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

[提要] 本文对以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为主的英语世界媒介理论作了语用和语义探究，发现“四种理论”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对后来的媒介理论影响深远、至今烙印尚存之外，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对它的语用与语义多有歧见、混淆与误读。澄清了若干关键词后不难发现，如今江河日下的“四种理论”其实仍值得探究。我们从最新的“去西方化”理论中就可以发现它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对“去西方化”一说能否成立仍持怀疑态度。

[关键词]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libertarianism；auth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neoliberalism；媒介理论；去西方化

（一）概览：“四种理论”与媒介理论研究的勃兴

46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Siebert etc. ,1956；斯拉姆：1980）。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它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联，以至于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McQuail, 2000: 153），“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斯拉姆：1960，“译者的话”），“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郭镇之，1997：39）。

在国内，《报刊的四种理论》薄薄182页的中译本自改革开放之初公开出版以来，对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芮必峰（1996：63~63）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

到1970年代初以前，为英美学界和新闻界津津乐道的“四种理论”似乎没有受到学理上的挑战。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芮必峰，1996：64~65）。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多棱镜》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芮必峰，1997：66）。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Watson,1998:90~93）。

1984年，美国传播批判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提出了国内有人誉之为对“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林珊，1989）的三种理论，但据我的看法，这种说法似乎言过其词了。而真正挑战甚至否定“四种理论”的，是一年后由当年出版《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伊利诺伊大学推出的8人合著的《最后的权利：再探报刊的四种理论》。郭镇之评介说，《最后的权利》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预言了后者的死亡，指明了产生它的时代的终结（1997：40~41、38）。

然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止息西方媒介理论的发展。1997年芬兰学者卡尔·诺登斯特伦（Kaarle Nordenstreng）提出了媒介研究的“五种范式”（McQuail, 2000:161~162）。尽管诺登斯特伦提出“五种范式”的论文以“超越‘四种理论’”为题，但是声称要彻底颠覆英语世界既有媒介理论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詹姆斯·科伦教授和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朴明珍教授，二人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以全新的“五种理论”统领全书，汇集了多国学者对包括亚、非、拉美多国和地区在内的研究对象的22篇论文（Curran and Park, 2000）。它的意义在于，该书可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国别/社会性比较研究尝试，并且将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语境）之下，突破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分为“冷战/后冷战”的二分法。

（二）语用与语义：双语探究

批评前人，是后人的固有权利。但是我们恐怕不能忘记，后人在考察前人理论形成时，前后两种语境的变化，何况二战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貌所发生的变革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又是如此翻天覆地和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郭镇之，1997：40）。其实，英语世界如此，汉语世界在译介上述有关理论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1． 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封面语言

今天看来，《报刊的四种理论》从封面开始，用语与汉译就有可商榷之处。该书的第一作者是弗雷德克·赛伯特（西伯特）（Frederick Siebert），然而正如郭镇之所言（1997：39），《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将第三作者“斯拉姆（即施拉姆）”列为第一作者，这可能是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知名度。但是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不当处置显然误导了中国学界。据新版《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词典》（RHWCD,2000），（mass）media[（大众）传播媒介]一词出现于1920—1925年间。尽管书名中使用的是当时的人们更常用的press这个有800年历史的词汇作为名词（其语义的历史衍变为：压机——印刷机——印刷品（出版物）——报刊——新闻界，等等），但是作者开宗明义在“绪论”中第一段便声明：“本书中所用‘报刊’（‘press’）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mass media）而言……”（斯拉姆，1980：1；Siebert etc. ,1956:1）。显然，这里的press等同于mass media，但是，鉴于当时报纸在媒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报刊相对于广播电视而言的悠久历史，选择press一词自有其道理。然而将其译成“报刊”恐怕就不那么妥贴了。

2．关于“四种理论”的英文和中文用语

“四种理论”的英文和1980年译本的中文分别如下：

（1）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

（2）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3）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4）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首先应当指出，由于“四种理论”的作者在构建其理论时形式上采用的是共时性/历时性并举的方法，因此在逻辑上似乎难于首尾一致。例如，理论1与理论4的矛盾。但是作者显然是受到了强大的地缘政治观的影响，其真正的共时性理论似可用下图表示：

有学者指出，“四种理论”实际上只有一种，即理论2（或理论3），充其量只有两种，即理论2（或理论3）加上理论1（涵盖理论4）（McQuail,2000:153）。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的，它揭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但是因此简单地说，支配作者的只有冷战思维，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视而不见，似乎也不够公允。施拉姆后来成为发展传播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Curran et al, 2000:4），恐怕也不仅仅是由于对“四种理论”的缺失的忏悔吧。

但是，“四种理论”本身的语用与语义及其译法的确引起了歧义。其中尤以libertarian和authoritarian两词为甚。《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中包括英文造诣不浅的林姗老师。中译本中将libertarian译为“自由主义（的）”，今天看来不无先见之明，但也可能是偶然性所致。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名词，英文对应词通常是有近200年历史（RHWCD，1999）的liberalism（形容词为liberal）。自由主义一直是近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李强，1998：3），而在20世纪常常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相对。实质上，在“四种理论”之后，许多媒介理论已将作为形容词的libertarian音用，而代之以liberal，如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McQuail,2000:161）；或干脆以free press（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置换，如麦奎尔的“5+1”理论（Watson，1998:90）。

这种替代有无道理呢？就整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替代的如要的（请注意麦奎尔和诺登斯特伦是欧洲人）；而在美国人看来，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知道，在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盛行的西欧，自由主义往往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在几乎不存在社会主义思潮的美国，其自由主义比西欧要右倾得多（展江，2001：863）。而这种特殊品牌自由主义恰恰就是libertarianism。但是这个词的汉译向过去不大熟悉liberalism中各种流派的中国学界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政治学者邓正来主译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将libertarianism译为褒义的“自由意志论”（1992：418），而在由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该词被改译为“严格限权自由主义”（邓正来，1997：202）。在其他中国学者的译述中，还有中性的“自由权主义”（郭镇之，1997：41）、贬义的“极端自由主义”（李强，1998：200）、略带贬义的“绝对自由主义”（俞可平，1998：68）以及褒义的“自由至上论”（毛寿龙，2000：22；江宜桦，2000：15）等译法。如果只看中文，谁会相信它们同出一源呢？

显然，只有权威学者的解读才能消除上述混乱。毛寿龙认为，libertarianism 的特点是“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本位，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主张以宪政制度保护个人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当代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里德曼夫妇、罗伯特·诺齐克、米塞斯、布坎南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多数是奥地利籍和美国籍经济学家，其中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毛寿龙，2000：22）。而libertarianism实则分为保守自由主义和无政府的自由至上论两支。前者要求必要的政府，趋向于保守；后者则要求废除政府，倾向于激进（邓正来，1992：419；毛寿龙，2000：52）。换言之，两者的差异，相似于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因此可以说libertarianism是美国可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大致可称为美国式自由主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西伯特选择这一语汇的用意了，即信美国主流价值观和既有制度下的媒介理论与制度，甚至对于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在广播电视领域中推行公营和个别国营制度(法国)的西欧国家也不以为然。

如果说对libertarian一词语义的理解主要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那么authoritarian及其名词形式authoritarianism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二次大战以来，这个有120年以上历史、逐渐有了一个当代替用语totalitarianism，后者出现于1925—1930年间（RHWCD，1999）。但是即使是在当今的英语世界，“authoritarianism常常和totalitarianism相混淆”（罗金斯等，2001：74）。假如西伯特等人在40多年前犯了这样的错误，那是可以宽宥的。据考证，totalitarianism一语最早被墨索里尼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全面（total）改造与全面(total)控制（李强，1998：119）。而据认为第一部研究totalitarian的力作是德裔美籍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起源》，她提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totalitarianism的代表，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并揭示其特征为意识形态和恐怖（李强，1998：120）。另一名德裔美籍政治学家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美国人兹比纽格·布热津斯基在1956年出版的《极权主义专制和独裁》则概括了totalitarianism的五个特征（李强，1998：121）：1）官方意识形态；2）惟一的群众性政党；3）近乎彻底的对强制权力的垄断；4）对大众传媒的垄断；5）以恐怖手段对身体与心理的系统控制。

这样一来，authoritarianism就与totalitarianism有了清晰的差异。但是，也许是作为新闻学者的西伯特等人视野受限，也许是出于温和的自由派立场，他们使用的authoritarianism涵盖了从古至今包括totalitarianism在内的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Authoritarianism 今天被译成中性的“权威主义”和贬义的“独裁主义”（邓正来，1992）、中性的“权力主义、命令主义”（郑易里等，1985）、“威权主义”等等。而totalitarianism的译名则多含贬义：“极权主义”（郑易里，1985；陆谷孙），但也有学者取中性译法“全权主义”（王焱，2000；邓正来，1997）。中译本将其译为“集权主义”，恐怕是为了避开“独裁主义”一类的坏字眼。但是，这一译法虽然易于为熟悉中央集权政治的国人接受，却有失准确。此外，它还给别人造成了困境；芮必峰在译介洛温斯坦—梅里尔的“五种理论”时，将本应译为“集权主义”的centralist译成了“集中主义”（1996：64~65）。

如前所述，奉行libertarianism的代表人物多为经济学家。而大致在1960年代出现的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正是前者的当代形式。由于这些代表人物（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切中当代人类社会时弊，因此近20年来风靡世界，成为各国施政实践的指导原则和当代各国政府治道变革的理论基础（毛寿龙，2000：51）。而且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以一种经济理论发挥其影响的。在传媒领域，它借1980年代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东风，为公司媒介（corporate media）的勃兴鸣锣开道，推进了西欧国家对广播电视媒介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Mchesney, 1999:6,110~111）。所谓的“去西方化”的“五种理论”就与此密切相关。这样看来，西伯特等人当年选用libertarian一语是不无先见之明的。

附：媒介理论语境与模式的兴替（Curran and Park,2000）

理论语境：地缘政治

理论模式：“四种理论”（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1954年）

理论语境：现代化/全球资本主义复兴

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萌芽

理论语境：媒介帝国主义

理论模式：洛温斯坦—梅里尔的“五种理论”（1971年）

1）权威主义理论；2）社会权威主义理论；3）自由主义理论；4）社会自由主义理论；5）社会集权主义理论

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发展（1960~1970年代）与成型（1980年代）；美国批判学派与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研究兴起（1960年代末~ ）；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媒介研究（1970年代~ ）

理论语境：文化全球化

理论模式：

哈希顿的“五种理论”（1981年）

1）权威主义理论；2）西方理论；3）共产主义理论；4）革命理论；5）发展理论

麦奎尔的“5+1理论”（1983年）

1）1） 权威主义理论；2）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理论；3）社会责任理论；4）联理论；5）发展理论；6）民主参与理论

阿特休尔的“三种理论”（1984年）

1）市场经济世界理论；2）马克思主义世界理论；3）进步中世界理论

皮卡德的“七种理论”（1985年）

1）权威主义理论；2）共产主义理论；3）革命理论；4）发展理论；5）民主社会主义理论；6）社会责任理论；7）自由主义理论

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1997年）

1）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范式；2）社会责任范式；3）批判范式；4）行政管理范式；5）文化谈判范式

理论语境：去西方化

理论模式：科伦—朴明珍的“五种理论”（2000年）

1）转型与混合社会理论；2）权威/新自由主义社会理论；3）权威/管制社会理论；4）民主/新自由社会理论；5）民主/管制社会理论

说明：麦奎尔的6种理论中最后一种“民主参与理论”为非共时性理论，与本表中其他理论有异，故称之为“5+1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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