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之舞”与“连袂踏歌”——藏缅语族圈舞文化特征和功能(2)

1、社会功能
围着篝火连袂踏歌的圈舞形式，是藏缅语族重要的舞蹈共性形式。它古老而原始，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含。人类幼年期以围着圆圈跳舞，作为达到实际需求的途径。原始人在其中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和团体的感召力，实施着的社会功能。
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说：“原始舞蹈的社会意义全在于统一社会的感应力。”③ 在自然环境严酷的蛮荒时代，原始人的力量十分薄弱，脱离群体和部落，意味着不幸和死亡。部落群居生活是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方式。群体的存在带给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当一个部落的人围着篝火拉圈跳舞时，面对面，手牵手，共向圆心。个人与个人连接成一个整体，伴随着整齐统一的节奏，踏歌起舞。个人的特征，在整体中消失，舞群的感觉替代了个体的意识。舞群如一个单一的肌体，整体运作。它形成了强大的集体力量，“这个群体的力量和优势，是任何数量的纯推理所无能为力的（约翰．马丁）。个人在群体中获得了激情的释放，获得了归属感，获得了赖以生存的保证。
社会的存在依赖于各个组织、成份间的有序配合。个体的力量在社会之中产生效应。合作是社会的基础，原始人以圈舞这种形式训练着最初的合作态度。接踵连臂的舞蹈，踏地呼号的节奏，形成动作和节奏的一致性，造就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整体，社会群体感应力笼罩其中。这种群体感应力，是一切高级文化中，社会秩序化、和谐化的基础。它激动着人类，统一着人类。因而连袂踏歌的圈舞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直至现在，仍起着一定的作用。

2、审美功能
连袂踏歌的圈舞形式具有生物学的审美功能，是人类情感最美好，最真率的表现。
很多人认为最激烈的动作才能达到人类情感表现的极致。其实不然。自娱性舞蹈，有其自身的审美特点。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很难实现舞蹈的自娱。自娱性舞蹈需要时间长度的支撑，方能使人达欢尽兴。这就是为什么藏缅语族人民围着篝火通宵达旦纵情歌舞的原因。
围着篝火连袂踏歌的舞蹈属自娱性舞蹈，它以其特有的节奏和动作，沿着自身的轨迹，行使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它动作简单，节奏鲜明，重复性强，与人体对节律的内在要求相适应，与自娱舞蹈的审美要求相吻合。格罗塞认为：自娱舞蹈的审美性质就在于“激烈的动作少，规则的动作多。”④ “节奏是一个特别单位的有规则的重复”，“这种节奏的享乐无疑深深地盘踞在人体组织中……”。如果动作过于激烈，疲劳的不快之感将冲淡舞蹈的审美快感。相互连袂牵手的舞蹈，产生了对手臂动态的束缚，限制了舞姿幅度，给予舞者适度的身心缓冲。同时，解放了的双脚可尽情欢跳，在踏足和呼号中，产生有规律的重复的节奏，给予人巨大的生理舒适感和冲击力。连袂踏歌的圈舞形式，动静结合恰当、体能消耗适度，符合自娱舞蹈的审美规律。它如酝酿多年的陈年老酒，清醇而恬淡，需在慢慢的品尝中，体味清冽和芳香。人类的情感在周而复始、跌宕起伏的圈舞形式中，得到最彻底的解放。
作为藏缅语族共性特征的连袂踏歌的圈舞，并不千篇一律、呆板单一；相反，它丰富多样，在不变中蕴藏着丰富的变化。“袂”原为袖之意，藏缅语族人民以不同的心态理解“袂”之意，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袂”之姿。藏族的《达尔嘎》连袖而舞；彝族的《都火》手巾相牵；藏族的《五屯卓》搭肩共欢；纳西族的《阿丽哩》双手相握；傈僳族《嘎且》在双手相握的基础上，甩手、绕圈、两臂上下颤动，民间流传“蹀脚不用巧，只要手甩好，蹀脚不用学，只要手甩活”的民谣。藏缅语族人民以多种“连袂”方式实现圈的相连，实现舞蹈的整体化共鸣。
藏缅语族圈舞中这些局部的变化，不但没有影响圈舞的社会功能，而且丰富了圈舞的审美含义，扩大了审美功能。明代音乐家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书律》中阐明：“乐舞之妙，在乎进退曲伸、离合变态，若非变态，则舞不神”。藏缅语族圈舞的审美魅力也在于这种离合变态之中。

3、文化流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藏缅语族圈舞形式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含义不断改变。
人是社会的存在。亚里斯多德认为：摒除于共同体以外的任何人都不是一个人，“它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上帝。”⑤ 狼群中长大的人，继承了吞噬生物和爬行的本性。孤独中生长的人，智力遭受严重摧残。接受社会文化教育的人，才能成为正常的人。社会造就人，社会改变人。人承接文化，创造文化。文化是一种变体，随着社会的变革，扩充新的内容。
藏缅语族的围着篝火连袂踏歌的圈舞文化，流传了千百年之久。受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功能不同、作用不同、载体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
原始社会，圈舞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实际意义。人们在圈舞中训练感知能力、协作能力，在圈舞中获得无穷的集体力量，在圈舞中实施祭祀、祈祷和庆贺丰收的功能。在原始人的意识里，舞蹈与生存休戚相关。他们以极度的虔诚，狂热起舞。
当人类文明荡涤了原始人蒙昧的意识，藏缅语族围着圆圈跳舞便渐渐脱离了功利目的。人们意识到，跳舞不再能呼风唤雨，不再能繁衍种族，不再能获取猎物。跳舞只能获得交流，获得集体力量，获得审美愉悦。跳舞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跳舞的载体也产生流变。

跳舞变为纯精神的仪式。婚丧嫁娶、庆贺丰收、赶集走会的场合，成为舞蹈的寄生之地。人们在此以歌舞寄托情思，表达敬意。
现代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了古老的圈舞文化。藏缅语族人民在社会历史的沿革中，塑造着圈舞的新风貌。古老的连袂舞蹈形式也“旧貌换新颜”。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物质的提升，导致文化的渐变。四川彝族著名民间舞“都火”，原为女子用一根五尺长的树枝相互“连袂”，现发展为手执鲜艳的黄伞、连巾而舞的舞蹈。姑娘们体态端庄，动作秀丽，质朴中透露着现代气息。
现代科技的发达，也给艺术的交流带来极大的便利。电视的普及，让偏居一隅的藏缅语族乡村人民“胸怀全球”。舞蹈艺术的新形式，冲击了古老的圆圈舞蹈。高难度的技巧“躺身蹦子”已渗入到藏族古老的舞蹈《达尔嘎》之中，扩大了舞蹈的表现形态。
但不可忽视的是，现代技术带给人们太多的信息，太多的消遣，太多的竞争和太多的享受。它一点点吞噬着藏缅语族古老的圈舞艺术。人们的生产方式变了，生活重心变了，思想意识变了，跳舞的频率也逐渐减少，舞蹈遭到人们的冷遇。
舞蹈是文化，文化是传统，它承上启下。传统不会消失，只会产生溶解和转移。圈舞文化也不会消逝。在连袂踏歌的圈舞失去了实用价值的今天，它寻找到了赖以生存的方式——节日。
节日也是一种文化。它是传统庆典，担负着传承文化的重任。各民族的节庆活动，是一幅渊源深厚的风俗画，是民族文化历史的缩影。
藏缅语族节日繁盛，羌族的“歌舞节”、彝族的“火把节”、藏族巴塘的“央勒节”、纳西族的“格姆古节”均隆重热烈。人们在节日中，以圈舞形式纵情欢歌，宣泄情感，荡涤尘埃，感受主体力量，体悟集体意志。直至今日，我们还能从节日舞蹈中，摸触到藏缅语族民族融合变迁的历史。
文化除了历史的传承外，还能实现横向借鉴和传播。早在唐代，就有连袂踏歌从民间走向宫廷，又由宫廷流向民间的记载。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四川夔州任刺史时，有感于当地女子连袂踏歌的娇姿美态，作诗道：“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婉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其中，堤上“连袂的女郎”，很多来自“襄王故宫地”，她们“振袖倾鬟”的风姿，也是经过了从民间到宫廷的洗礼。
新中国舞蹈专业工作者，也不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把它们带进创作，推向舞台。《羌人的女儿》选用了羌族转肩、摆胯的动律。《摩梭女人》把握了走婚制的摩梭女人怀孕后的心态。《阿惹妞》将彝族舞姿动态进行夸张变形处理，表达彝族一对青年的情爱。它们或摘取动作原形的舞姿动律，或选择民族精神的灵魂典范，在全国舞蹈大赛中，获得佳奖。这是藏缅语族圈舞从民间到舞台的成功流变。
藏缅语族古老的圈舞文化正受到历史的考验，何去何从，是我们舞蹈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它不会销声匿迹，只会溶解和转移，以其他方式保存自身。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和需求也在变化。我们应正视现实，保护圈舞文化，运用圈舞文化，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流变。
藏缅语族的连袂踏歌的圈舞文化，体现了农牧文化的特征。从这些特征中，我们摸索到古老的氐羌民族从游牧生活向农牧生活的转化。同时，也发现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的族源关系，发现了古羌族对藏缅语族许多民族舞蹈文化的影响。这些民族有着较为相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它们贯穿于围着篝火、连袂踏歌的圈舞之中。连袂踏歌的圈舞形式有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注释：
① 罗雄岩著《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第420页
② 于平著《舞蹈形态学》北京舞蹈学院第71页
③ 于平著《中外舞蹈思想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第463页
④ 于平著《中外舞蹈思想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第464页
⑤ 米夏埃尔兰德曼著《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20页

【参考文献】
[1]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上下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ISBN中心　1999年版
[3]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上下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ISBN中心　1993年版
[4]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
[5] 于平著《中外舞蹈思想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6] 于平著《舞蹈形态学》　北京舞蹈学院
[7] 米夏埃尔兰德曼著《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版
[8] 约翰·马丁著　《生命的律动》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年版
[9] 张文勋　施惟达　张胜冰　黄泽著　《民族文化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0]免费http://www.100pap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