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转折点，这是不争的事实。周恩来认为：五中全会标志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即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一个帽子”，“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9～200页。）。为何国民党的态度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变？这种态势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五届五中全会？本文将对此试作探讨。
　　　　一、五届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对共政治心态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两党之间并没有很大的磨擦，这很容易遮蔽掉一些问题，使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时将视线的上限放到五届五中全会，而不能向前推移。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五届五中全会前，会发现国共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已蕴含着后来两党关系变化的因子，一旦时机许可这种变化就会发生。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共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共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这种心态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祸案”中表现得甚为明显，该案认为：中共提出国共合作是“于穷蹙边隅之余，倡输诚受命之说”，而国民党的接纳则是“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注：《根绝赤祸案》（1937年2月21日）。）而已，所以国民党将领一再提醒蒋介石，对共产党不应不防，甚至要求恢复原来的剿共政策。陈诚在1937年2月15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就认为：“今日赤匪之要求，为目前计，固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伺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他要求“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注：《陈诚总司令上蒋委员长陈述陕甘善后问题之意见电》（1937年2月15日）。）。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来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
　　对中共不信任的心态在合作抗战开始后仍很明显。蒋鼎文在1937年10月4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认为：“职之观察彼方，决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注：《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呈蒋委员长电》（1937年10月4日）。），陈立夫更对中共参加抗战的企图与步骤进行分析，得出中共“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的结论。他认为：“共党之参加抗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诒。(2)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其计至毒，其法至妙”（注：《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他甚至为国民党内其他人不能了解而悲哀。
　　当然，对中共提出国共合作产生怀疑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认为，中共积极主张抗战的动机是受了苏联的影响。苏联在竭力引诱中国与日本作战，“苏俄怕日本对他，怕中国消灭了共党，设计刺激引中日先做对。”（注：《徐永昌日记》，第87页。）国民党中一些人担心对日作战会使国民党军队极大削弱，而为苏俄和中共提供机会。蒋介石亦有此思想，他认为“无论其抗日为真为伪，即是其为真抗日，亦必为国际主义之傀儡，而以中国人供人牺牲品”（注：《蒋委员长致南京中央党部叶楚伧秘书长电》（1936年10月28日）。）。不管怎样，两人的言论中都反映了国共之间存在的隔阂。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ｚｈōｎｇ＠①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呈蒋委员长电》（1939年1月12日）。）。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呈蒋委员长报告》（1938年8月8日）。）。
　　关于这种敌视心态，我们还可以看一段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活动认识和评价的材料。国民党认为中共“阳用边区政府之名，阴行苏维埃红军之实，并煽惑收容大批青年”，自行扩张；搞独立：“擅组机关，自委官吏，紊乱行政系统，破坏国家统一”；实行假民主：“伪造民意，召集所谓边区议会，假借倡行民主美名，巩固割据局面”。并认为“长此姑息养奸，凯唯贻误抗战前途至切，必为将来建国之忧”，“病在切肤，惟有奋起自决，誓死取消伪边区组织，非达目的不止”（注：《陕西省第二行政区各法团及全体民众呈国民政府等机关电》（1939年1月16日）。）。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是国民党对共敌视的根源，它象旗帜一样标明两党的不同，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从合作一开始，国民党就认为中共应该在一个政府与命令原则下行动，服从三民主义。特别是对三民主义的服从国民党非常强调，因为它意味着在法统上的统一。蒋介石在1937年9月23日为中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时强调：“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注：《蒋委员长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1937年9月23日）。）。中共认为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目标相一致，故现阶段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并不能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国民党人甚至认为中共在所编小学课本中将列宁像及总理像并列即是“谬误”，理所当然认为“当此抗战建国时期，在教育上惟有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乃能增加抗战力量，以图生存”，而不容许马克思主义“搀杂其间，致滋流弊”（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蒋委员长电》（1938年10月2日）。）。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力图控制中共军队的数量，“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注：《蒋委员长致顾祝同主任补充指示改编共军方针电》（1937年2月16日）。），其后，虽然中共军队人数有所增加，八路军辖3个师约2万余人，新四军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计在17000多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四万五千人”。在中共军队领导权的问题，蒋要求“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注：《周恩来上书蒋委员长请示红军改编事宜》（1937年7月16日）。）。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重庆签报蒋委员长》（1938年12月29日）。），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注：《军令部长徐永昌签报蒋委员长关于彭德怀意见研究情形》（1939年1月9日）。），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注：《军令部长徐永昌签报蒋委员长关于彭德怀意见研究情形》（1939年1月9日）。）。
　　国民党对中共机构的设立防范甚严。中共拟在汉口、西安、上海、兰州、广州等处设立办事处，康泽认为：“查八路军除已在南京及太原各设有办事处外，均无设立办事处之必要”，对此，蒋介石亦批示：“如无中央许可，即令不准设立办事处可也。”（注：《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康泽签呈蒋委员长》（1937年11月3日）。）在中共拟成立冀察热边区政府一事上，态度更为明显。国民党认为：“实无再有边区政府出现之必要”，“如此措施，像有割裂河北政权企图”（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报中共酝酿成立冀察热边区政府电》（1938年10月2日）。），国民党认为八路军除军事行动依据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仍应绝对拥护团结行政系统，不宜另有组织干涉。“沦陷区域如均可自由组织，行政另成系统，殊非一致对外之旨，且恐日久必成严重问题”（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呈报处理中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原则电》（1938年10月5日）。）。恐日久将生成威胁，是国民党在处理这等事件时的忧虑，所以将八路军限制在军事领域，严防与地方发生联系。
　　蒋介石为将中共纳入国民党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正式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内的主张，认为即使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也可以。周恩来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注：《周与蒋谈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1938年12月6日）。）。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继续洽谈这个问题。在谈话中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蒋还提出其他方式均无用（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所谓统一两党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可能”。但蒋介石仍要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希望能在其给全会的电文中，有让步表示。蒋介石试图“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显然，此事作为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蒋是不会放弃的。

　　国共两党间有着长达十年的敌我关系，并有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阴影，虽然国共两党又进行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仍以忧虑和恐惧心理来看待共产党。陈立夫以为“多党政治徒增政客之机会，以陷国家于循环不已之内战”，而要求“彻底去除矛盾之党内小组织，使无彼此之分”（注：《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内应该不会孤单。蒋介石在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这种忧虑和恐惧被带到即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中了。
　　　　二、五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国民党对共政策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在此次会议以后，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这一年开始，两党的磨擦纠纷，在各地不断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注：《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75页。）。
　　蒋介石在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词里就为这次会议定下了主旨，就是要清理国内问题，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提出，以后之奋斗“实为决定我民族存亡兴替之关键”，故要“爰就内外事实，详悉检讨”（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
　　那么，蒋介石认为需要检讨的是什么呢？“举凡前方、后方，尤其在被占区域或邻近战区之军民，一切思想行动，苟不能严加反省，严加检举，严加改正——而我民族亦将不免于覆亡”，所以，他要求要“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绝无保留，绝无犹豫，勇往迈进”。蒋介石感到过去的工作“未尽协调，亦未能言行一致”（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这虽非完全由中共而起，但却是针对中共而来。在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溶共”的主张，“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很显然，蒋介石不愿意一个拥有独立体系的、与国民党平行的共产党存在，在他“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思想下，要去进行所谓统一的工作。
　　在具体实施层面，国民党更加强调统一意志，并加强了对中共宣传工作的控制。大会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大会并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1939年3月制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提出“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对国民党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目的，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对付共产党的”（注：《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1939年6月出台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承接这一思想，大大加强了思想与舆论的统一和对中共宣传工作的控制。它要求“党内党外均应一致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在此之外，“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荒谬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为对中共在印刷、宣传方面严加控制，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共党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前述种种宣传品之书店，违者即行封闭，至于共党言论，在可能范围内准其发表于党外围刊物”。宣传方面的最高权威则是蒋介石，“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蒋介石以最终仲裁角色的出现，显见此事的重要和管理的力度。
　　国民党还加强了与中共对下层民众的争取工作。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就提出了要做好对下层民众的工作，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共在下层民众工作中的成功，早已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开始与之争夺，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认为：要“网罗中间人才”，“对于民间武装，更应加强争取，如帮会之运用，旧民间武装组织之吸引等，似亦应有专门人员以负责筹划推行。即如现在之冀鲁交界处共党势力尚弱，正宜在此等处所推行此项政策”（注：《军委会办公厅为张允荣所拟对于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对策致军令部电》（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工作开展，决定“就人力、财力予以补助”（注：《中国国民党社会部对中共八月二日延安党员大会决议案筹划对策函稿》（1938年10月28日）。），甚至有的县特拨专项工作经费。在开展民运工作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人主张“总以防止共产势力扩张为主，似此似可以避免与共党发生磨擦”，而陈立夫在1938年12月5日密电中认为“对党外自须取联络上层友谊，建立下层基础之方针于工作决不可稍事退让”（注：《陈立夫密电》（1938年12月5日）。）。此时，国民党的方针是“似不能坚持党的排他原则”，尽量在不与中共发生摩擦的情况下与中共全力夺取民众。

　　如果说上面还只是部分范围的行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则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与中共的下层民众争取工作。该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全部工作者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农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乃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并于工作进程中吸收其忠实勇敢者为党员，以健立本党的农村干部。”（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1月28日，大会通过“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该案要全国人民举行“国民抗敌宣誓”，誓词中有“我等各本良心，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的内容，宣誓人“并代表全家宣誓遵守抗敌公约”，“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这其实是宣誓对蒋介石的效忠。为保证对全民的控制，达到每人必须宣誓的目的，在宣誓实行公约办法中规定“如不参加者，处以一元之罚金，仍须勒令补行宣誓。”（注：《拟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1939年1月28日）。）由一人而至全家，由各家而至全国。随后出台的《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实行在县级政府组织之下，通过保甲组织来防止中共势力的渗透并进行对民众的控制。
　　国民党在加强自身对民众的争取工作之外，还严格控制中共的下层活动。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和蒋介石的意旨，国民党中执会1939年4月以绝密文件形式向国民党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明令限制共产党的第一个具体的纲领性文件。而此时国民党的方针已是“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足，亦应无所避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无论战区与非战区，组织武装队伍均应“事前呈准有案”，不准宣传阶级斗争，“无论任何社团应先办理立案手续后，方准活动”，“已准立案之各种灰色社团体，地方党政机关应重新切实办理登记，严格考核其活动，并指派本党忠实积极之同志经常参加指导，不听者，得依法限制其活动。”（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布后，国内政治局势顿时恶化起来，对此，毛泽东认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如果要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8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了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努力。国民党首先否认中共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组织的合法性，授意各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继而提出将陕北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第一、三两个行政区之专员、保安司令及各县县长，由本党遴选忠实精干有斗争经验之同志担任，第二行政区，则准由中共保荐，由省任命”。如果此法行不通，第二方案在边区目前所据之区域，成立陕北行政委员会，但须直属于陕西省政府管辖，“其人选得由共党提出名单之一部分，向陕西省政府推荐，经核准后任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国民党加强了军委会对中共军队的控制。为防止中共扩充势力，不许其自由招募兵员，军队“由军委会派员点编，经点编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组织游击队或其他武力，其后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由军委会确定中共军队的作战区域，限定活动范围，“嗣后只准在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非得军委会命令不得越出范围”。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犹不得越出其活动范围”，中共对游击部队的独立指挥权也被剥夺，“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政训工作，必须照军委会政治部所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实行，政工人员编制与人事悉依政治部命令。军委会并指定联络员监视中共军队活动。尤其是为达到隔离中共军队，使其无从接触民众，要求其“不得与地方发生关系，并不得作民众运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五中全会及其后国民党的政策表明，国民党虽未决心消灭中共，但已全力削弱中共。它是国民党对共敌视心态下的自然反应，如果说五中全会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只是在部分范围内，以零敲碎打、不系统的方式进行，五中全会后则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并已成为国民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如何认识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的变化
　　为何五届五中全会会成为国共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两党关系又发生了哪些转变？在国共关系史中，五届五中全会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公布从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在看到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发展，但不应忽视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事实。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9页。）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五中全会是一次蒋介石开始进行统一和建设全国的会议，这在五中全会的提案和决议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五中全会收到提案35件，通过决议案16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多项内容，并且这些都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长期的规划。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的宣言里将五中全会的意义表述得很明显，他认为抗战局势已由前期而转入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举抗战大旗下，蒋介石要“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换句话说，在“适举行于抗战后期之今日”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要进行的是统一的努力。
　　很明显的一点是，解决中共问题被融入五中全会之中了，对全国力量的统一自然包括对中共的控制，但显然出于前述对中共的忧虑，国民党对中共问题非常重视。
　　会议期间，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中认为，中共“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要“作一次大清扫”，可谓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统一的思想意志、强大的凝聚力，背后还有苏联的支持。并且，中共坚持独立，不如其他军阀易于收服和控制。如果说，蒋介石集团要借机号令全国，其最大的忧虑还是中共。如何对付中共单独成为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重点就是针对中共而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溶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仅在1939年内，蒋介石集团就制定了十余项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如果说在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除了五中全会后国民党进行全面、系统的防共限共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国共间的军事磨擦上。如前所述，五中全会前两党间并没有大的军事上的磨擦，而在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已不惜运用武力，军事上的摩擦日益严重。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400余人；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共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程汝怀部围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十队后方机关杀500余人；企图取消中共在河南确山的办事机构，制造了确山惨案等。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以约30万人的兵力，绵延千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12月在空军的配合下，袭占了边区5座县城。

　　在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五中全会的部分防共反共内容在此之前就已形成。1938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委会开谈话会讨论的4个问题中有两个就与中共有关，其一为冀察战区苏鲁战区等人选，一为八路军游击区域问题（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1939年1月8日召开的行营防空会议，内容为“取消晋冀察边区行政组织”，当时已有“今察冀已有主席应即取消”的决议（注：《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2页。）。实际上，自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就不断加剧，在国统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名为牵制日军，实际上主要是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
　　总之，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结之所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的繁体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