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1)

【内容提要】
《左传》与所谓“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大事纲要式的《春秋》之类历史著述不同，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作品。《左传》作者在记载历史之时，自觉地将“人”这个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叙写的对象，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他的史著之中，从而使《左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著作，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巨的影响。20世纪的《左传》研究，已把《左传》的人物描写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古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却较少涉及。故本文将对这一内容作出初步的论述。

一 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

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

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

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其中如评管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称其为“世所谓贤臣”;评晏婴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伍子胥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均对其人其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明了太史公自己的景仰敬佩之情。

司马迁不仅为《左传》所载春秋人物立传，还以“太史公曰”形式，对这些人物予以直接的评价。如《宋微子世家》评:“宋襄（公）”，《晋世家》评“晋文公”，《楚世家》评“楚灵王”，《越王勾践世家》评“勾践”，《史记·循吏列传》评“楚相孙叔敖、郑相子产、楚昭王相石奢等”。西汉末年大学者兼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均好《春秋左氏传》。王充《论衡·案书》及桓谭《新论·识通》都有刘向重《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的记载。故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它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如《新序》叙楚相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卫灵公之时史“以尸谏”、晋大夫祁奚老而荐贤、申公巫臣谋娶夏姬等人事。《古列女传》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嬖孽”七传，其中亦载叙了晋文齐姜、秦穆公姬、楚庄樊姬（《贤明传》），楚武邓曼（《仁智传》）及陈女夏姬（《嬖孽传》）等《左传》中人物。

刘向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撰成《古今人表》一篇，分别为“上智”、“中人”、“下愚”等“九等之序”，而其中尤以《左传》人物为多。诸如列入“上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的管仲、曹刿、宫之奇、百里奚、狐偃、介子推、先轸、弦高、董狐、令尹子文、叔向、季札、子产、晏平仲、齐太史、南史氏;列入“中人”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中的颍考叔、楚武王、邓曼、楚文王、齐桓公、秦穆公、蹇叔、烛之武、晋文公、晋悼公、祁奚、子罕、行人子羽、伍子胥、申包胥、沈尹戌;列入“下愚”三等（下上、下中、下下）中的郑庄公、共叔段、周桓王、齐襄公、公子庆父、卫懿公、晋献公、骊姬、楚穆王（商臣）、齐懿公、晋灵公、陈灵公、夏姬、孔宁、仪行父、宋平公、羊斟、崔杼、庆封、齐庄公、楚灵王、费无极、卫灵公、邾庄公、夷射姑，等等，都是《左传》中很知名的人物。而且，班固根据其“为善”、“为恶”的标准，将他们分列于三类九等，已经表明了他对《左传》人物的评价态度。

班固而外，据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东汉文人刘梁亦曾著《辩和同之论》，评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并引《左传》所载孔子语评“臧武仲之智”等。

如上所述，两汉的《左传》人物评论，主要是以史家著述中的传、论形式出现的，多半都带有史料的性质。两汉之后，《左传》“至魏遂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晋时，杜预又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杜预《集解》，注释 《左传》时常有对书中人物的评述文字。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杜预即注曰:“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在这段注文中，就表明了杜预对郑庄公“孝心不忘”的肯定性评价。此外《隋志》还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人撰的《春秋大夫辞》三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等。这类书籍今皆不传，但据其书名可知已是以《春秋左传》人物言辞及世系为对象的专门性著述，显然在西汉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了进步。

二 学人之文:唐宋《左传》人物研究的发展变化

唐代，是“春秋左传学”由总结到转变的重要时期。关于《左传》人物的研究，应特别注重的应是孔颖达与刘知己两人。

孔颖达在唐太宗贞观初年主持撰著《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根据隋时人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而以大量古代典籍资料以疏证晋杜预的《左传》注。其中就有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之词。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因颍考叔之言而见姜氏“遂为母子如初”并以“君子曰”赞颍考叔“纯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杜预注文之后即疏之曰:

《尔雅·释诂》训“纯”为“大”。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

孔颖达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认为颍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的认识，从而也同《左传》“君子曰”及杜预注一样，表明了对郑庄公的肯定。

距孔颖达《五经正义》后五十余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已的论史巨著《史通》问世。刘知己既是赞扬《左传》超过前人，也是重视《左传》文学性超过前人的人物。《史通》中，《载言》篇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已充分注意到《左传》写历史与人物“言事相兼”的特点;《叙事》篇分析叙事件的四种表述方式，“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三引《左传》之文以为范例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这里，刘知己虽在论“叙事之体”，实际上已是说“写人之法”了。除此以外，还有《杂说上》说:“《左氏》之叙事也……记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申左》篇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如此等等，已经是在具体分析论述《左传》描写人物语言性格的艺术方法。其新见卓识，至今还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在其《进学解》中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实际上是对《左传》具有虚浮夸大特色的一种认识，在后代颇有影响。其文集中，亦有《子产不毁乡校》之类文章，评述《左传》人物。如此文云:“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不仅表明了对春秋贤相郑子产的思慕，更对他尊重民意、治国有方的才能政绩给予了赞颂。

宋代《春秋》学繁盛，宋人对于《左传》人物的研究评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重要成绩。其中如苏轼、吕祖谦等《左传》人物专论的出现，更把《左传》人物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文学家苏轼，虽然没有关于《左传》的专著，但他重视《左传》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其《文集》中就留下了《论郑伯克段于鄢》、《宋襄公论》、《管仲论》、《士燮论》、《论鲁隐公》、《论管仲》、《论孔子》、《论伍子胥》等十多篇关于《春秋左传》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如苏轼认为:“《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其中之一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但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却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苏轼不仅为郑庄公克段进行了辩解，对春秋时期不时出现的骨肉相残现象进行了批评，还对《谷梁》、《公羊》二传在郑伯克段一事的评价方面，提出了异议，而对《左传》作者的态度给予了肯定。所谓:“《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对于宋襄公，苏轼则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其《宋襄公论》云:“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王莽也。”并总结说:“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历来论宋襄公的经学家，多从《谷梁传》“信而有道”立论，苏轼则揭出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虚伪，道出了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本质。

苏轼《士燮论》，评价晋范文子有“将帅之能”，为“社稷之臣”，并认为“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赵盾）也远矣”;而《论鲁隐公》则以为“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都能从历史人物的实际言行出发，给予符合客观的评价。苏轼对《左传》人物的评论，是《左传》人物评论研究史中的一笔重要财产。

苏轼的同乡、北宋元中苏轼曾以贤良方正推荐其廷对的王当，亦著有《春秋列国诸臣传》30卷。此书所录《左传》记载的列国诸臣191人，诸如郑颍考叔、随季梁、齐鲍叔牙、管敬仲、鲁曹刿，楚令尹子文，晋狐偃、先轸、介之推，秦孟明，周王孙满，晋范武子、赵盾、范文子，宋华元，楚伯州犁、钟仪，晋祁奚，宋子罕、向戌，晋韩起、叔向，郑子产、子皮、子羽、然明，吴季札，齐晏婴，楚伍举、申无宇，齐陈桓子、齐庆封、崔杼，晋籍谈，楚沈尹戌、伍子胥，晋赵鞅、鲁阳虎，楚费无极、申包胥，鲁子路、冉有，越大夫种、晋赵襄子等，在当时列国政治舞台上有较多活动言行的贤臣、名将乃至庸臣、谗佞都包括其中。王当将这近二百人物，按鲁国十二国君即位顺序先后分卷系列，先列出各人国别、姓氏名字，然后各以传赞附于后。的确是一部资料丰富且有参考价值的《左传》人物传论。

其赞论文字因事评人，议论纵横，亦颇有可取之处。例如该书卷七评晋子犯（名狐偃）、赵成子、臼季、先轸、介子推等人之“赞”曰:

从亡之士，若狐、赵之忠烈，臼季之举贤，可谓善始善终者矣。子犯济河而投璧，犹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与为此也。成子家国皆让，宜其兴也。先轸勇而有谋，殆《诗》所谓“赳赳武夫”者也。

文字虽不多，却大致道出了晋文公时文武诸臣的某些行事、特点。故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曾评价王当此书云:“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者，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

稍后于王当又有长乐人郑昂亦作《春秋臣传》30卷，以人类事，凡215人，附名者又39人。从王当、郑昂二书，可见宋人已充分注重《左传》人物的评价，这是将《左传》从编年体改编为纪传体的早期著作之一，当是宋人《左传》评论的新尝试。

与之相类者，尚有北宋末年徽宗之时费枢的《廉吏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提要云:“盖作于宋徽宗末年……是书《书录解题》作十卷，此本祗分上下二卷，与旧目不符。然断自列国，讫于隋唐，凡百十有四人。”费枢在这百余名历代“廉吏”中，也载入了《左传》所记春秋时期列国著名大夫，如郑子产、晋叔向、齐晏婴、秦百里奚、吴季札等。先分时代列一总论，然后分人系一小传，传后亦多系以赞论予以褒贬评价。例如其评晏婴云: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节俭力行重于时。既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论曰:晏子事齐三君且为相矣，而节俭如此。

先简叙传主姓名履历，再评述其为人“节俭力行”的 品行特点，既能将人物有关的重要信息告诉读者，也借以批评了宋代当时的奢侈世风。

南宋初时，世称“东莱先生”的学者兼散文大家吕祖谦，其学“于《左传》最深”，所著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就有《春秋左氏传说》及《春秋左氏传续说》、《东莱左氏博议》等数种。其中《传说》、《博议》两种多涉及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著者常从“文”的角度出发，对《左传》其文及其所载人、事发表议论。

《春秋左氏传说》20卷，当是吕祖谦为门人讲授所作。《春秋左氏传编续说》12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并以为“是书当成于晚年矣。其体例立于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于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挟摘其疵”。

《传说》及《续说》，随文解义，对《左传》所载重要史事分条发表议论，颇类于散文家的史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充分注意到了对《左传》所载人物言行的评价论述，是宋代《左传》人物评论的重要成果。如吕祖谦在《春秋左氏传说》卷首之《看左氏规模》一文中说:

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所谓一人之所以变迁者，今且举两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恶者，有自恶而入善者。

在这里，吕祖谦是将“一君之治乱”、“一人之变迁”与“一代之升降”、“一国之盛衰”同样看重的。在《春秋左氏传续说·纲领》一文中，吕氏更进一步说道:“左氏亦是子产、叔向一等人。其记管、晏、子产、叔向事，皆连当时精神写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无缘记得如此精妙。”从这段文字中，可知吕祖谦不仅高度评价了《左传》对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春秋贤臣的着力叙写，而且也充分肯定了《左传》作者自身的人格人品。

因而，吕祖谦在《传说》及《续说》中，对《左传》所载的许多历史人物形象都有深入的分析和可取的见解。如《看左氏规模》中，详析郑庄公及其“克段”之事，对庄公、叔段、姜氏之间的是非曲直，都从道德伦理和《左传》作者的写人技巧方面作了具体论述，评价《左传》“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是“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此外，如《左氏传说》卷一论左氏叙宋华父督弑逆之恶，《邓曼谓斗伯比非众》条论邓曼之贤与斗伯比之智，卷二至卷四论春秋五霸中“桓公为盛”、“文公度量不广、未到坦然大度处”、“宋襄本不足以预五霸之列”，及论“管仲犹有三代气象”，卷四《秦伯犹用孟明》条赞秦穆公用人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卷六《晋楚战于晋师败绩》条评论楚庄王霸业，卷九《吴季札聘列国观人材》论一旦季札“自吴出，见诸国贤者，便倾盖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贤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郑子皮授子产政》条论子皮与子产之政之功，卷十二《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条论费无极之佞等，都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