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白诗,包括讽谕诗,如此浅切好懂,那么这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宋人所谓的“俗”呢?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白诗特别被宋人视为“俗”的确切所指和涵义何在。
我们不否认白诗在总体上,特别是在与其他诗人(如韩愈、李贺、李商隐)对比中,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就这点而言,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所言“浅切”二字,基本反映了同时代人的看法,也大体概括了包括讽谕诗在内的白诗的固有风貌。《新乐府序》也坦言“直而切”,可见“切”的说法直接来自白居易本人。“浅”虽然非他自言,但他也确实自认其诗不够蕴藉,在与元稹探讨中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 (《和答诗十首序》) 。但这个检讨并不合白居易的艺术天性,虽然意识到了,却不肯改辙易弦。“浅切”之中显然“切”是基本的,贴切、真切自然不会故作高深。宋人对白诗的这一优长其实也是有所体会的,所谓“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戒《岁寒堂诗话》),便讲出了这层含义。如果对这一观点再稍作延伸,不难联想到,王国维所谓“隔与不隔”的理论应当就渊源于“切”,即刘勰所言“切情”、“切至”,白居易和李肇所言“直切”、“浅切”。王氏推尊“《长恨歌》之壮采”,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人间词话》五七、五六),足以看出他取鉴的对象和标准。也正是这种“切”的优点使然,尽管有很多“俗”的贬抑,为白诗赢得了很多内行和广大读者的知赏。
但宋人最终用“俗”替换了“浅切”之评,这种替换不仅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了风格概念的置换。这其中主要是崇雅和蕴藉的艺术标准在起作用。他们在潜意识中以为雅必蕴藉,与蕴藉相对的浅切自然就是俗。白居易与其他大诗人例如被宋人特别推崇的陶渊明的区别,其实主要是白居易本人也不讳言的“繁”。繁是切的可能结果之一,所以白居易为求切而不避繁(当然,繁也可能并非出于求切,而是出于求变异、求刺激、求餍足,此当别论)。浅则是切的可能前提之一,在白居易看来实属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对这一点进行辩解,从没有说过自己的诗不浅。浅而切,何尝不是深入呢?不是浅薄而是易解、易入人心意义上的浅,至少自钟嵘以来就被标举为诗之第一义。被宋人推崇的陶渊明,其实也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另外,唐诗中其他类似的“俗”,甚至包括王梵志诗、寒山诗这种真正的俗体,一半由于理解间距的存在,一半由于宋人的特殊审美嗜好,反而在“以俗为雅”之类的说法中有了雅的涵义。由此可见,从审美角度来看,宋人最不满意于白诗的,是它的繁,不够蕴藉。繁与讽谕诗中过于激切的政治批评相结合,或与感伤诗和排律中过于具体、近亵的世情描写相结合,在宋人看来既不蕴藉,也有违温柔敦厚的诗教,才是他们贬斥白诗的主要理由。尽管“浅切”是比较符合白诗风貌的评语,但对宋人来说,却不足以将白居易与他们所推崇的其他一些诗人区别开来,所以必须换用一个较为宽泛模糊的“俗”的概念,将白归入其中。就拿苏轼本人来说,其实对陶、白为人都心有所契,对其诗亦有所取,但他既做不到陶诗那样朴质,只能时时警惕不要像白诗那样流易。于是,蕴藉的陶被奉为雅之极诣,繁的白却成了俗的标本。
然而,一旦把俗的标签给了白居易,一方面俗的所指相对缩小,其他诗人与白居易相比,即便同样浅切易懂,同样有某些俗的特征,但只要在蕴藉程度、铺张程度上有所区别,就不再被目为俗。另一方面,白诗的其他特点乃至实际面貌都被一个俗字弄模糊了,俗的具体所指当然也就含混不清。于是,这种俗被漫画化、老妪能解的故事被杜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简介]谢思炜,1954年生。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着《白居易集综论》等。
注释:
1《白氏文集》卷三、四卷题形式为“新乐府杂言”,见于日本神田本等古抄本,宋绍兴本以下各种刊本均将“新乐府”三字单独提出作为组诗名称。参见太田次男、小林芳规《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研究篇(勉诚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白居易诗文基本以宋绍兴本为据,可参考顾学颉标点本《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但个别地方参照其他版本有所校正,不一一说明。
2这种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臣下对主上必须恭敬,行文必须典雅。反过来,主上对臣下倒可以随意,不避俚俗,才真是“老妪能解”。《唐大诏令集》、《唐书》中的正式文书不能说明问题,下面一例是唐德宗的亲笔诏书:“予尝于浑氏见德宗所赐诏书、金钺,杂诏数命,其二奉天诏也,一曰:‘今赐卿剑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将军裁之。’一曰:‘今赐卿笔一管,空名补牒一千纸。有立功将士,可随大小书给,不必中复。如有急,令马希倩奏来。朕今与卿诀矣。’”(《画墁录》)历朝皇帝批书大多类似,至清廷诸帝不过呈每下愈况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