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一所好的大学

［摘 要］针对温家宝的讲话《对同济大学的祝愿》进行解读，由此探讨了大学的使命、大学的学科、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操守、大学的未来，并论及什么是一所好的大学。
　　［关键词］大学；使命；学科；灵魂；未来
　　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周年校庆时的讲话《对同济大学的祝愿》^[1]（以下简称《祝愿》），只有两千多字，却凝炼着许多关于大学的理念。对于近些年来关注着热议着大学理念的高等教育学者来说，仅从学术的意义上看，相信这篇讲话也会引起广泛兴趣。
　　这篇讲话虽然出自政府首脑，但它不是文件式的，指示性的，而是“谈心”^[1]，因而更像是学术性的。正因为如此，它才给人以更大的思想空间，它本身亦表现出不同一般的深刻性。
　　这篇讲话从什么角度、从哪些方面体现了其新颖和独到呢？我们就讲话本身的要点作一番解读，作一番研习。
　　
　　一、大学的使命
　　
　　《祝愿》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靠三个方面：一是靠人、人才、人的智慧和心灵。二是靠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三是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而这三者都离不开人、人才，离不开现代大学的培养。”^[1]这段话乃至整个讲话并没有直接点明人本，但经典地体现了人本思想。《祝愿》在说到人时，特别说到了人的智慧和心灵，这就说到了人之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尤其是人的心灵与智慧。反之，若不说到这种地步，就还说不上人本。
　　一个国家的发展靠的是什么呢？第一是人，人的心灵；第二说的似乎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但这里强调的是有利于发挥人的活力的体制，人仍然是中心；第三是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然而，是谁的创新能力？人的！谁掌握科学技术？人！落脚点还在于人。所以，这是透彻地体现了人本思想。
　　一个国家的发展为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是为了人。温家宝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说道：“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他引用一位艺术家的话说：“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2]这正是直白地表达，表达了他在教育、科技、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同济大学的祝愿》是“同老师和同学们谈心”，《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更是直白地谈心，常以谈心者的身份与民众沟通，这不仅开了政府首脑讲话风格之新风，也对教育活动提供了启示：用自己的心与人交谈。
　　大学是做什么的呢？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呢？上述发展所依靠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人、人才，离不开现代大学的培养”^[1]。大学自身的发展当然也靠人，而它的使命也就在培养人，为了人，依靠人，培养人，大学把这一切汇集于自己身上，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大学在发展科学技术上肩负特殊使命，然而，更基本的任务还在于提高人的“创造活力”、“创新能力”^[1]，还在于关乎“人的智慧和心灵”^[1]，大学的使命更在于赋予人以智慧，让人获得美好的心灵。
　　按传统的叙述，大学的职能是传承文化、发展科学、服务社区。这大约也就是大学的使命。但是，我们可否说得更完整一些呢？比如说，大学的职能是传承和发扬人类文化，在使人更聪明、更智慧的过程中发展科学技术，并以服务社区的途径为他人服务，给他人“以美、以真、以幸福”^[2]。三大职能的中心依然是人，人依然是我们大学使命中的关键词。这段话说到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但是，其独到之处在于，讲话指明了这种体制的性质应当是能保障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1]。这不仅指明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指明了这种改革的立足点、着眼点，或者说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传统的高等教育学总在说大学是为经济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为人的发展服务”。其实，这三者并不是平行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还在人的发展和幸福。所以，虽然传统的高等教育学在关注人自身的发展这一点上有了进步，但是它似乎在根本点上还不很清晰。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如此，西方的高等教育学也只是将其哲学基础定格在政治论与认识论上^[3]，《祝愿》却超越了这一点。
　　我们的各项事业都应是立足于人及其发展的，大学亦然，可是大学的使命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更直接地指向人，并且是“人才”，是“人的智慧和心灵”，是“在培养和造就国家栋梁人才”^[1]，是使国家“出现更多的杰出人才”^[1]。“大学的生命在于它的日新之德”^[1]。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就可以更明确地说：大学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二、大学的学科
　　
　　大学要“办出特色”^[1],但好的大学也有共同的特色，那是高水平前提下的特色。大学所直接显现出来的就是其学科特色。同时，大学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它是在学科和专业上来培养人，它的特色亦必应在此特殊性上表现出来。
　　《祝愿》指出：“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1]这是关于大学学科结构与关联的一个论述，当我们知道这种论述竟是出自一位工科出身的人的时候，相信会具有特别的说服力，即使是引用他人而以自己由衷的语言表述出来，也是耐人寻味的。

　　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让我们看看中外两个案例。
　　哈佛大学以文理为主，基本上没有工科，但它从20世纪以来一直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反观MIT，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它只有工科，是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但它没法站到世界前列，理由很明显。正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它大力发展了理科，文科，并拥有了世界级水平的一批文、理学科，此后，它才成为站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学之一。
　　另一案例是我们中国的清华。1952年以前，清华不仅是曾经拥有大批数理化生方面著名科学家从而拥有强大理科的大学（数学家如熊庆来、陈省身、赵访熊；物理学家如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化学家如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生物学家入钱崇澍、刘崇乐、陈桓；……），而且清华也曾是拥有大批人文大师从而拥有强大文科的大学（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史学家如陈寅恪、刘崇金、蒋廷黻；中国语言文学家朱自清、杨树达、俞平伯、王力，早期更有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
　　可是，1952年之后清华就只剩下8个工科系，次年石油工程系也调出清华，就只剩下7个纯工科系了。可以说，清华至此是走过了一段与MIT相反的道路，它由一所拥有高水平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组成的结构优良的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学院。直至1978年之后，清华才再次得以摆脱纯工科的状态，毕竟由于它具有优良的传统，因此它于近一二十年来迅速发展起自己的理科和文科来。以最能直接反映一所大学基础理论水平（或理科水平）的SCI数据为例，至十余年以前，清华即使在国内的地位也令人汗颜，但是到了2002年，清华大学SCI数据就已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超过2 000篇的大学。此刻的清华又达到了非同一般的境界^[4]。 MIT和清华所走过的不同道路都显示出优良学科结构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与哈佛基本上没有工科而只有文理而站在世界最高峰类似，曾有过工学院的北大，如今也基本上是文理兼具，而它与清华一道成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
　　欧洲古典大学的历史尤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一论断。对于这一点，属于德国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哲学家恩格斯说过一句我们大都十分熟悉的话：“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5]这大约也是对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写照。
　　恩格斯这段话里的落脚点是思维而不是理论，但又特别强调了理论的思维，或曰哲学的思维。实际上，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哲学在欧洲大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已形成了一个传统，不仅欧洲的大学，而且整个欧洲都受益于这种传统。然而，中国的大学是缺乏这种传统的。经过蔡元培、梅贻琦的努力，北大、清华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亦可以说是承接欧美传统的时期，然而，无论从中国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今日天津大学之前身），还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一段时期里，工科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在“文革”爆发之初普遍关闭大学之后三年要恢复大学的时候，也只是说恢复理工科大学，以上海机械学院的恢复为标志，实际上主要还是工科大学。
　　无疑，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工科应当有很高的地位。然而，为了国家的长远未来，也为了工科有强大的支撑和后劲，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文理；更何况，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决非只有技术或工程就够了的。所以，真正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大学，来看待我们民族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文和理的地位，而《祝愿》中所言的“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正是关于大学和民族未来的一种战略性思考。
　　目前，反映技术创新的专利总数，无论从相对量还是从绝对量看，我们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然而，我们更为落后的还在于理论创新，更在于原创性创新。这也应是我们更为关注的。这种对文和理的强调，这种关注当属于对创新的根本性关注，战略性关注，《祝愿》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关注。
　　当然，并非每所大学都要建立起强大的理科和文科来，恐怕也难以做到。但是，第一，应有相当一批大学如此建设之，发展之；第二，没有强大文理的院校也不能忽略了自己的理论兴趣和哲学兴趣，并借之以跨院校、跨学科的合作来弥补其可能之不足；第三，具体到哪一所大学及其如何发展其学科，不应完全是行政性行为决定的。
　　
　　三、大学的灵魂
　　
　　《祝愿》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1]
　　现在已有许多人讨论大学的灵魂，这是中国大学的一大进步。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肯定不是一所好的大学；一所不刻意关注自己灵魂的大学也不是一所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开始密切关注自己的灵魂了，不然，它拿什么去培养一代一代有灵魂的年轻人？怎么会是一所好大学？
　　有人说，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有人说，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有人说，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灵魂学是古代哲学的核心课题之一，而且至今为人们所探究着，大学更不会停止对其灵魂之思索。众多的人去思索时，得出众多不同的答案也就是必然的事情，它的深奥也促使人们多视角去考察。

　　《祝愿》说这个灵魂“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地表达”。这就是大学“自己独特的灵魂”。也有人说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大学的生命，这不过是关于大学灵魂的另一种说法。
　　为什么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乃一所大学的灵魂呢？这是与大学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诚如《祝愿》已说过的，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人，使人有纯洁的心灵，使人有更高的智慧，使人焕发出创造活力。更具体地说，大学不仅传递真理，还要发现真理。然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完成这一使命不可或缺的前提，它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保障了大学的这一独特的灵魂，保护好了这一独特的灵魂，就是保证了大学完成自己使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
　　19世纪大学最为繁荣的德国（后来为美国所仿效）归纳出德国古典大学的四个核心概念或关键词：科学、修养、寂寞和自由^[6]。修养在人，科学在任，而寂寞象征着独立的思考，自由象征着这一切的保护神。正是德国大学的这种灵魂，保障了德国大学乃至整个德国的伟大创造力。在19世纪，“德国一国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已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6]。
　　《祝愿》所说的“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无比珍贵只有放在中外历史的比较中才会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在中国，于上世纪50年代之时就把主张独立思考视为典型的右派分子言论，从此，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便是大学灵魂的奄奄一息，大学创造力的剧烈下降。而1978年之后到来的科学春天又是从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独立思考”^[7]的号召开始的。但是，在中国这个业已开始了的解放思想的伟大进程并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许正是今天《祝愿》仍然特别要强调大学灵魂的原因。
　　事实上，今日中国之大学真正建设起一个“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优良环境，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如今中国大学的创造活力、创新能力都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改善物质条件，改善大学财政，但是最优先需要改善的仍然是大学的软环境。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物质条件如何？更可问问：西南联大时的物质条件如何？如果仅仅是或主要是物质条件，中国顷举国之力，每年给某所大学几十亿美元，并没有太大困难，岂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下子就在中国出现了？可是对于中国何时出现世界一流大学，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是15年以后的事。如果不把软环境建设好，20年后还未必。
　　看来，确实首先是大学的软环境，首先是大学的灵魂。可以说，《祝愿》通篇没有一段话说到物质条件问题，这也足以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大学优先关照自己的灵魂，“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1]。
　　
　　四、大学的操守
　　
　　大学是发现真理的园地，大学需要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超越，因而大学需要勇往直前。然而，大学也必然是保守的。一所好的大学是超越与保守的共存，是既能容纳保守主义又能容纳激进主义因而具有极大包容度的，是既富于理想又珍惜传统的大学。
　　大学的保守性的必然性是基于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大学以传承科学文化为己任，既为传承，必立足于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类已有文化的保持与爱护；另一方面，科学在发展，物质在丰富，然而，一个永恒的主题——人要像人——依然是人们，尤其是大学关注的焦点，大学尤其要有自己的操守，保守好人类优秀的传统，保护好人类的精神家园。大学从诞生之初起（如中世纪大学，古典大学）就表现出了对古典由衷的崇敬。
　　《祝愿》以世界上最早诞生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例，说道：“现在的墙壁四周还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一根水泥柱顶起来，防止它倒掉。当然，它一方面保护了千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种精神、一种美德。”^[1]
　　大学在“文革”期间的遭遇正是整个中华文化遭遇大规模损毁的一个侧面，也是一个重灾区，如今，大学已走向繁荣兴旺，备受人民和政府的关爱。可是，今天大学所要担忧的，固然有它的创造活力的问题，然而，更为严峻，更值得担忧的是它的文化，它的精神。人们看到学术腐败蔓延的严重局面，就完全可以质疑：它的美德安在？ 中华文化有其优秀的传统，中国大学（如当年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也有其优秀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如马寅初、梁思成、陈寅恪）也有自己优秀的传统，然而，我们实在该看看了，看看我们传统的城墙是否已成“断壁残垣”？是否应该“用一根水泥柱子顶起来，防止它倒掉”？我们是否在保护自身的精神、自己的美德？我们是否在格外关注自己的操守？大学的保守就在保护自己的操守，大学在坚守人类伦理之崇高精神和美德的过程中激发自己的活力，实现自己的超越。大学的超越决非学术之越轨，而是沿着文明的正轨大步向前。
　　对同济大学的祝愿何尝不是对中国所有大学的祝愿，祝愿他们保护好自己的精神和美德。
　　
　　五、大学的未来
　　
　　《祝愿》说“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1]。这一论断就超越了在中国流行很广的另一论断：“关键在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要仔细想一想就明白，我们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些问题由别人为我们提供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所做的工作无论多么重要，也只是二手货了。

　　原创在于发现问题，并且，在深入分析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般还必定要经历发现，发现问题和真理的确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是科学史、文化史、思想史所证明了的。
　　为什么“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呢？其答案就在“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一论断中可以找到。一般来说，理科是在发现问题，工科是在解决问题。用纽曼的话说，一种是“哲学性的”，一种是“机械性的”^[8]。
　　欧几里德几何是发现式的，阿基米德浮力原理是发现式的，牛顿力学是发现式的，微积分的产生是发现式的，相对论、量子论、DNA……都是伟大的发现，这些发现引领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很遗憾，这些伟大发现没有产生在我们这块本可以有伟大发现的土地上。我们总以为关于分析和解决的应用性问题是更重要的，然而，这种哲学曾误领了我们。
　　决不是说应用不重要，而是考察一下哪方面更重要。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应当是十分有利于我们看到整个德国哲学的繁华的。德国诗人海涅曾盛赞德国古典哲学之先师康德：“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而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9]哲学家、思想家们工作的典型特征即发现式。
　　德国的历史，更多其他民族的历史证明：是哲学和艺术孕育了科学，哲学和艺术是人类展翅高飞的原动力。
　　在我们思考大学的未来时，是不是该把发现问题和真理摆在至高的地位上了呢？大学是不是在把“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中发挥作用呢？大学能不能促成“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中华大地呢？
　　《祝愿》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那是没有未来的。”^[1]随后又说“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1]。一位德国哲学家就说过哲学是从仰望天空开始的。实际上，这就是在说，一个民族必须站在智慧的高峰，必须以最深邃的眼光看待世界，并随时遥望自己的未来。
　　大学是民族的良知，更应当经常仰望天空，更应当有形而上的头脑。事实上，当有一些人进入仰望天空的状态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超乎功利的境界，一种让想象力无拘束地奔腾的境界，一种真正还原人的本性的境界，一种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们民族的未来，是与科学的未来、哲学的未来、艺术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通过思考科学、哲学和艺术的未来而思考民族的未来，同时，也就是在思考大学自己的未来。当然亦如《祝愿》所言，如果一所大学眼界变得越来越狭窄，“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显然，这是一种现实的提醒，亦或说是一种现实的警示。
　　什么是一所好的大学？《祝愿》似乎可以告诉我们：经常仰望天空的大学是一所好的大学；拥有自己独特灵魂的大学是一所好的大学；一所肩负着崇高使命而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大学是一所好的大学；一所有优秀的学科结构而不断超越的大学是一所好的大学；一所不断超越而又坚守人类良知的大学是一所好的大学；一所拥有这一切的大学可能就是最好的大学。
　　
　　［参考文献］
　　［1］温家宝．对同济大学的祝愿［Ｎ］．文汇报，2007－06－14．
　　［2］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Ｊ］．炎黄春秋，2007，（1）．
　　［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Ｍ］．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
　　［4］江崇廓．清华大学［Ｍ］．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5．
　　［6］转引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5．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260．
　　［8］［英］纽曼.大学的理想［Ｍ］．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2.
　　［9］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