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舆论意识的形成及其外交舆论观

摘要　王韬是近代中国出色的舆论宣传家。他的舆论意识以其个性为内因，因所处环境的变化逐渐从传统舆论意识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流亡香港前属于传统舆论意识阶段，主要是以上书等方式寻求依附于人的仕途功名；流亡香港特别是游历欧洲之后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开始通过创办报刊独立地宣传近代思想。王韬舆论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外交舆论，主张以诚正和道德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西舆论的不对称状态，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外交舆论氛围。王韬的舆论意识具有典型的意义。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反映，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　个性；舆论意识；外交舆论；社会转型
　　
　　王韬是近代中国出色的舆论宣传家。他虽出身比较低微，只是一名秀才，但注意运用舆论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最终以创办《循环日报》成为著名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在以往研究中，学术界主要围绕《循环日报》分析王韬的舆论思想。本文试以王韬舆论意识的形成和外交舆论观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他这种极具近代色彩的观念。
　　
　　一、从传统舆论意识到近代舆论意识
　　
　　王韬舆论意识的形成以其个性为内因，因其所处环境的变化逐渐从传统舆论意识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
　　王韬个性中有两点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也是他舆论意识形成的主要内在原因：一是豪放狂傲，喜欢议论；一是对科举有抵触心理却又有极强的人世意愿。《锼园老民自传》特别强调：“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王韬自称“不喜帖括”基本符合事实，但并非“不乐仕进”。相反，他通过各种方式表现自己，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墨海书馆时期，无论是书馆同仁还是上海名流硕彦，或“皆与老民为莫逆交”，或“老民俱与之修士相见礼，投缟赠坌。无不以国士目之”；“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生弗顾也。”王韬的这种个性贯穿其一生，不仅在国内如此，即使抵达欧洲或日本，其个性依然故我。不过，随着他所处环境的变化和对西方了解的深入，更增添了一份忧国忧民之思，正如在伦敦自题肖像时所称：“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可以说，豪放并自视甚高是王韬的鲜明个性，这使他既不愿皓首穷经以应科举，又不愿默默无闻了此一生。这些都注定王韬要走一条比较特殊的道路实现功成名就的愿望。
　　王韬的舆论意识大致以他流亡香港为分野形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属于传统舆论意识，后期逐渐形成近代舆论意识，即从以书信、上书为主要舆论手段转变为创办报纸，从主要关心自身荣辱到将自身的荣辱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从获取依附于别人的仕途功名到独立地宣传近代思想作为人生的目标。
　　在墨海书馆时期，王韬的舆论意识主要是通过上书等方式为自己谋求功名。王韬人生的转折点是他进入传教士所创办的墨海书馆。墨海书馆的13年生涯为他以后的成功积累了必要的西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成为传教士翻译事业的合作者，受到传教士的青睐和保护。但墨海书馆的长期生活并未使王韬的人生目标发生大的变化，起码从表面而言是如此，他仍极力追求传统的功名利禄，并对外尽力解释他与传教士及其教会的距离。“托迹侏离，薰莸殊臭。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支离曲学，非特履瓿蝴窗，直可投诸溷厕。”这封信写于1859年1月，虽然这样的偏激言论并不完全可信，但也基本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即一方面满足于逍遥放纵的生活，另一方面却亟思摆脱。“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天踏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正如柯文所言：“王韬留居沪上前10年左右所写的作品，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当然也没有他认为西方是主要‘挑战者’的暗示。”
　　士人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至高荣耀，王韬心里对此也难以释怀。1858年底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美梦：“梦予前生系姓贾，亦士人，筑屋西冷桥畔。……贾受钱而寤，旋应省试获第。”虽然考中举人只是他的一个美梦，但豪放的个性、恃才傲物的心理以及对处境的不满，确实激发了他改变现状的决心。他积极结交上海的各色人物，特别是以毛遂自荐方式不断向各级官员陈言和上书，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在上海期间，王韬究竟有多少陈言和上书，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因为有一些口头的陈言和遗失的文献。《弢园尺牍》是王韬1876年自己编排出版的书信集，但收录不全，他日记中保存的一些书信便未收录进去。不过，根据《弢园尺牍》仍能大致了解王韬的交游概况，包括他陈言和上书的情况。《弢园尺牍》自卷二开始是他进入墨海书馆后的书信，其中1858年以前主要是与亲友的通信。从卷三开始到上书太平天国遭通缉，陈言和上书共有10封，占这一时期书信总数的1／4强。若再加上他写给应雨耕、周腾虎这种既在官场又是朋友的书信，这一比例则接近2／5。实际上，王韬这种性质的书信远不止此，《弢园尺牍》收录了4封王韬致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而《弢园老民自传》称“前后上书十数通，皆蒙优答”。王韬与徐有壬虽说1857年在墨海书馆有一面之缘，可并无深交，他频繁上书有感谢知己之意，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不过，王韬未能如愿，与他有一定交往的徐有壬于1860年阵亡，一些地方官吏对他的陈言却很反感：“屡上书当事，代画方略。言过切直，当事外优异而内忌嫉之。顾所言颇见施行，能多见效……然用其言而仍弃其人，并欲从而中伤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长往而不顾者也。”可以说，王韬的个性使他不甘平庸，但上书陈言却令他流亡香港，与仕途更无缘了。

　　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以他流亡香港为契机，形成于游历欧洲之时，以创办《循环日报》完成舆论意识的转型。柯文认为：“当王韬与太平天国的调情成为往事之后，……在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任何希望都不复存在，因为在香港不可能成为高官。”应该说，王韬流亡香港之后，进入仕途的可能确实已微乎其微，但他仍抱有一线希望。正如他自己回忆所称：“蹈海旅粤，惟事读书，终日弦歌，声出金石，亦无有心人过而问焉者。”为了得到当道者的“过问”，王韬以自己的西学之长为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献计献策，不过主要是以受人所托或代人上书的形式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如1862年与黄胜编译《火器略说》献给丁日昌，1865年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等。这说明王韬仍寻求走相对传统的人生之路，希望自己能够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实现长期以来的人世心愿。所以，从王韬的心态及其表现而言，他还没有形成近代舆论意识。
　　在希望与失望的困扰中，1867年底，王韬受理雅各邀请，开始了彻底改变其人生目标的欧洲之行。一路眼花缭乱的新奇事物使他感到兴奋，排遣了胸中的些许郁闷，而最令他震撼的自然是抵达欧洲之后的所见所闻。正因如此，在《漫游随录》中，他将早年在家乡直到来欧洲途中所经过的亚、非两洲均收入第一卷，到达欧洲是第二卷，可见欧洲在他眼中的重要意义。法国马赛是王韬观光的第一个欧洲大都市，“至此始知海外之盛，屋宇之华”。随着对西方社会了解的深入，王韬将舆论的沉寂或兴盛视为中西差异的重要方面。“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同时，王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进入仕途依附于官员，而是以在体制外的独立身份宣传近代思想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冠者，不得预其列。”“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橐笔从戎，随营纪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所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及其对报刊、主笔的诠释，表明他已具备了近代舆论意识，《循环日报》成为王韬的个性与社会角色的最佳契合点。
　　
　　二、王韬观念中的舆论与外交
　　
　　由于近代中国是被西方推人一个全新的世界，西方成为时人不能绕开的核心话题。王韬也是如此，“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至于如何“驭外”。王韬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其外交舆论观，其原则是强调诚正与道德，在此基础上，向西方传递中国的声音，争取本国的权利。
　　首先，王韬认为舆论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吁重视外交舆论，通过创办报刊等抑制中外舆论的不对称状态。游历西方的过程使王韬深切体会了近代西方社会强大的舆论氛围，也令他痛感国人声音在世界的微弱。因为当时西方不仅控制了本国的舆论工具，也控制了中国的舆论工具，报刊等近代舆论形式都是由在华传教士等所创办，造成中外舆论的不平衡发展，形成了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西人日报，不独风行于欧土，而亦遍设于中国”；“顾同一西人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而直，在东土者其言私而曲”；“甚且交构其间，颠倒其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失欢。”所以，王韬一旦与长期合作的传教士脱离关系，便创办了《循环日报》。“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窃以为此亦可从而仿效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是岂无所裨益者欤?”他将《循环日报》的舆论宣传视为外交的一个很重要内容。　当然，仅有《循环日报》是不够的，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西舆论的不平衡状态。“今拟我国人之通中西文字者，随时驳诘，以究指归。英国、日本，均宜有人在彼日报中，论列是非，俾西人知我中国之实，而不至虚蒙疵垢。此亦大有救于时局者也。”派遣驻外公使的责任之一，也是针对西方“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俾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在王韬眼中，舆论宣传是外交的重要内容，是争取正当外交权利的重要条件。
　　其次，从外交舆论的内容而言，主张以诚正和道德为基础，宣传本国积极的、正面的形象，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本国的舆论空间和权力。诚正是王韬外交观念中的核心内容，他反复强调“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在此基础上，从舆论方面改善中外关系，一是向中国介绍西方，一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所以，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循环日报》中无论是呼吁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内政文章，还是分析中外关系的外交议论，虽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华人，但同时也是向西方传递中国的声音，扭转西方人眼中消极、负面的中国形象。 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王韬认为宣传中国文化是突出本国积极、正面形象的重要方式。他以“循环”观审视西方列强和国际局势，预言“六合将混为一”，以技术与武力争雄并非福音，只有道德才是进入大同世界的路径。“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然则去雕琢而归醇朴，屏诈力而尚德行，将在此百余年问矣。”“呜呼，观世变于今日，安能以一端尽哉。”在他看来，重视道德的中国文化可以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和平。

　　王韬本人便是以宣传中国文化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他不仅在牛津大学讲“心同”、“理同”，在其他场合也不忘谈中国文化，西方人也希望他介绍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如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理君邀余诣会堂，宣讲孔孟之道凡两夕，来听者男女毕集。将毕，诸女士欲听中国诗文，余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抗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此一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黄霁亭太史于余将作欧洲之游，特书‘吾道其西’四字为赠，虽不敢当，抑庶几焉”。他的言行赢得了西方人的好感，在牛津大学谈“心同”、“理同”也受到“首肯”。
　　为了尽量放大中国在西方人视野中的正面形象，王韬提出在日报上刊登中国人的远见卓识，以便翻译后“刊入泰西邮报，庶知我中国人材其谋略固有高出寻常万万者，非亦柔服远人之一道哉”。这种以个人力量改变西方对华态度的意识主要就是王韬本人在西方成功经验的反映。作为晚清时期第一个登陆欧洲的中国士人，王韬受到了极大关注，所到之处为他“屡开盛宴”，也确实为国人增色不少。这种被关注的感觉令王韬很得意。他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与英国下议院议员相见时提出废除对华鸦片贸易得到回应，拜访法国汉学家儒莲并与之通信商谈合作。在政府行为落后的情况下，王韬考虑以个人行为影响西方舆论。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西方蔑视中国的态度。
　　最后，王韬认为个人品德是争取外交舆论的重要条件，提示清政府注意外交人员的甄选，特别是派往国外的外交人员，主张以品行端正、独立自尊的正途人员充任。王韬的这种观念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洋务不能吸引有才之士，呈现混乱的迹象，一方面保守人士仍视洋务为畏途，另一方面一些人“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所以，王韬认为，官员的品德言行是影响外交舆论的重要因素。“苟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谨饬，平日与西人交际，开诚布公，临事必断必速，西人未尝不采诸舆评，证诸公论，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隐，平日已为西人之所轻，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正复不能见重耳。”因此，必须慎重选拔外交人才。
　　如何选拔外交人才，王韬撰写了《设官泰西》《遣使》《设领事》《保远民》等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希望在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这一新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开始。“朝廷设官西土，要宜郑重其始。一切当以正途人员，苟流品太杂，恐亵国体。其有掣肘之处，则先以西人副之，为之披榛辟莽。”“要之，使臣固当熟谙和约，详稔公法，……遴正人，清流品，采声望，慎名器，毋使夤缘竿牍者，逞游说而恣簧鼓。”外交人员懂国际法、外国语言等应是正常要求，而王韬特别强调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员，重视个人的品德，甚至提出用西方人充当副手以逐渐熟悉西方的外交观念与制度，也不能轻易使用国内以洋务自诩的非正途人员。
　　王韬的这种态度，除了是对清政府以往外交的反省外，也与他在西方的经验有关。如前所述，王韬本人在西方可谓风光无限，受到了盛情招待，他切身感到个人形象可以影响西方社会舆论，主张选择最杰出的人才充任驻外使节，甚至认为一些东南亚华人领袖也不宜出任代表中国的外交人员。“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声誉之来，乃由倚赖西人而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在中西舆论不对称的状态下，王韬呼吁重视外交舆论，提出舆论宣传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方法，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时代敏锐性。
　　
　　三、王韬的舆论意识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王韬从一名流亡士人转变为出色的舆论宣传家和思想家，其不幸与幸都同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联系在一起，他以豪放的个性努力摆脱这种转型的尴尬与困惑，并最终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所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而言，王韬的选择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首先，从个人而言。王韬完成了由依附到独立、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型。王韬生活在“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他自觉或不自觉地率先踏人“变局”的旋涡，挣扎于墨海书馆，并最终以游历欧洲目睹西方文明之本源完成了转型。其实后来王韬自己也幡然醒悟：“余虽非忘世者流，而亦不乐为世所用，麋鹿野性，自幼已然，其不能远城市逃山谷者，为饥所驱，迫于衣食计也。”“不乐为世所用”反映了晚清时局的暗淡，但暗淡之中又孕育着“变局”的契机。无论是王韬感慨墨海书馆“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还是看到“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甚至是传教士给予他的相对优厚的生活待遇，都不能仅仅用“为饥所驱”简单解释，主要是西方文明的引力使他偏离了传统，而其个性等因素则是使引力发挥作用的原因。所以，王韬的转型是自我选择与客观环境的共同结果。王韬扮演的是先驱者的悲喜角色，当他以“学贯中西”的面目再次定居期盼已久的上海时，也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次，王韬的成功转型标志着晚清社会开始出现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舆论。“韬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然舍此无可适者。”王韬此言道出了晚清社会的一个真实，即在固有的传统生活模式之外，通商口岸为某些人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空间，并且对王韬一类人而言是“舍此无可适者”，虽然他仍强调“计非得已”。通商口岸逐渐成为独立于清朝体制的特殊地域，也因此形成了游离于清朝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舆论，这是通商口岸在晚清社会的实质作用之一。王韬便是最早融入通商口岸的士人，当他创办《循环日报》并宣称日报“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及“主笔之事，位至卿相”时，虽然仍带有某些传统的口吻，但其实质已是将自己及其《循环日报》自立于传统体制之外。因此，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及其对主笔和报纸的定位，既标志着王韬本人的转型，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王韬的舆论意识无论对其本人而言，还是对于晚清社会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王韬特立独行的重要表现，也因此使他成为推动晚清社会进步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