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文学的命运

关键字：大众文化 文学的命运 知识阶层

随着商品经济与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化”问题日益受到当今知识阶层的关注。在电影、电视、录像带、录音带以及触目皆是的通俗读物面前，文学如何安顿自身呢？是汇入“大众文化”之流还是保持自己高品位的精神品格？当代文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欲在理论上为这种抉择提供一种可靠的价值依据，就不能不对“大众文化”诸特性以及当代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大众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大众文化”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为使命，他们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便是‘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所谓“大众文化”就是那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普及于社会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这种文化有明显的商业性质，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品，因此，它不再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创造．而成为“文化工业”的产品被批量生产出来。文化堕落为商品，因而不再有超越性和社会批判性，它仅仅满足着人的低层次的精神需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文化以其特有的娱乐性、普遍性和强制性使人们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安于现状，从而起到一种“社会水泥”，即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恶劣作用。即使在审美意义上，“大众文化”也使人误入歧途，丧失了真正的审美趣味，仅仅满足于感官刺激和虚幻的享受。

在我国，“大众文化”受到理论界的注意是近几年的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至少在城市居民中，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那种文化消费现象已普遍存在了。流行歌曲、室内剧、通俗文学占据着大多数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主要领域。于是那些承担着社会使命与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开始优虑了：长此以往，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必将无立身之处了。当然，也有一些将使命感、主体性、价值建构视为迂腐或曰“新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早已认同于“大众文化”，投入其洪流之中去“俯仰自得”了。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大众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即它不管在客观上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起到了什么消极作用，就其发生而言，却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文化虽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但它亦如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实又有其自身规律。大体说未，任何一种文化都经历着由俗到雅· 由雅到俗的转化过程。在中国古代．“诗三百”的作品大多本是民间歌谣，是最通俗的东西，汉代以后“诗三百”获得了经的地位．于是渐渐成了最“雅”的东西。在审美趣味上，先泰西汉的文学

创作基本上还保留着古朴自然的风格，到了侵· 二者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终于一层一层魏晋六朝，由于士人阶层演变为士族，成了在地剥去了文学艺术的高雅外衣，使之成为赤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享有特权的贵族化士裸裸的赚钱工具。可以说，“大众文化”标志着人，于是“雅”就成为这个时代主要文学价值物质向精神的胜利、肉体向灵魂的胜利、文明取向了。唐宋之时，士人阶层不再以士族子弟向文化的胜利。

为主体，于是就开始消解六朝的“雅”。诗歌上在承认“大众文化”历史必然性的前提的“新乐府运动”、文章上的“古文运动”都是下，我们应如何对它做出价值评价呢？在我看对六朝雅化追求的反动。但唐宋士人阶层虽来，“大众文化”是有其弥足珍贵的伟大意义，失去了政治、经济上的贵族地位，却在精神文对此，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大众文化上仍极力维持自身的特权，故而他们对六化”的出现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它朝诗文雅的追求的消解并不彻底。只是到了使社会大众成为精神文化价值观建构的积极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业的发达，士人阶层中参与者。商品经济将文化推向市场，使价值规涌进大批商人子弟，而士人本身也多有经商．律成为文化建构的制约力量，这表面上看是者，故而渐渐改变了对商业的歧视态度，这就文化的“异化”，是个体创造精神的隐没，但实导致整个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世俗化倾向。际上，这是将精神文化的裁决权由少数精英戏剧文学与白话小说的发达本身就说明了这知识分子转交给社会大众。这样，社会大众便一点。在西方也大抵如此。古希腊的神话、史间接地参与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在这诗也都是起于民间的精神产品。中世纪以后，个意义上说，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贵族知识分子将文学引向了“雅”的路子。其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基本标志是以拉丁文为书面语言。文艺复兴的。第二，“大众文化”以其普及性、广泛性而之后，西方文学开始了世俗化过程。从但丁提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以倡民族语言开始，经历了悲喜剧，现实主义小往任何形式的通俗文学都无法比拟的。因此，说的转换过程，文学才从上流社会转向民间。“大众文化”具备成为文化普及、建构和推行本世纪“大众文化”的出现可以说是文学某种社会价值观的主要方式的潜在可能性。艺术世俗化趋势的进一步展开。它的产生反第三，“大众文化”的确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大映着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对精神文化的双重众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在紧张劳作之余获得入侵。商品经济在物质利益的巨大牵引下所了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这也是以往任何一向披靡，无孔不入。即使历来被人们视为高雅．种艺术形式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对“大纯洁的艺术殿堂，也无法抵御商品经济的浸众文化”做“法兰克福”式的批判是失于偏激入。这恰如在巴尔扎克笔下的文质彬彬，举止的。

高雅的贵族们无法抵御满身铜臭，举止粗俗，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忧虑并非无的放满嘴大蒜味儿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进攻一矢，“大众文化’，的确有其消极的一面。这主要样。商品经济以强力将文学艺术拉向市场，给表现在下列方面。第一，“大众文化”是以消费它套上价值规律的枷锁。在利润的诱惑面前，为特征的。而文化消费本身又是以消遣为特“高雅”就变得一文不值了。与此同时，现代化征的。因此，“大众文化”一般都缺乏沉重感、的科学技术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浸透过来，它悲剧感。它的制作者不敢去撞击消费者的心与商品经济的联手进攻，更使文学艺术只有灵，不敢加重他们的心灵负担，当然也就更不束手就范。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使商品化愿意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它使消费者在了的精神文化能够获得高额利润，而商品经浅吟低唱中沉睡，在虚无飘渺的英雄事迹与济又使精神文化不能不接受科学技术的入人为的论理纠葛中掉下几点不关痛痒的眼泪，这样，‘气大众文化”就悄悄地消解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清醒认识。第二，“大众文化”为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不得不粗制滥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误导着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它尽管力求花样翻新，却往往始终停留于低水平的审美层次上，至于那些靠强化感官刺激力度来维持消费广度的作品就更是等而下之了。第三．“大众文化”以其商品性特征瓦解着知识阶层的独立意识，它使那些精神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有超越社会、规范社会的追求，不再有终极价值关怀，而是刻意俯就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

那么该如何对待这汹涌澎湃的“大众文化”潮流呢？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在当前商品大潮中知识阶层如何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

二、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

自古以来，知识阶层从来就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传承者。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如何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当代中国知识阶层如何认识自身、安顿自身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走向问题、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间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当代中国知识阶层选择怎样的社会角色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极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古老传统。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人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特殊，他们既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又不是社会统治阶层；他们既是社会政治序列的后备军与参与者，又大都出身平民，与下层劳动人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什么使这个阶层既不向于统治阶层，又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呢？不是绎济地位，也不是政治地位，而是文化地位。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看重士人阶层也正是油于他们拥有文化知识，可以用为工具。然而，文化本身具有超越性特征，它使士人阶层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获得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士人阶层在承担文化．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社会处境，建构起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在自己的价值观的支撑下，不甘J 以仅仅成为君权的工具，相反，他们要规范君主，按自己的理想塑造君主形象。所谓“士志于道”,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其中的“道”即是士人阶层的社会价值观，是他们用以与君权所代表的“势”、“俭”相抗衡的精神力量。但是，士人阶层的精神力量却始终无法战胜君权代表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的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国寡民，是兼爱尚同，还是大同小康，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士人阶层也就始终处于做工具还是做社会价值建构者的二难选择之中。事实是，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大抵不能摆脱做工具的命运．，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又慷慨激昂地充当社会价值的建构主体，由于历史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使精神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的有效机制，故而他仰价值建构就始终停留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独立意识，全体精神也只是在精神文化中才显现出来。他们所能做的一是沉醉于诗辞、歌赋、琴棋书画中以寻求心灵的自由，一是格守前人典籍或阐发微言大义，或严守师法、家法在章句，训话上用工夫，一是沿着统治者安排的仕进之途去追求功名利禄，此三者均与士人阶层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初衷南辕北辙。只是到了晚清，由于西方文明的压力和刺激，再度兴起的经今文学才突破了传统的义理章句之学，试图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寻求一种在政治上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的新途径。“康梁变法”标志着古代士人阶层寻找使自己社会价值观与主体精神实现为现实价值的政治机制的努力。然而维新派却依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君主．这就使“百日维新”再一次印证了士人阶层政治力量的臣乏。
“五四”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现代延伸，他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清醒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欲以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但他们那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却是对古代士人阶层主体意识的直接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抛弃了传统文化，一个崭、新的世界就会微笑着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是无法抛掉的，西方的价值观是无法被直接移植过来的。于是在各种披着新外衣的传统势力面前，他们只有缴械投降了。

建国以后，极左思潮凭借政治力量给知识分子以巨大压力，他们不仅不再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上，也不再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新时期以来，在消解极左思潮的影响中，知识分子渐渐苏醒过来，他们为社会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意识到，重新建构社会价值观、建构足以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乃是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传统文化并非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亦非灵丹妙药，要建立新型的现代文化．就必须在接受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十几年来出现的“寻根热”、“文化热”、“国学热”其实都是知识阶层这种心态的反映，同时也证明了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

但是，在商品大潮中，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合理，脑体倒挂等现象的严重存在，知识分子的心理受到极大刺激。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无赚钱的资本，又不受到社会的重视，于是陷入极度的心理失衡之中。这样的现实境遇一方面将他们推向实用主义，一方面又造成他们的内心紧张与焦虑。实用主义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具体社会联系中找到最佳生存状态的关心上；内心紧张与焦虑使他们甘于在“大众文化”中寻求慰藉。二者都从内在方面消解着知识分子原有的超越意识、主体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知识分子能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能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规范、引导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总是在封建势力、极左思潮的左右下步履维艰，难以迅速发展，与知识分子始终未能构成一个具有强有力的社会阶层有直接关系。当前的改革开放正为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一定压力．但真正能够赋予知识分子以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却只有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这似乎是一个悖沦，但实际上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商品经济以其特有规律消解了任何个人意志的社会牵引力，而正是这种个人意志常常是使知识阶层失去话语权利的主要因素。因此，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知识阶层绝不应痛心疾首，更不应淹没其中而放弃超越意识，他们应该一方面置身其中，促进其深入发展，一方面又超乎其外，积极建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商品经济愈是深入发展，价值规律愈是渗透于方方面面，一套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价值规范就愈是必要。而这种价值规范只有在知识阶层的积极建构中出现。这就是说，知识阶层肩负着在商品大潮中凭借自己所承担的文化知识和社会责任感去规范、塑造社会精神面貌的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知识分子就必须首先进行自我规范、自我塑造、完成人格的自律自足，如此才能在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情况下保持其独立意识与超越精神。

“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一向文化“侵入”的产物。它的出现本身即已证明着个人意志对文化之牵引力的弱化：而它的品位则直接决定于社会大众的普遍素质。面对商品经济，知识阶层有某种物质上的失落感；面对“大众文化”，他们又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失落感．似乎目己文化承担者的角色被取代了。实际上“大众文化”消解掉的并不是知识阶层的文化主体性，而是个人意志对文化的裁决权。因而知识阶层不应将“大众文化”的出现视为自身文化话语权利的丧失．恰恰相反，他们应把“大众文化”当做自己进行价值观建构的有利形式。他们除了继续探索高层次的文化奥秘之外，应以更多的力量去关注“大众文化”，使之在商业性，消费性的范围内，获得某种价值规范。在具有社会使命感的知识阶层的积极参与干预之下，“大众文化”就可以将社会批判精神融入娱乐性之中，从而成为对社会大众的精神状态具有良性作用的积极文化。

三、“大众文化”与文学

今日知识阶层如何处理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在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现实中寻找自身位置的问题。知识阶层要安身立命就不能无视商品经济大潮，文学要存在下去也不能无视“大众文化”之流。知识阶层只有立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依据社会的现实需要才能建构起切实可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才能不流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文学也只有立足于“大众文化”，依据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才能创造出为社会认可的作品，才能摆脱孤芳自赏的命运。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对精神贵族地位的追求与维护，必须从现实出发，从自身社会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主体精神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文学必须进入“大众文化”之中，凭自身固有的审美品格去丰富、提高“大众文化”。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那种安坐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难于维持；在“大众文化”的渗透下，那种不顾大众审美趣味的高雅文学也渐渐失去立身之地。这种现象虽使许多人痛心疾首，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它标志着一种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应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应改变。只有当知识阶层真心地承认自己不过是社会大众中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时，他们才能真正担负起规范社会、建构社会价值观的重任，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发挥自己特有的主体精神与社会批判精神。

因此，文学不应蔑视“大众文化”，因为这样不仅使它陷入一种尴尬境地，而且还使它的价值失去了一种有效的实现方式。文学必须放下架子，必须顾及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只有这样它才能长久生存下去。但是，正如知识阶层的自我意识放弃精神贵族地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自己的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一样，文学进入“大众文化”也不等于抛弃自身特有的审美特性与超越意义。历史证明，知识阶层愈是以社会良心人类导师自命，他们就愈是失去社会规范的力量，相反，他们愈是自觉融汇于社会大众之中，他们就愈能有所作为。在处理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时也同．样如此，文学只有自觉地进入“大众文化”，它才能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例如，文学从来都力图摆脱某些外在力量影响而维护自身的纯洁性，但它却悲剧性地无法摆脱外在力量的干涉。“大众文化”却有足够的力量抵制这种干涉。这就足以给文学以启示。那么，文学进入“大众文化”之后会不会因受到消费口味的牵引而失去个体创造性呢？这种潜在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要知道，消费口味本身又是被牵引的。文学正是应在对消费口味的适应与牵引形成的张力结构中保持自身特性。真正的文学能够以其审美价值与社会规范性而吸引消费者，只要它不再是少数自命清高的精神贵族自我陶醉的东西，它就有能力在与低层次的精神消费品的竞争中获得主导地位。一句话，文学应该是那些抱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规范、引导“大众文化”的方式，惟其如此，文学才不能远离“大众文化”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