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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4-14

作者: admin

文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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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九年一贯课程是台湾教育改革的主轴。与台湾以往的课程设计相比，九年一贯课程的设计具有学校本位、能力本位、课程统整、弹性课程、课程松绑和动态生成等特点。但是在操作层面，九年一贯课程也遇到了很多的实际问题，如仓促实施、适应困难，课程松绑越松越紧，弹性课程流于形式，能力指标抽象笼统等。这些课程改革的经验为大陆地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必要的借鉴。
　　[关键词]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课程改革；课程设计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于1996年开始规划，2001年正式实施。九年一贯课程是台湾教育改革的核心部分。
　　
　　一、美丽的愿景：九年一贯课程的设计特点
　　
　　（一）学校本位与能力本位
　　“学校本位”首先体现在九年一贯课程打破了自上而下的课程设计方式。以往台湾课程的设计和实施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由台湾“教育部”拟定课程标准，统一实施。九年一贯课程打破了自上而下的课程设计方式，主张学校、教师自主设计课程、自编教材，达成“学校本位”课程发展的理想。其次还体现在九年一贯课程以“课程纲要”取代了“课程标准”，给学校留有弹性空间。台湾以往的“课程标准”规定详细、繁琐，而“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仅就原则性问题加以规范，其余留给学校和教师弹性处理。
　　九年一贯课程同时强调能力本位，在课程纲要中提出了现代国民必须具备的10种基本能力，以10种基本能力作为课程设计的主线索，台湾“教育部”依据10种基本能力，拟定具体的学力指标；各校课程发展委员会发展适合本校的子能力。
　　（二）课程统整与弹性课程
　　“课程统整” 首先体现为台湾“国小”的11个科目与“国中”的23门学科，统筹在九年“国民”基本教育体系下。其次，九年一贯课程强调要加强中小学衔接。台湾以往小学和中学课程标准的修订有各自的修订委员会，而九年一贯课程的课程修订是采用一个专案小组对课程目标与内容进行整体设计，实施课程统整。再次，九年一贯课程以“语文”“健康与体育”“数学”“社会”“艺术与人文”“自然与生活科技”“综合活动”7大学习领域取代了科目本位的分科课程，并把信息、环境、两性、人权、生涯规划、家政和政治等议题融入7大领域之中。
　　同时，课程纲要中明确规定了弹性课程占课程总时数比例的20%；各学校和教师在完成统一规定的学习要求后，可以弹性运用教学时数。
　　（三）课程松绑与动态生成
　　“课程松绑”首先体现为以“课程纲要”取代“课程标准”。以往台湾的“‘课程标准’内容详细繁琐，而九年一贯课程改为‘课程纲要’，仅就课程目标、学习领域的概念构架，以及基本能力表现水准等做原则性的规范，其余则留给学校和教师做弹性应用的空间，教科书编者也能各具发展特色。教师的专业自主与学生的个别差异将更受尊重，学校将更有特色。”[1] 5再者，“课程松绑”还体现为教科书的“一纲多本”。1996年民间出版社开始介入教科书市场，教科书由“统编本”改为了“审定本”，教科书更为多元，学校和教师的自主性得以体现。
　　此外，九年一贯体现了过程哲学的课程观。九年一贯课程的设计理念，体现了课程研究范式的变化，课程设计经历了从单一的目标模式到过程模式、批判模式的发展过程。九年一贯课程力图改变课程的目标设计模式，强调课程研发过程中家长、学校、社会、决策层面的共同参与，强调课程开发者、使用者之间的互相调试。
　　
　　二、现实的迷思：九年一贯课程推进中引发的争议
　　
　　（一）仓促实施，适应困难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规划始于1996年台湾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会的“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1998年9月公布了《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1999年开始在全台选择100多所学校试行“九年一贯课程”，2000年试行学校扩为200多所。在“试行之成效未见深入之检讨” 的情况下，2001年正式实施，2004年全面实行新课程。对原有课程进行全面的革新，而且在实践层面也正在进行着课程改革的全方位操作，这对教育行政、一线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九年一贯课程从规划到铺开的时间显得仓促，加之目前台湾的管理体制、财政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现实环境，还不足以去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而且必须是优质工程）。
　　（二）课程统整，遭遇窘境
　　九年一贯课程将以往的分科课程改为合科学习，而台湾的师资培育是以分科培育的形式进行的，导致老师措手不及。九年一贯课程领域的划分方式，也被专家质疑，九年一贯课程，将学科统整为领域，课程领域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有必要来划分，还缺少科学的论证。
　　（三）课程松绑，越松越紧
　　在“一纲多本”的政策下，民间教科书业者推出不同的审定本教科书，而且教科书的价格也上调了很多，致使家长经济负担加重。再者，在“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下，各个学校分别选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面临升学压力，学生只能求助于补习班，因为只有补习班才有可能对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进行综合，这无疑又加重学生学习的负担。

　　（四）弹性课程，流于形式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将总教学节数的20%作为弹性教学时间，但教师已习惯了排得满满的课表，对于如何安排弹性课程来适合不同学生发展的需要没有经验也缺少相应的培训。加之九年一贯课程虽然试图将以往的分科课程统整为7大学习领域，这7个学习领域要“统整现有的中、小学课程，并将资讯、两性、人权、环保、宗教、法治等当代新兴议题，融入相关的学习领域中。”[1] 2如此复杂的信息源和信息量是九年一贯课程难以承载的。
　　（五）能力指标，抽象笼统
　　究竟什么是“能力本位”需要进一步厘清。“课程改革初期，能力指标比较抽象和概括，需要老师自己解读，然后发展课程。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老师感到无所适从，课程改革的前4年基本上处于一种“空转”状态，很多学校和老师只能自己摸索。”[2] 课程模式的提出，要基于对教育的目的、知识的性质和价值的认识。九年一贯课程提出的“能力本位”的设想，使得“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经典的课程问题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是课程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不能含糊的问题。
　　（六）生成课程，仍需努力
　　九年一贯课程强调课程的生成性，这一理想的达成仍需努力。首先是因为多元化的课程理想与一元化价值观的冲突。九年一贯课程强调多元、选择、自我和民主，但教师、家长和学生在“能力指标”面前，所能想到的依然是升学压力。他们需要知道哪些内容必考，哪些内容不考，并据此来处理教材。因此，这是多元课程理想与一元价值冲突的表现之一。表现之二就是到目前为止，对教育目的的理解仍难脱离现实的一元价值论，就是经济中心论。课程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轴，课程的理想可以是丰富的、多元的、选择的，而课程的现实必然受制于经济。
　　
　　三、经验与启发：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借鉴
　　
　　（一）实施层面问题归因
　　第一，知识价值含糊。不同历史背景下，由于价值判断体系的变化，各类知识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此次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的修订，邀集各界人士参与，专门成立了教改会。教改会的成员有各级学校校长、教师、企业家、文化界人士、政府官员。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士，他们需要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是一样的，而各界人士给出的答案一定是多元的。因此，什么样的知识最应该进入学校课程，这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即使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已经出台，这个问题也还是悬而未决的，指导课程纲要的是模糊的知识价值论。第二，理论真意扭曲。首先表现为对专业性概念的误解，例如课程统整、能力本位的内涵究竟是怎样的？“2001年修订的《暂行纲要》强调‘领域教学应以统整、协同和教学为原则’，有些学校将统整误解为合科，于是强迫教师包领域教学，造成教师排斥九年一贯课程。为澄清误解，特将上述字句修正为‘领域之学习应掌握统整之精神，并视学习内容，实施协同教学。’而后继续进行纲要的修订工作。”[3] 再者表现为对某一种专业性概念乃至课程思想缺乏追本溯源的历史性地理解。没有对专业性概念乃至课程思想历史性地关照，理论在实践中就遑论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带好每位学生”是台湾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而这些思想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思想的重述，那为什么还要谓之以改革的头衔呢？似乎应该说成是珍视传统，回归传统了。
　　第三，专业领导缺失。是否具备专业化领导决定改革的成败。教改会成立之初的设想，在人员组成上的想法是不以教育行内的人为核心，因为他们相对保守；很多人对台湾“教育部”也信心不足，认为教育行政系统出身的人会满足既得利益，不支持教改，于是成立了以非教育专业人士为领导的“教改咨议委员会”指导教改工作。教改会的成员有各级学校校长、教师、企业家、文化界人士、政府官员组成，提出《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后就解散了，其职责没有延续性。再者，台湾教改过程中，1994年至今换了八任教育部长，人事的频繁更迭破坏了教育改革的连续性、一贯性。教育改革专业化领导与专业化设计的缺失给九年一贯课程的推进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二）反思与启示
　　第一，课程改革需要科学视角。首先，对什么是课程改革要有科学的界定。具体来说，就是在提出一种课程理想的时候，对于课程究竟应该限定在一个什么样的范畴，是需要明确阐释的，这样可以避免课程改革的盲目性及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其次，课程改革中重要的不是学科的选择和领域的划分，而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科和应该圈定哪些领域，其凭据到底是什么，这需要科学的依据和论证。这种依据应该是超越教育科学的，要以多学科的依据来进行论证，这种依据和论证一定是明确的。最后，课程改革还需要充分考虑国际差异、地区差异、校际差异乃至个体差异。课程应该是根植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所以，课程改革在吸纳外来经验的同时，要“寻根”，进行本土化的思考。
　　第二，课程改革需要对话与协商。无论是对教育改革问题的探讨还是对课程改革问题的探讨，我们更需要的应该是冷静地面对面地对话，而不是望文生义地互相攻击。康德曾经提出过“理性的批判”，康德所提倡的批判性思维，它不仅仅是否定性思维，同时，它还包含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需要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来对事物进行全面的感知。理性的批判思维，是教育改革中所急需建立的。

　　第三，课程改革呼唤专业化领导。提倡专业化领导已成为专业发展趋势之一。与其他行业相比，课程改革作为教育活动，具有影响范围广、传递时间长、损失不可逆、回馈不明显和成效难量化等特点，因此在实施课程改革时，更应由专业造诣深厚的学者来论证、指导、实施和评量。
　　第四，课程改革需要全民的关注。对课程改革的大力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宣传不是为了制造口号，而是为了让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了解改革，并发出自己的回应。伴生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的台湾民众的积极的热情、殷切的关注和踏实的责任，形成了推动改革的重要的软环境，这样的一个软环境能够得以建立本身就昭示着一种成功，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改革本身。
　　
　　[ 参考文献 ]
　　[1] 欧用生.课程改革[M].台湾：师大书苑,2000.
　　[2] 高靓.台湾课改是怎样从争议走入常态的？[N].中国教育报, 2006-12-18(4).
　　[3] 王建梁.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的反思与借鉴[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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