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土文学流派(2)

　　第二，“山药蛋”派最大的特色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它追求通俗性，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风格质朴，常带“土气”等等，突破了文学大众化的难关。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黄土作家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作记录，他们的作品是诗，是史。正如路遥对柳青的评价：“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他绝不是一个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说成是‘山药蛋’。”[4]561的确如此，如果把《白鹿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所叙说的时代串联起来，从20世纪初清朝的覆灭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期，将近一个世纪黄土地上的变迁史，是多么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啊!
　　第三，“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继承多、突破少，他们的作家群里文学成就几乎没有超过赵树理和孙犁的。而黄土文学派却不同，路遥和陈忠实承继了柳青农村题材、现实主义这一传统并各自有不同的艺术突破和文学精神上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代表作都是“里程碑”，但一个比一个高。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创作旺盛期不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经历、机遇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柳青“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一般人”[4]561的精神和对世界文学大师巨著的研究、吸收。长期以来，评论界有一种误说，认为他们出身苦难、生活底子虽厚但文化底子较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此说看似颇有道理，柳青和陈忠实确实没有上过大学，路遥又是“工农兵”学员。其实错了，貌似“修表匠”的柳青，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博士；路遥、陈忠实通过对世界名著系统的博览和精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等等了如指掌，深谙于心。他们的手法，他们作品的份量在创作的准备阶段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反反复复掂量过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使路遥拿青春和生命作“赌注”的《平凡的世界》突破了柳青，陈忠实厚积薄发的《白鹿原》超越了柳青。
　　2.黄土文学流派与“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实质是对西北五省区作家群的概称，经过多年讨论，“西部文学”的提法虽然已经被评论界认可并广泛使用，但它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名实是否契合至今仍有商榷之处：一是如果西北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西部，那么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是不是也是“西部”呢?二是如果从地理版图划分，那么，处于国之中心的陕西无论如何是很难划入中国西部的，充其量只能算东、西部的过渡区。因为无论从自然环境、民风民俗、文化历史等方面，陕西在人们意识中与高原雪域、大漠戈壁、草原绿洲、驰马游牧、酒肉歌舞等西部边疆大相径庭。
　　除了秦岭以南和陕北北部(榆林地区)分别属于长江流域文化和塞外文化外，陕西主要是黄河中原文化区。这里的环境是黄天厚土，这里的民习是耕读传家，米面为主，这里的水土塑造了秦人的灵魂：木讷厚重，沉稳坚实；这里的文化也决定了文化人的品质和作品风格：执著坚韧，厚重大气。所以，陕西的文学是西北地区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和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当然，如果把陕西作家归入“西部文学”也未尝不可，事实上“西部文学”论者也始终是这么认定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民族风习、人文历史差异很大，各不相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整个东、西部之间不仅创作水平落差较大，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高于全国水平线(如陕西)，有的地方似乎还刚刚摆脱了文艺的萌芽状态，而且无论从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甚至体裁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回首当代西部文坛，这种差异一眼便知。一是文学样式上，小说在陕西比较兴旺，诗歌却崛起于新疆、青海等西部边陲，如20世纪50年代大西北的歌手闻捷的诗和新时期甘、青、新等省(区)以周涛、昌耀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在全国影响较大。二是题材上，陕西作家们主要是农村题材，黄土农耕文化，而中西部的作家主要是民族风情和边疆风貌。三是在创作风格上，西部作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作品风格明显不同。如陕西作家特别是黄土作家们，偏重于历史纵深厚重感和史诗性。而中西部的文学更注重力度：粗犷深沉、苍凉奔放、雄奇古朴。如在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张贤亮、张承志等具有这种风格。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人、作家亦不例外。陕西的“水土”同时还滋养了黄土作家们以下有别于其他西部作家的艺术特色。
　　第一，执著的艺术追求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陕西作家偏重于现实主义作为精神而非仅为一种创作方法出现在文学之中，他们追求的现实主义骨子里就是‘求真务实’，就是秦地农人式的朴素理解：‘实活!’”[13]他们具有突出的秦人性格、特点、气质：大气内向，执著好强，他们对文学痴迷甚深，矢志不移，表现了一种圣者的“殉道”精神。他们守着自己心目中的神明，默默耕耘，其勤奋精细程度，其煎熬甚至牺牲精神无不令人叹服。“柳青临终之前，向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再活几年吧’，接着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4]536陈忠实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文学依然神圣”的名言，路遥因拼命写作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邹志安英年病逝前还说他对文学“不悔”，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陕西黄土作家的小说创作，你可以在艺术上、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说这说那，但是在生活积累甚至在生命体验上，几乎无可挑剔。他们的小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关注生活，关注历史，忠实地做着社会进程的“书记官”和“社会眼”。在热恋的土地上和人民中，共同探讨着人如何活得更合理、更美好的永恒主题，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
　　第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读他们的作品时，都确实地从小说的环境、人物及心灵情感诸多方面，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内容，看到非同一般的地域文化特色。作家作品的这些收获，其实就是历史悄悄地给予作家的无声帮助。历史文化的滋润熏陶使陕西的读者群对文人、作家非常崇敬和拥戴，也就不断涌现着做文学梦的文学爱好者，转而从事写作，冷不丁就冒出名不见经传却出手不凡的作家、作品来，使陕西的作家群不断发展、壮大，共同支撑着“文学依然神圣”的忠诚信念。其实，黄土文学的上述特点说起来也很简单，概而言之，就是舍生忘死撰《史记》的“司马迁精神”。
　　3.黄土文学与“陕军”、“陕风”
　　自1993年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集束出击，长驱“东征”引发文坛大地震以来，“陕军”、“陕风”等词汇就不仅是陕西作家群的代称、简称，而且具有了“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意义。2000年3月18日，陈忠实做客网易嘉宾聊天室，回答一网友的提问时说道：“陕西作家有一个大派叫做黄土派，但大派里面风格各异，都有个性，差异很大。”[14]因为是聊天，也许有调侃的味道，但他说出了一个实话：陕西作家风格不同。只不过他把话说反了，应该是：陕西作家是一个大派，大派里面都有个性、风格差异很大，异彩纷呈，其中有一个成型的流派，那就是黄土派。
　　讲到陕西作家群，本文已对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黄土派作家的代表作了分析，他们风格上的共同之处可概括为：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史诗追求，这是符合流派形成规律和标准的。同时，“任何文学流派都是充满动态感，都始终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都是艺术个性和艺术共性的奇妙契合，其范畴、成员和作品的界定和认定，始终是一个模糊值，只能是一个模糊值。”[10]48根据这一原则，陕西的其他作家如杨争光、王宝成、冯积岐、李康美等，他们某一时期或某些作品具有上述共性，也大致归于这一黄土文学流派。但是，陕西的其他作家虽然与上述作家某点风格相似，但总体差异较大，很难归于这一流派。我们可以大略作如下的区别和界定。
　　首先，看“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贾平凹，其作品以《废都》为界，前期的散文、小说基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农村生活，但艺术风格是不同的。冯健男20世纪80年代初在《漫谈“白洋淀”派》一文中写到：“远在陕南山区的贾平凹所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很有些孙犁作品的味道和气息，简直可以归入‘白洋淀派’了。”[15]李建军认为，“贾平凹受柳青影响较小；他身上更多的是南方人的气质!因此更倾向、更容易接受沈从文、孙犁的影响。”[3]356评论界在论述陕西作家的共同特点时，大都用括号作“贾平凹例外”的提示。他后期变化更大，或尝试意象手法或探索寓言表现，艺术描写对象也向城市转化，几乎一个作品一个风格，很难用一种模式概括。所以，贾平凹不属于黄土派，也不属于任何流派，贾平凹就是贾平凹。
　　其次，再看势头正旺的叶广芩、高建群、红柯、爱琴海、寇辉等青年作家。叶广芩以写清代皇家贵族后裔的命运和生活为主要特色，是带有贵族文化气质的作家。高建群、红柯等以写西部著称，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风格。爱琴海与寇辉则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风格各异，构成“陕西文学大省”异彩纷呈的文学风景，他们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流派，但与黄土派相去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对黄土派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义：黄土文学流派是发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八九十年代，由柳青开创，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并不断发展、突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黄土地上农村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变迁，追求史诗品格的作家群。他们是陕军的一部分，是陕西文学中的中坚力量和文学主流，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并具有重要地位，他们虽然形成时间漫长，队伍不是很大，但他们是正在进行中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典型的现实形态的文学流派。
　　
　　三、黄土文学流派的现状及研究意义
　　
　　流派研究，实际上是以风格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能对创作实践和文学运动的总格局、总趋势，进行群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能够透视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融汇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特别是它还能在多层次、多趋向和多品类的比较中，对现实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施以正确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判断，进行能动的指导。这便是对现实形态文学流派研究的实际意义。
　　十余年来，陕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带来了评论的空前繁荣，无论从数量、质量到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均为世所罕见，使陕西的长篇小说评论向纵深化、广阔化乃至成熟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陕西的文学评论还缺乏对长篇小说的总体态势、特点、优劣及趋向等整体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以风格为基础的流派研究不够，没有形成气候，虽然许多论者对“陕军”、“陕风”的研究具有流派学意义，但由于陕西作家群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差异较大，很难准确把握总结出他们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指导性不强。应当看到，陕西作家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多个流派，其中以柳青、陈忠实、路遥等为代表，以黄土文化为背景，视文学为生命并不断创造“史诗”的作家群，不仅是陕西“文学大省”的主要支柱、主体力量，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典型的文学流派。总结他们创作特点、经验得失，探究他们的创作道路、文学渊源，弘扬他们的艺术追求、创作精神……对于陕西文学持续发展、不断创造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陕西文坛近年的现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路遥、邹志安两员大将的英年早逝，陈忠实身兼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两职，事务缠身，几位有实力的作家把精力转投影视等等原因，陕西第二代小说家艺术创造的突发性和暴发力目前已经消退，数年的沉寂显露出陕西文坛后继乏人。
　　事实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已走向成熟的陕西第三代青年作家队伍阵容是庞大而整齐的，每年都有数部作品问世，2001年，叶广芩的中篇小说和红柯的短篇小说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但整体而言，缺乏境界阔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熟的“拳头”作品，影响力不够，毕竟文学的竞争是质而不是量。按理说，这一代作家应该不存在评论家对上代作家指出的文化底子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缺陷，也没有那代作家创作环境条条框框的限制，为什么出不了“拳头”作品呢?社会的、客观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柳青对社会时代变革的深刻把握以及深入生活的实践功力，没有路遥为文学献身的英雄精神，没有陈忠实那种对黄土地厚重历史文化的钻探深度和对文学的虔诚态度。所以，继承宝贵遗产，发扬优良传统，仍是陕西文学再度辉煌的良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思潮、文学花样如何翻新，文学最基本的精神、传统只会发展，不会过时。陕西作家要想有所作为，柳青、路遥、陈忠实们走过的道路是最靠得住的。黄土文学正在发展，黄土文学流派不是昨日黄花，它是正在发展中的现实流派。这也是倡导黄土文学流派研究的最终目的。
　　世界煌煌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息息相关，而时代与人文历史对文学、艺术等不同形式的影响是同一的，也是同步的。近年来，西安美术学院对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的研究已经起步，“陕西省黄土画派研究会”于2004年宣告成立，该课题此前已被列入学院研究课题计划并列入美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刘文西以展示陕北黄土地上的人物和领袖系列的人物画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大师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江南来到陕西，从此陕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与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迹遍及陕北的山沟、高坡、窑洞、农户人家……，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辛艺术探索，终于开创并形成了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
　　“黄土画派研究会”以人物画为主，尤其以表现黄土地人物风情兼及山水、花鸟为主的特点为研究重点，站在民族文化和当代文化背景下，审视地域文化与民族总体文化的关系，分析黄土画派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总体文化中的地位，揭示具有地域美术特征的黄土画派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存在意义。目前，该项课题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比较刘文西和柳青，从他们投身艺术的时代、生活源泉、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创作精神、创作成就等方面看，都是相同和相通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忠实实践《讲话》精神并取得累累硕果的艺术大师。由此不难看出，黄土文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共同的影响力。同时，黄土画派的确立，也为黄土文学派的创立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必要的有力佐证。
　　
　　[参考文献]
　　[1] 蒙万夫.略谈柳青的生活创作道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81.
　　[2]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3] 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4] 路遥.路遥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5]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七[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
　　[6]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二[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488.
　　[7]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三[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478.
　　[8] 何启治.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EB/OL].中国文学网，2006-04-10.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14355.
　　[9]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395.
　　[10] 艾斐.论中国文学流派的现实形态与发展规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11] 席扬，段登捷.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J].延安文艺研究，1992(2)：38.
　　[12] 周迪荪.由“山药蛋”派的寿命所想到的[N].湖北日报，1981-03-29(4).
　　[13] 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
　　[14]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六[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290.
　　[15] 冯健男.漫谈“白洋淀”派[J].当代文学，19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