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形态与批评文体

  论文关键词:学术形态;批评文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着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着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着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着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着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着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着名的“发愤着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着《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着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着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着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着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着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着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着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着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着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纵欲。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着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着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着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风骚,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唐代论诗诗中用隐喻最为绝妙者当属《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用诗歌的风格和意境说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和意境。在《二十四诗品》中,“象喻”繁多,司空图用来品貌诗之风格意境的,既有人物形象,亦有自然景象。唐代诗文理论的象喻之法,至唐末表圣蔚为大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是最为典型的隐喻式言说。严羽在推举盛唐诗之“兴趣”时,使用了诸多禅语来喻指,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金翅擘海,香象渡河”等等。严羽藉禅的意象来隐喻诗境的灵动之美、虚实交合之美以及韵味无穷之美。金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使隐喻批评文体有一个大的转折,他注重画龙点睛式的精细批评,如论建安诗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用“坐啸虎生风”这样颇具力量的形象来隐喻建安时期诗歌风格的刚健与豪放。清代刘熙载《艺概》也使用隐喻,如:“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用四种“景”隐喻四种“境”,此种隐喻式言说,形象而简洁,深刻而生动。
    古代文论家用隐喻这种话语方式进行阐释和判断,表达自己的批评见解,其理论效果正如《艾心雕龙·比兴》所云:“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构成隐喻的两个部分(喻体与本体)看似毫不相干,通过融汇互动则可以缀为一体并形成一个全新的概念,从而极好地发挥隐喻体的语词张力,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为读者进人批评对象开拓多重路径。批评家并不是要读者停留在具体的喻体上,他的深层动机是希望人们“得意”而“忘言”,深切地理解他的理论观点。<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