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当代审美文化批判(1)

英国波普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曾经给流行艺术作了一个多方位的界定，说它是"通俗的（为大众接受而设计）、短暂的（昙花一现）、消费性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等等。"其中特别给予流行艺术以一种年龄段的界说，指出了它的青年性、青春性。诚然，当下的流行文化，诸如迪斯科、霹雳舞、摇滚乐、卡拉ＯＫ、音乐茶座、排行榜、时装表演、武侠电影、进口大片、言情小说、文化衫、婚纱摄影、西式快餐、贺卡、鲜花礼仪、室内装璜……，大都属于青年人，为青年人所激赏、钟爱和嗜好，使青年人乐此不疲、趋之若鹜，从而都可以归入青年文化的范畴。

第一节青年文化与青年心理
第一个使用"青年文化"（Youthculture）这一说法的是美国社会学家Ｔ．帕森斯，他用这一概念来说明本世纪４０年代美国青年的意识和行为。嗣后又有人将其称为"反文化"、"新文化"等，以示青年文化偏离、排斥、对抗"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总体态势。
"青年文化"作为以青年期这一年龄段为界说而划分出的亚文化，其本源性的依据在于这一人生发展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青年期是生命过程中继于童年期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心理分析学家容格将这一阶段称为人生的"二元阶段"，认为如果要从青年期林林总总的问题中归纳出一些共同的、基本的要素，那么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可以发现青年人对于童年意识水平的多多少少的明显坚持，以及对于侵入自己生活的陌生的东西的反抗。但是青年人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这些陌生东西的侵入乃是心理取得扩展、人生发生转变的必然而又必要的过程，它是摆脱束缚、预示发展、面向未来的，因此尽管他反抗和抵制，但还是不得不把这些陌生的东西作为异己的"又一个我"接受下来，"这些现象中有某种惰性，即，坚持早期状态"，但同时"个体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承认并接受那些自己感到陌生，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把它们当作"又一个我""。⑴这就构成了"反抗／接受"的二元格局，也就使得青年期充满了矛盾，时时为紧张和焦虑所困扰。格式塔心理学家Ｋ．勒温则将青年人称为"边缘人"（Marginalman），指出其特点是缺乏安定感，容易神经过敏和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靠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年人的主流文化，以取得某种安定感。
处于这种充满矛盾冲突的"二元阶段"，作为游离于中心世界、主流世界之外的"边缘人"，青年人在社会心理方面又表现出对自我和对社会的高度关心、对异性兴趣的增加和对父母的反抗性。⑵在这些社会心理特点中，恰恰可以寻绎出"青年文化"的种种特质，同时找到考察当代审美文化的又一视角。
有一位美国学者说过："什么是青年文化？青年文化就是流行歌曲，就是摇滚乐。"这一流传广泛的说法显然不是在学理上给青年文化下一个准确周延的定义，已如上述，青年文化并不仅止于流行歌曲和摇滚乐，但是说流行歌曲和摇滚乐在青年文化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突出地显示了青年文化的特征，则是不争之论，为此这里我们即以摇滚乐为例对作为青年文化的当代审美文化加以审视和分析。
第二节政治热情
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除了各国政坛衮衮诸公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操纵着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之外，还有一支倍受世人瞩目的力量时时粉墨登场、大声疾呼，对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种重大事件作出快速的、强烈的反应，四射出炽热的政治热力和道德光彩，洋溢着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其情其景着实让人为之动容、为之赞叹，那就是摇滚乐。自６０年代以来，大凡地球上发生战争、暴力、饥荒、疾病、种族歧视、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不幸事件，紧随其后都能看到摇滚青年在紧急行动，听到在各大洲四处轰呜的摇滚节奏。至今人们不会忘记１９８５年初以一曲名扬四海的《天下一家》为主题曲的"美国声援非洲"大型摇滚乐义演，除了迈克尔·杰克逊、莱昂内尔·里奇之外，美国的顶尖摇滚红星几乎全部倾巢出动，演唱会所获得的捐助以及后来唱片的销售所得达数千万美元，其中９０％援助非洲，１０％用于资助美国本土的无家可归和挨饿的穷人。同年７月１３日在英国伦敦的温布雷体育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两地同时举行的名为"生存救援"的大型摇滚演唱会，来自西欧和北美的６０多位摇滚巨星和５０多支摇滚乐队联袂演出，由１４颗卫星组成的电视转播网向全球１４０个国家播出，将近２０亿人目睹了这次举世盛事，这次持续了１７个小时的旷世盛典募集捐款达８５００万美元，其后全部捐献给了救援非洲饥荒基金会。令世人有口皆碑的还有摇滚巨星们为反对越战、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反对核试验、反对破坏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演出，以及为癌症和爱滋病患者、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受害者而进行的义演义卖。总之，和平、进步、自由、平等、博爱，是这些政治性摇滚演出的主旋律，一代青年摇滚歌手试图以这些正面性的理念唤醒世人的良知和道义，进而改变世界格局，扭转历史进程，即便凭他们的胼手胝足、奔走呼号未必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起码也能对世人起到唤醒和警示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行动使得各国政要对其赞誉有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授予"披头士"乐队以不列颠帝国勋章，美国总统卡特曾褒奖"披头士""成为整个一代人的精神"，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对"生存救援"行动深表感谢，盛赞从此举看到了"未来青年的希望"。

摇滚乐上述动天地、泣鬼神的旷世之举正表明了青年文化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对此摇滚歌手们并不乏自觉意识，许多摇滚歌手都共同认定政治是摇滚乐的起点。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热情来自青年人的本性，有其社会心理依据。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阶段……从政治上看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青年人努力向成年过渡，不断增加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并逐步形成自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终身不变。"⑶然而一旦青年文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外倾冲动与实际生活进程相结合，便获致了非常具体的内涵。
对于西方现代青年文化产生影响的首先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其中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然而一度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则是马尔库塞的批判哲学，马氏的理论曾被称为"青年造反哲学"，马氏本人则被封为"青年造反之父"，甚至与马克思、毛泽东这两位对青年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领袖被并称为"三Ｍ"。⑷马氏的理论前后并不一致，而是有转变、有发展，它对青年文化的态度也前后相左，然而恰恰是这前后互异互续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影响了西方青年文化之特质的铸成。马尔库塞在出版于１９６４年的《单面人》一书中指出，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在技术理性和市场权力的宰制之下，正在泯灭对抗、批判和超越的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显示出被主导力量同化的势头，整个社会正在从兼具否定与肯定的"双面社会"变成只有肯定的"单面社会"，一切都在为既定现实进行辩护和论证。而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对此现实持"绝对拒绝"的态度，希望在于那些下层民众，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有色人种、其他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其中也包括社会青年和青年学生。他指出，唯有这些人的对抗才是革命性的，"当他们为要求最基本的公民权利集合起来，手无寸铁、毫无防护地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狼狗、石头、催泪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⑸这一理论对于６０年代末震撼整个西方社会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深刻的导向作用。然而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一书中对于大众化的青年文化并不抱赞成态度，认为它也是被"单面社会"所同化的，但是到了１９６９年出版的《论解放》，在经历了急风暴雨式的学生运动的洗礼之后，马尔库塞开始对以摇滚乐为代表的青年文化换了一种眼光，认为应该充分肯定青年文化的政治意义，将其作为新颖的维度接纳到批判理论中来，他说："审美对政治的入侵，……表现在不妥协的青年人身上。在青年人那里，对日常意义的颠倒，被推到公开对抗的程度，……同样，还表现在抗议歌声中的爱欲挑战、披头士的长发给人的感受、以及通过形体卫生来使肉体洁净的做法。"正是这个意义上，他断言"美学将成为一门社会的政治科学"。⑹马氏此论可能是一个著名思想家对于被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视为生命中的生命的摇滚乐的第一次正而八经的哲学论证，而且是作了热情似火的高度褒扬，其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这当然不是说年轻人都是读了马尔库塞的书、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才变成激进派、颓废派和"嬉皮士"的，从马尔库塞的批判哲学到青年文化的兴起，这当中无疑需要经过若干中介，例如某些充当"嬉皮士"运动理论家的文人的阐释等，即便不是这样，马氏的观点也起码为这种愤世嫉俗的青年文化提供了某种概念、说法和口实，哪怕是为其狂放不羁的践行者输入几分自信、几分底气：这也许就是历来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对于形而下的文化行为产生影响的基本模式。
在西方青年文化的晚近发展中，不仅折射着西方哲学思潮的波光，而且回响着西方社会运动的涛声。自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而至今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研究者称之为"新社会运动"，人们所熟知的女权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人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保护生态运动等等，都可以归入这场在发达工业国家兴起而波及欠发达国家，以反对和抗议现存政治现实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公众性斗争运动之中，而青年文化恰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摇滚歌手都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的洪流，而以其行动方式比常人更多了一层号召力和鼓动力。他们一方面组织各种形式的演唱会为需要救助的人们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又用音乐和表演来阐释他们的信念，为运动提供某种政治理念，例如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１日"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在德国柏林墙旧址演出了一场名为"墙"的演唱会，在演出进行到情酣耳热之时，在主台上搭建起的一堵长８２米、高１８米的道具墙，在众人"推倒这堵墙"的如潮呐喊声中轰然倒塌，乐队借此所表达的关于战争、和平和国际政治的观点博得了在场１５万观众排山倒海般的欢呼。一代摇滚斗士不仅用演唱，还走上街头，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汇入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潮，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北欧反战人士的徒步长途进军"和平进军--８１行动"中，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联邦德国２０万示威群众手拉手结成长达１０８公里的"人链"以阻止部署美国导弹的活动中，在同一时间意大利几十万示威者建筑反核"人墙"的行动中，都活跃着这些摇滚斗士的身影。这些摇滚歌手才华横溢，灵气斐然，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大都出自其原创，这也使得抒情写意成为其方便法门，他们常常通过歌曲创作来干预时事政治，例如８０年代比利·乔写了《晚安，西贡》，斯蒂夫·旺德写了《前线》，控诉了越南战争给美国人民留下的深痛创伤，９０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采取"沙漠风暴"行动时，小列侬创作了《给和平一次机会》一曲以明志。而人们乐于提起的"滚石"乐队的一曲《让我工作》则表达了对于消灭贫穷这个全球性的现代瘟疫的坚定意志：

不要稳稳地坐着，／这个世界没欠你什么／不要墨守陈规／我要告诉你／别浪费精力／到处树敌／深深吸上一口气／好好干上一番／让我们工作，自强、自立／挺身坐立、直伸云霄／人人自由自在，一起工作／消灭贫穷。
需要提到的是，有许多摇滚歌手本身就是"新社会运动"中各种政治组织的重要成员，像"警察"乐队的核心人物斯汀就是"大赦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曾在８０年代聚集了一大批摇滚红星举办了旨在声援当时尚身系囹圄的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人权"巡回演唱会，期间他公开宣称："我不赞成良心复苏的说法，良心一直存在，我也不同意涉足时政的歌曲作品已经在７０年代末消亡的说法。"由于斯汀的政治地位，他对摇滚之精神的阐发常常具有宣言的性质。
中国摇滚乐的问世起码要比西方晚３０年，但它一登场就表现出丝毫不亚于西方摇滚的鲜明的社会意识，而它参与社会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取径和方式也与后者大致不差，例如崔健１９９０年为第１１届亚运会、１９９５年为"希望工程"所作的巡回义演都集资甚巨，在１９９１年７月轰动全国的"风雨同舟"、"共有的家园"等大型义演晚会上，也有许多摇滚歌手为南方洪涝灾区人民献上了充满真情挚爱的歌喉。在这里可以见出中国摇滚乐正在加入青年文化的世界进程，为光大文明、进步、和平、友爱而鼓与呼，这除了青年文化与生俱来的政治热情之外，还有着重要的客观因素，那就是虽然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但贫穷、灾害、污染、疾病、暴力、愚昧、落后却越来越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纪之厄，谁也无法逃脱，谁也不能袖手旁观，谁都应当对此承担起一份责任和义务，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代更是责无旁贷。同时，当今的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小，一切思想潮流和社会潮流都日益成为世界性、全球性的，任何形式的限制、幽禁和隔绝都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青年文化正处于共同的思想背景和时代氛围之中，从而越来越趋于同步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