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关键词：村庄性质 社会关联 村民自治 乡村秩序 乡村治理

贺雪峰，1968年生，法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仝志辉，1970年生，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1999级博士研究生。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社会秩序处于解构—重组之中，促使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一是以实行家庭承包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一是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进程中，农村社会能否保持相对有序，将成为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村庄[1]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栖居地，生活在村庄的村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十分特殊的一个部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可能难以为村庄居民提供完全的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村庄居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为获得村庄秩序而努力。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试行、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明确规定村委会“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核心是，村庄这个相对独立的社区社会，需要自足提供村庄秩序和公共服务，诸如社会治安的维护、纠纷的调解、公共工程和福利设施建设、道德文化建设、土地承包乃至收缴乡统筹、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等等[2]。相比之下，城市社区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绝大多数都由国家提供。因此，研究村庄秩序本身的可能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人民公社是行政嵌入的典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内生的村庄秩序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因其性质、强度和广泛性，而构成了联系中的人们的行动能力，正是这种行动能力本身，为作为相对独立社区社会的村庄提供了秩序基础。不了解村庄居民的相互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行动能力，很难深入理解村庄秩序的性质。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构成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村庄社会关联”。本文拟在此一讨论的基础上，从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内在相关的视角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自治取向和危机状况。

社会关联的含义

村庄社会关联关注的是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当一个村民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社会这个网上面，这个村民就可以从容面对生产生活中的事件，他具备有效降低生存风险，经济获得公共物品，从容谈判达成互赢协议，以及稳定建立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能力。当一个村庄中不是一个村民而是相当一部分村民具备这种关系资源时，我们说这个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很高。一个村民在应对事件时无力调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也就缺乏发展的能力。一个村民无力调用与其他村民的关系，其他村民也失去了调用与这个村民关系的能力。若一个村庄中的大部分村民都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我们说这个村庄缺乏社会关联，或社会关联程度很低，这样的村庄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也无力与上级讨价还价。这样的村庄秩序也因此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对村庄社会关联作一初步界定。首先，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关联不同于涂尔干在整体意义上使用的社会关联[3]，而是希望借用这一词汇来考察当前村庄内人与人之间正在变动着的具体关系的状? 觥４又赶蛏峡矗慷傻摹吧缁峁亓笔谴油庀蚰诳矗谴诱逡庖迳侠炊ㄒ濉吧缁峁亓钡模疚墓刈⒌摹吧缁峁亓笔谴幽谙蛲饪吹纳缁峁亓嘀赜谡诒涠诺娜擞肴酥渚咛骞叵刀陨缁嶂刃虻挠跋欤黄浯危缁峁亓煌诖遄诰哿4]。村庄内聚力可以看做是一种能量，是一种指向明确的具有“矢量”性质的能量。村庄社会关联是指那种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较村庄内聚力更为关注村庄中是否有一些人共同行动，而不强调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行动。村庄内聚力可以看做特定村庄社会关联的功能后果；再次，社会关联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指那种构成应对事件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对村庄秩序影响力的方面。换句话说，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主要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关联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行动能力，与公共生活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我们可以从结构、功能和价值层面对村庄社会关联作进一步的讨论。从结构层面看，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村民因为地缘关系（同一自然村或同一居住片所产生的邻里关系）、血缘关系（宗亲和姻亲关系）、互惠关系（礼尚往来和生产互助产生的关系）、共同经历? ㄍА⒄接选⑸馍系暮匣锶耍┮约熬蒙缁岱植悴纳缁崞踉脊叵岛腿ㄍ庸叵档鹊龋岢傻娜擞肴酥淞档淖芎汀Ｕ庵志咛宓娜擞肴酥涞牧凳侨烁鞑煌沂指丛拥模瓤梢岳丛从诼桌砗蜕裥缘却承凸亓部梢岳醋杂谏缁崞踉蓟蚓梅只鸬墓陀豆叵档认执凸亓猍5]；从功能层面看，一个拥有众多关系的人，在生产生活中遇到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时，他可以调用这些关系进行应对。当村庄中很多村民具有足够应对事件的关系时，村庄秩序也就有了基础。当前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解体，现代的社会关系尚未建立，这构成了当前农村普遍社会危机和村庄失序的重要原因。我们提出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是希望通过对当前农村正在变动的人与人关系的考察，理解构成农村社会失序的村庄原因；从价值层面看，因为村庄秩序是通过事件来建构的，重复发生的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使应对事件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重复博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隐形的、模糊的“约定”，约定各方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较为明确的预期，各方共享一种“承诺”或公认一种“游戏规则”，这种“承诺”或“游戏规则”构成了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6]。

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即从村民可以具体建立起来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能力的角度观察村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这个角度从具体的村民所可以建立起来的关系来看问题，具有可观察性和可计量性。可观察和可计量的村庄社会关联的指标是社会关联链条的长短与强度，所谓社会关联链条，就是从个人出发的可以延伸出去的各种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一般来讲，从个人出发可以延伸出去的关系越多，且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越强，则这个社会内部的社会关联就越强。从个人出发难以建立起较多的社会关系且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较弱，则这个社会内部的社会关联就较弱。社会关联链条的长短与强度可以用“社会关联度”一词来予表述。 在本文意义上，村庄社会关联一词特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决定社会关联度的因素

1、传统型社会关联与现代型社会关联 当前村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颇为复杂。一方面，在大多数村庄，传统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关联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以经济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联结形式亦在一些村庄占据重要地位，典型如“差序格局的理性化”[7]。为了分析的方便，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出发，可以将本文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粗略划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关联，所谓现代型社会关联，是指以契约和经济社会分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所谓传统型社会关联，主要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

因为国家政权本身的渗入，当前无论传统型社会关联还是现代型社会关联，都无法建立在社会内部具有刑事法特征的集体意愿之上。换言之，在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国家法律和国家政权无处不在。但就当前中国农村现状而言，无处不在的国家政权和法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农村社会秩序，甚至农村社区中的大多数事务都要由自己来解决。无处不在却并非无所不能的国家政权与法律使当前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具有诸多特殊性，作传统型和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划分，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区分，是一种便利研究的分析策略，现实中二者是相互渗透的。一般情况下，在社区记忆较强的村庄，传统的道德观念与宗族意识较强，表达性关系占主导地位，传统型社会关联便较强；在经济社会分化较为严重的地区，工具性关系十分普遍，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使现代型社会关联变得重要。以下考察社区记忆和经济社会分化与社会关联的关系。

2、社区记忆

构成社区记忆的理由繁多。一般来讲，社区记忆较强的村庄，社会生活面向过去。构成面向过去生活的理由，大致如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相对活跃的宗族活动如修族谱和祭祖，相对强大的社区组织，相对繁多的传统仪式如传统戏曲、婚丧仪式，相对频繁的人情往来等等。

当前的农村社会是承接人民公社而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强有力的党政组织(或政社合一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彻底改变了农村旧有的面貌，使农村摆脱了历经千年的“循环的陷阱”[8]，不仅摧毁了传统文化器物层面的几乎所有东西，而且真正彻底地打破了数千年的自然村落制度；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商品经济)、户籍制度、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传统伦理的模拟等等，使人民公社成为典型的蜂房结构，社区舆论和传统记忆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社区记忆以另一种形式被复活了。

从社区记忆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关系上讲，深刻的社区记忆必然造成长长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和以这一社会关联链条为基础的一致行动能力。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宗族力量的强大有力。大规模宗族械斗之所以可以发生，大都以传统社会关联度的强大为基础；二是舆论力量的强大有力。社区强记忆和传统强关联，使村民处在紧密相关之中，唾沫星子淹死人，失去与自己生存价值密切相关人的好评是所有强社区记忆村庄中的人都无法忍受的代价，村民不得不向村庄舆论妥协。

社区记忆当前正受到迅速变迁的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市场经济不仅打破了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建构了一统的货币世界，而且让村民有了流出村庄赚取货币的大量机会。现代传媒不仅带来了外面丰富的生活世界而且带来了外来价值观念。村庄生活的价值和村庄生活本身都受到现代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逆转，村庄为村民提供的资源比重越来越小，作为社区记忆人格化体现者的老人日渐边缘化。社区记忆因此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

社区记忆的断裂不仅造成了传统社会关联链条的断裂，而且使过去建立在传统社会关联基础上的社会一致行动不再可能。这种情况下，不仅大规模的宗族械斗不再有发生的理由，而且社会舆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在以前依赖于传统社会关联来建立起村庄秩序的地方，若没有及时获得其它方面的力量，就会导致严重社会失序。

虽然涂尔干说：“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移开来。他所关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这些人在他的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9]但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有些特殊。除中国特殊现代化路径与条件要求建构村庄以外，在有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村民不是离开村庄进入城市来完成社会分工的，他们在村庄内实现了就业的多元化，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规模巨大的乡镇企业。在其它地方，虽然有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经商，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并未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在外务工经商赚了钱，首先是回到村庄建一栋漂亮的小楼。这就不仅构造了村庄舆论的能力，也构造了村庄社区记忆本身。深刻的社区记忆令村民面向村庄而生活，即使外出的村民，也以在村庄中可以获得的面子与位置作为生存价值之源。 地方传统本身对社区记忆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以宗族为例，读过王铭铭田野调查报告的人一定会对闽南农村强烈的宗族组织和宗教仪式印象深刻[10]。从有关报道和我们的调查看，江西、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浙江的宗族活动诸如修族谱、建宗祠屡见不鲜，宗族意识更为普遍。宗族的复兴不仅仅意味着社区? 芳且涞幕指矗以谂┟窦壑凳迪稚希谥厮芟绱逯刃蛏希荚诜⒒幼胖匾淖饔谩Ｌ乇鹨蛭谧灞旧淼母葱擞胧谐【帽车蓝郏嵝盐颐遣挥缜且浼虻サ赜胧谐』潭群痛迕窳鞫纯龌迹秸咧渲辽儆行┦辈睢Ｖ泄执耙郧换蝗∈奔湔铰浴蹦芊袷迪郑赡芫驼谡庑┦辈睢Ｕ庑┦辈罨刮潮旧碜魑卫碜试刺峁┝朔⒒幼饔玫目赡堋?nbsp;3、经济社会分化

当前村庄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是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的分化。其结果，原本经济上平等的村民中间，产生了一些经济大户，他们比一般村民占有更多资源，他们有时会利用这些资源来谋求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联，建立在这种社会关联基础上的一致行动，有时也会充满力量。例如，村庄内部的私营企业主会利用自己在村庄内的雇工关系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考虑到在均质农村社会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高大威猛的有雇工的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雇工又可以通过种种联系来延展他在村庄中的声望，这种声望就具有不可忽视的号召力。在雇佣关系以外，占据优势经济资源者可以通过借贷、介绍外出务工机会、提供商业信息和专业技术服务，来建立不同于传统社会关联的现代型社会关联。有时候，仅仅是占据优势经济资源本身，就可以为他们获得声望与影响力。村庄经济能人还可以通过村干部来发挥他们对村庄事物的影响力。在经济社会分化越是严重的地区，声望与影响力的分配就会越不均衡，少数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就会越发具有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并由此建立起影响绵延、威力强大的社会关联链条。经济社会分化通过社会影响力的分层，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村庄经济能人的生活面向与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农村总体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村庄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很可能面向外面的世界，在村庄以外重塑自己的生存价值，这时候，本来具有在村庄内部建立起强社会关联能力的经济能人们懒得理会村庄世界的生活，也不会关心村庄秩序的状况。而当那些村庄精英不能在村庄以外建立起自己的生存价值时，他可能是在村庄以外的世界里获得自己的经济资源，但他要在重建村庄秩序中获得自己的社会声望。他念念不忘在村庄内部的得失，他因此愿意利用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来重建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链条，以经济社会分化为主导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因此若隐若现。

问题是，往往是在传统社会关联强有力的地方，占据优势经济社会地位的从村庄内部分化出来的村中精英才乐于回到村中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而在社区出现记忆断裂的村庄，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不仅缺乏回村建立自己生存价值的动力，而且他很容易割断与村庄生活世界的价值联系，而在村庄以外重建自己的价值世界。这样一来，在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密集的地区，反而容易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而在传统社会关联弱化的地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可能性也擦身而过。

4、村庄社会关联的理想类型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农村的调查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研读，这里对村庄社会关联的类型试作划分。总的来说，社区记忆受到持续市场化和现代传媒冲击会趋弱化，但如前述，在短时期以内，社区记忆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它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在有些情况下，正是高度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济资源，复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人际关系，从而强化了社区记忆。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层）就越明显，且村庄生活对富裕者的吸引力越大。在东部和城郊农村，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较中西部地区明显。不过，经济社会分化毕竟是村庄内部的指标，不可简单以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化约。 以社区记忆强弱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二维因素对村庄作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图示如下：[11]

经济分化程度低
经济分化程度高

强社区记忆
A
D

弱社区记忆
B
C

从理论上讲，A类村庄不具有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但有着较强的传统社会关联；B类村庄既缺乏传统的社会关联，又缺乏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C类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力量较弱，但具有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可能性；D类地区则不仅具有强的传统社会关联，而且具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这样，从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度来讲，D类村庄因为密集着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而有很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A类村庄因为有着可靠的传统社会关联，而具有较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C类村庄因为有着建立现代型社会关联的潜力而在村庄社会关联强度上较D类村庄次之；B类村庄则因为既无建立现代型社会关联的潜力，传统的社会关联又已消失，而使村民处于原子化状态。

以上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两种进路，第一，从截面看，可以结合实证材料，判断当前中国农村村庄的类型，特别是这些类型的区域分布，从而可以判断不同区域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度。结合这种截面的村庄类型的分区域研究，可以对农村社会治安、地痞状况、农民负担、乡村关系、村级组织制度状况、农民自组织能力和状况、农业产业化等诸多指标分区域状况的研究，建立起与以上理想型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谱系关系[12]。这可能是建构村庄的一项基础工作，因为这可以对不同区域变村庄内部关系为资源的能力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这也是理解国家政策在村庄遭遇的一项基本工作。第二，从纵向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庄社区记忆会越来越弱，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难以预见，这样，在村庄社会关联强度方面，总的趋向是由D、A类高强度村庄社会关联向C、B类低度社会关联的演变。这种演变将对村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

１、村庄秩序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我们所说村庄秩序的核心是村庄可以获得的发展潜力，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获得经济的协作、保持社会道德、抵御地痞骚扰、一定程度上抗衡乡镇的过度提取和保持村庄领袖在主持村务时的公正与廉洁。归结起来，即为建设的功能和保护的功能。建设功能即积极的可以增加村庄和村民收益的功能，如经济的协作、道德的保持，可以降低村民生产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增加生产生活收益的质与量。保护功能即消极的保护村庄和村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功能，如抗御地痞骚扰和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保护村庄与村民的基本权利，维护村庄和村民的既得利益。当村庄不仅具有保护功能，而且具有建设功能时，我们说这个村庄保持了秩序，即保持了村庄作为一个社会的力量。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近年都有大量相关文献发表。学术界研究乡村秩序的实践理由是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无序状态，但学术界治疗当前农村弊病的对策却大相径庭，大致说来，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反思现代化理论，应发挥传统在保持乡村秩序中的作用，应善待宗族、宗教和习惯法等等，如王铭铭、苏力、梁治平等人持此种意见[13]；另一种意见认为，重构当前乡村秩序的希望只能来自于制度建设，传统不仅不好而且也无可避免地衰落了[14]，新生的以代表制民主为典型的由能人到法治的制度建设空间正在长成[15]。

与国内学术界的两种对立意见相一致，海外汉学界也有两种关于中国国家与农村互动关系的研究模式，一种为所谓公民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过程。怀特在对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研究中发现，与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相契合，在国家与经济行动者之间，一种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它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渐明显，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另一种研究模式为所谓法团主义理论，其结论与公民社会理论有所不同。克利赫发现，农民间的冲突以宗族联结作为社会单位，其组织形态不是体制外的身份集团，而是跨越体制内外的同宗集团，很多时间，冲突不是发生在农民和干部之间，而是发生在一组干部和群众与另一组干部和群众之间。宗族网络模糊了国家和社会、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界限。[16]

有趣的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以上研究者大都有农村调查的经历或以实证材料作为其意见的主要证据。不同的是他们所调查区域及运用调查材料的方法。而在以上关注者中，无论是主张传统重要者还是主张制度建设者，或公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理论，他们强调的内容事实上都与社会关联有着密切关系。具体地说，传统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制度建设则需要以强社会关联为基础。公民社会理论大体反映了在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比较彻底地区的情况，法团主义的观点则大体反映了宗族势力在改革开放之初呈复兴之势地区的情况。公民社会理论所观察到的民间经济和组织与法团主义所观察到的同宗集团，均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无论是哪种因素，除构成对社会关联性质的不同影响之外，不影响其强度。换句话说，相对于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理论这些外来话语，及主张善待传统或强化制度建设这些具体政策建议，村庄社会关联这样一个中观层次的概念更具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分析能力。通过社会关联的引入很容易发现表面对立的理论模式或政策建议的一致性。 2、村庄秩序的基础

依赖社区社会自身来获得秩序，是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也是社区社会在国家无力提供秩序时的应对策略。但是，社区社会往往不能单纯依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理性来形成秩序，而必须依赖理性以外的因素，[17]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即是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村庄秩序状况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表征。下面大略从建设功能和保护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村庄秩序与社会关联的关系。

建设功能。从历史上政治正确上的好，而应该是于农民的生活，于农村的发展和于当前中国特定的现代化有益的好。脱离农村实际来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以对村民自治的一些想当然的信仰为基础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不说全错，起码有些文不对题。

最后，既然村民自治制度是需要有村庄基础的，考察村民自治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并保持村民自治制度一定的可塑性，可能会给实践更多一些机会。

参考文献：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杜赞奇，1995《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

贺雪峰，2001A，“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第2期。

贺雪峰，2001B，《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荆门市第四届村委会选举观察》，即出版。

贺雪峰、仝志辉，2000，“论村庄社会关联”（未发表）。

景跃进，2001，“村民自治的意义阐释和理论化偿试”，第二届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温铁军，2000，《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徐勇等，2001，《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