它使我们党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顺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新生政权巩固下来，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民主主义论问世40年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毛泽东当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则在全党取得主导地位，这场大讨论中还为真理标准增加了一个定语，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在建国近30年后要重新讨论这个由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党内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呢?实际上，这场真理标准大论战同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命题时的历史条件有相似之处，它涉及文革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当如何总结20多年的经验教训，开创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早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就已产生了。
　　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制了一五计划草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国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于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注意调动他们走社会主义遭路的积极性，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采取赎买的方式改变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对于广大的手工业者，组建了74000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将几百万手工业者纳入集体经济的范畴。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转变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中国能否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理论上的困惑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并由党内分歧演变为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干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见、描述，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严格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自5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深刻影响，毛泽东逐步脱离中国的现实条件去思考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将苏联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单一的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照抄过来，建立起一套具有浓厚苏式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更有甚者，毛泽东于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对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否定、限制。这一系列作法表明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作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他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丧失了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气魄。
　　到70年代末，仿照苏联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它与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交织在一起，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算的损失，使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党的现代化，国家富强，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越来越渺茫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在作出新的重大政治抉择之际进行的理论准备，对此邓小平作过总结：“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的建设实践进行总结，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进行探索、规划，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找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首先对中国国情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既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充分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对于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以他长达30年的思考作出了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前提下，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初级的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苏联模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根据中国生产力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大胆探索，制度创新，使中国成为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活力的试验基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实践，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引导、总结。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也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抉择。这个政治决定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有完整的表达，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邓小平还强调说，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
　　
　　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十多年时间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集中全党智慧，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规划。它表明我们党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选择关头，作出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重大政治抉择。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国际国内两方面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1989年春天从波兰圆桌会议发端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八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议会自由选举中纷纷下台，国内的反对派和各具特色的政党取得合法地位并上台执政，1991年12月在剧变之风的冲击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90年代是前苏东国家的制度变革期，它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一党制的苏维埃制度向多党制的宪政制度转变，在经济上，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被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取代，苏东剧变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国内，虽然前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果，但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过热已使国民经济陷入供求失衡的矛盾中，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我国物价指数在1988年达到创纪录的18.5％的水平，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加剧了经济波动，价格改革工资改革成为具有很高社会风险但又不能回避的转轨难题。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与经济发展过热相交织，导致了1988年的商品抢购风潮，酿成了1989年春的政治风波，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于是将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归咎于改革开放的方向错误，他们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严峻国内局势。
　　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能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做出了坚定而又明确的回应。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事关中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命题。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认识当今世界的特征，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在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经验基础上实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由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遭受严重挫折之际，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了考验，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党中央作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定，1992年十四大上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不仅冲破了社会主义理论界的禁区，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一个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我国渡过了体制改革的难关。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针为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注入了活力。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的13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新的飞跃，2001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9.59万亿元，年均增长9.3％，比1989年增长了两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相形之下，摒弃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按照西方学者设计的“休克疗法”进行转轨试验的俄罗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0％以上，其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为中国的三倍，1998年仅为中国的25％，俄罗斯八年间货币贬值96.5％，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56％。中俄两国同一时期发展指标的强烈对比，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政治抉择是正确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十多年举世瞩目的成就，将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
　　
　　四、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抉择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看，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把科学发展观放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可以发现它是在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之际，我们党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选择中，作出的又一重要政治抉择。
　　21世纪初，我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已经历一代人的时间，通过制度创新，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体制，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了20多年，我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了20多年，我国的国际地位在20多年里显著提高。1978年我国的GDP为3624亿元人民币，2006年突破20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增加了13.3倍，同期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7607亿美元，人均收入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0美元，激增到1998年的800美元、2006年的2000美元。这些数字表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我们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外贸总量排在第二位，我国已实现了邓小平所规划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进入了小康社会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了未来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目标。同时，我们党也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还不能直接进入现代化社会，还必须经历一个中间过渡阶段，这就是全面小康社会。十六大上提出未来20年我国将进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它的目标体系是以基本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等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就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未来20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之际，改革开放20年多年所触及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层次矛盾也显现出来。
　　21世纪初，就在我们党在十六大上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制度化交接之际，上述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表层化：数以千万计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为改革付出代价后，他们改变贫困处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大群众对权力腐败，社会治安状况反映强烈；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化趋势(2002年全国登记的社会团体13.3万个)使工人、农民、民工新社会阶层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经济社会诉求，对立法和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学界，理论界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深受传统教条主义影响的人士甚至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思想根源在于：“从主观原因看，由于体制机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质量，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倾向，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加剧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不和谐。”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新世纪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化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怎样统一党内社会上的歧见，如何纠正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观所长期存在的片面倾向，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2003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而言，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统筹兼顾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总体上破解了进一步发展的难题；科学发展观还汇集了当今世界有关发展的认识成果，积极借鉴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思路。然而，从政治上看，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即将进入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历史关头，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政治抉择，使我国能排除各种干扰，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结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有进步政治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目标，都是致力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同的社会集团有不同的方案，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现代化蓝图，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历史的回顾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又是充满困难坎坷的道路。这是由于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40年代、70年代末、八几十年代之交、21世纪初等中国现代化的各个关键时间点上，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代表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政治抉择，保证我们国家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实现了经济起飞，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奋斗目标，党的命运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效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华民族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