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式离婚》的婚姻文化心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问题历来被认为是反映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窗口，关注社会人生的影视作品自然和婚姻题材结下了不解之缘。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一声叹息》和《手机》涉及到了婚外情问题，90年代末王海瓴编剧的《牵手》探讨了婚内情感维系和女性自立自强的关系，2004年秋，由王海瓴编剧、著名演员陈道明、蒋雯丽领衔主演的23集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则提出了人到中年后如何“保养”婚姻的话题。该剧曾在各地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陆续热播，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艺术上却是褒贬不一，毁誉皆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这部电视剧确实存在着一些牵强之处，值得商榷。但商业上的成功和艺术上的缺陷没有必然联系，而且从艺术角度论，再优秀的作品也有不足和遗憾，因为艺术上的完美无缺就是走向死亡。这部电视剧引起的轰动效应除了反映热点问题、演员表演细腻到位、情节好看等因素外，蕴涵于其中的文化因子——传统文化观念的惯性力量及其对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当代文化观念中的价值多元等，也是重要原因，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从文化角度解读这部电视剧的可能性，具体阐述如下：
一、“夫贵妻荣”与男权意识
在中国古代，男性总是渴望通过建功立业或寒窗苦读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达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目的，而女性也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把对方的需求当作自己的意愿，虽有送别时“执手相看泪眼”的痛楚，也有漫漫等待中“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幽怨，但仍幻想着有朝一日夫君取得“功名”后与自己团聚并过上“夫贵妻荣”的幸福生活，由此而上演了无数出或悲或喜的人生戏剧，成为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屡见不鲜的题材。虽然历史已进入21世纪，但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却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现代人的意识中，表现在现代人的言行中。现实生活中，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妇女，都程度不同地渴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出人头地或者更优秀，于是自觉给他们腾出时间精力去“外面的世界”打拼，以求对方能获得一片发展的空间。在这种社会性心理的暗示和要求下，男性面临着必须成功（包括做官、做学问和经商）的压力，否则就被认为是平庸之辈，但社会公认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离婚》正是抓住了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比较普遍的现象和心态做文章，只是从现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塑造上切入而已，面对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许多女性被激起了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和追求，但她们又大多像女主角林小枫一样自身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于是将希望寄托于有实力或有一技之长的另一半，这就是女性的“夫贵妻荣”的期待心理。
本剧的前几集中，女主人公林小枫不断用责难甚至羞辱性的言语刺激丈夫“跳龙门”去外资医院。她很清楚，凭自己一语文教师的职业是无法让家庭改变现状步入小康的，希望自然落到有“宋一刀”之称的做医生的丈夫身上。于是我们看到林小枫的脸色“阴晴”随宋建平的去留决定而变化。当她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下辞职时，潜意识中是把宋建平的丰厚收入作为后盾的。宋建平发达后，她也确实体验过作为“夫人”的荣耀，那是高飞因有求于宋建平在第二次老同学聚会上把林作为聚焦点，回来后她满面春风地对丈夫说：“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夫贵妻荣的滋味。”面对物质条件的富足而感到自己的自尊受到伤害时，作为知识女性的小枫于悲愤中坦言：没有女人不希望夫贵而妻荣的，可是，当夫贵而不能妻荣的时候，我宁肯不要这一切。可见，林小枫从骨子里是想要夫贵而妻荣的。正如《中国式离婚》的编剧表示的：本剧主要写出一种心态，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主流心态还是妻子将家庭的前途寄托在丈夫身上，为此女性甘愿为家庭为丈夫牺牲，甚至失去自我。
与“夫贵妻荣”相联系的传统文化心理，便是本剧在客观冷静的叙事中所反映出的男权意识。《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和林小枫、刘东北和娟子、林父和林母三对夫妻关系模式中，没有表面的大男子主义，更谈不上家庭暴力。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中国式离婚》冷峻地刻画了现代社会中年夫妇“阴阳裂变”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心态演变及由此呈现出的某种潜意识——男权意识。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年龄的家庭中，都是男人掌握主动权，都是男人背叛女人。面对如此让人失望的婚姻世界，编导无奈中开出的药方就是让女性理解宽容男性，如果把三对夫妻的背叛倒换一下，将是怎样的结局？林父当年能原谅林母的背叛并把她的私生子（女）视如已出疼爱有加吗？宋建平能忍受妻子喝酒后和另一个男人当众亲热吗（即使什么事儿也没有）？充满现代感的刘东北能在娟子背叛他后还心存幻想吗？二是通过塑造形象体现出来的男性文化心理，作为丈夫的宋建平听从刘东北的建议，设下圈套让妻子陷入网恋，当得知小枫的真实感受时，却又接受不了。已经下决心和小枫离婚的宋建平甚至将妻子网上写的“情书”打印出来送交律师处，作为她有婚外情的证据，主动提出离婚后依旧不能忍受她想和“网友”见面的愿望，这能用“在乎”解释得了的吗？刘东北与娟子离婚后，和“绝望的生鱼片”闪电般结婚（其实离婚前就已交往约会），却要朋友帮他保密，因为怕娟子知道了，就要永远失去她了。最后一次受宋建平之托以“兵临城下”的身份和网名为“桃花盛开”的林小枫聊天时，刘得知林小枫怀疑宋建平和娟子有染是“亲眼所见”，他也失去了判断能力和理智，竟然以“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训人伦教训宋建平，也许有人认为他这是爱娟子，但爱可以欺瞒对方而自己随心所欲却还想占有对方感情的吗？在不少男性的观念意识中，自己可以心灵出轨或身体出轨，但却希望哪怕是想与之分手或已经分手的妻子仍旧死心塌地地忠于自己。至于肖莉丈夫的“博爱”，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是封建意识中多妻观念的翻版。

二、“女性回家”与生存焦虑
“女性回家”并不是新鲜话题，就世界范围看，经济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已婚主妇回归家庭的普遍社会现象，同时形成了家务劳动具有社会价值（给家人尤其是男性提供了身体和精神的恢复休息条件以保证再生产）的社会化观点，所以我们通过电视节目能看到这些国家的男性尊重居家妻子的工作与劳动，而妻子也乐在其中的场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虽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极大冲击，但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化观念和思维模式并没有彻底改变，同时女性的家务劳动又不被认为有什么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对生存压力的加剧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不少男性自愿或被迫“下海”、跳槽，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女性相对流动较少，因为她们的天性渴望安定，加上抚育孩子照顾家庭等原因，使得她们基本上处于以下两种生存状态下：一是职业女性，往往处于工作事业和家庭的夹缝中；另一种就是家庭妇女，经济上依靠丈夫（注：这里不包括退休和未婚的女性），但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没有家庭地位。职业女性的辛苦是因为她们一方面要承受工作上的压力，同时比男性为家庭和孩子付出更多的体力和心力。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压力，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在支持成全丈夫事业的同时很难与其比翼齐飞，在家庭经济有保障的前提下，如从心力交瘁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回到家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现代社会中职业女性加入家庭妇女行列的人数呈增长趋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容回避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任何一种社会性现象的产生存在都有一定的缘由，都和某种文化心理有关。女性的回归家庭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同时也与女性更具有牺牲精神和依赖性心理有关。
如能回归后调整好心态，甘于平淡，做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成为家庭的核心，同时仍然注重各方面修养的提高，精神上和物质生活上成为丈夫和孩子最亲近的人，那也是一种境界，甚至是一种成功，正像林母所说：职业女性也有失败的，家庭妇女也有成功的。但林小枫由于自身性格和心理原因，回归后逐渐失去生活目标，把大部分心思放在“看管”丈夫身上，当然也就谈不上调整心态了。林小枫是在宋建平跳槽后无暇过问家事而自己的工作成效处于低谷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离职的，没有和丈夫父母商量，自己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谈不上权衡利弊，这就为日后埋下了隐患，其实她一直心存不甘和委屈，因为她也是十年寒窗熬出来的，且当年是中文系的高才生。这种不甘在夫妇和平相处时主要表现为遗憾和失落，辞职后还跟丈夫提过“孩子们挺想我的”，流露出对曾经拥有的事业的怀念神往，回想她曾经那样欣赏学生作文中灵动的文字、纯真的感情，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朗读给同行听的情形，观众是能够理解她的；但当她凭感觉“觉得”宋建平另有所爱以后更多地表现为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更多地将不甘和委屈转化为愤怒和怨恨——一种极有害的情绪时，观众即使理解同情她，也会认为她心态不正，言行情绪化、不成熟，最明显的莫过于不管听了什么不舒服的话都要计较，最后都要生气并迁怒于丈夫。 现实生活中不少女性回归家庭后确实遭遇了新的危机和难以解决的矛盾。如退出社会舞台后生活圈子缩小引起的无聊苦闷；自己失去进取动力和丈夫精神上差距拉大的困惑；丈夫步入中年魅力不减而女性人到中年后年老色衰的悲哀；为家庭做出牺牲后却得不到感情回报的失落感等等，都让这些女性在摆脱开身体心智的劳累后又陷入到新的尴尬处境中——那就是生存焦虑。女性生存焦虑说到底是一种女性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忧患意识。《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离职前就有忧患意识：为家庭的物质条件赶不上大都市生活潮流而焦虑，为怕丈夫日后落得和老院长相同的境遇担忧；为儿子当当读好小学需要高昂的赞助费盘心思；为儿子有音乐天赋而买不起钢琴难过，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在离职后随着婚姻摩擦升级而感到自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抓住那样强烈，短暂的“和平”生活过后，因为使性子没赴刘东北和娟子的婚礼，很快从宋建平的掩饰中感觉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存在”，从此她的焦虑感不断加剧：为宋建平不接她的电话而生气焦虑，但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自己“盯”得太紧影响丈夫工作继而引起他的厌烦反感；在网上吐露心曲是她想把生存焦虑与人分担，因为她内心认为丈夫就是嫌弃“人老珠黄”发妻的现代陈世美；当宋建平提出离婚后她作出的一系列丧失理智的行动更是内心惶恐（不妨理解为生存焦虑的升华）怨恨的反映。林小枫的一句台词可以代表回归家庭后处于生存焦虑中的女性的心声：你的就是你的，你的永远不能变成我的。
本剧同时还表现了次要女性角色在离婚后的生存焦虑问题。娟子在得知刘东北已经结婚后，痛苦失落之余，“病急乱投医”地上网找人约会，甚至提出和宋建平一起去西藏，就是对自己感情归宿的一种焦虑；肖莉怕女儿生活在单亲家庭缺乏自信，于是不择手段获取高级职称，多少伴随着一种担心女儿和自己活得不如人的焦灼感。

三、“心的背叛”与观念多元
封建社会有钱有势者（包括风流文人）可以纳妾、讨姨太太，甚至可以逛妓院，没有法律的制裁，没有道德的约束，虽是丑陋的文化现象，但却被历史承认并纳入传统文化的视野范围之中。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要求双方相互忠诚，违反者被视为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受到法律惩戒（婚姻法在经济利益裁决上向弱势一方倾斜）和舆论谴责，但近年来社会上富贵易妻、包二奶养情人似乎成为一些款爷腕们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很多电影电视剧中都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喜新厌旧”现象有所反映，由于选材原因，《中国式离婚》自然无法避开这一古老而特殊的文化现象：婚姻背叛。包括肖莉的婚姻失败在内，《中国式离婚》中有两对中年夫妻和一对年轻夫妻劳燕分飞，不管感情破裂的原因是什么、相处不和谐的模式有多大差异，却都有着背叛的内核。即使在婚姻关系上堪称后辈楷模的林小枫父母的婚姻也曾经由于林父一度“身心背叛”给妻子带来伤害。在三对已分手或走向分手的夫妇中，作为主线的宋建平林小枫的婚姻失败由于女方的性格和心理因素让对方逐渐心灰意冷，以至于醉态下（也是潜意识中）感情出轨——所谓“心的背叛”，刘东北和宋建平又联手策划了一出阴谋，让林小枫也陷入“心的背叛”——“网恋”；刘东北与娟子的婚姻由于前者的放纵——“身的背叛”导致解体，由于刘不甘寂寞很快再婚使娟子彻底绝望令二人从感情上真正分手；肖莉的丈夫追求事业的成功并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对一些巴望坐享其成的女人构成极大的诱惑，而剧中这个“隐身”的男人的“博爱”（应该算作“身心背叛”一类）无法让做妻子的肖莉与其维持婚姻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背叛是现代婚姻的最大杀手，尽管一些评论者强调剧作主线发展是没有第三者的婚姻悲剧，但笔者认为宋建平和林小枫之间过不去的心结先和宋在婚礼上失态事件相关，后与林小枫网恋时心灵出轨密切相连，因此，游离于婚姻的另类感情寄托（隐形的第三者）同样伤人害己，对因爱而牵手的夫妇来说尤其如此。
电视剧的叙事重点在于讲述“三种背叛”中最不被关注的一种——“心的背叛”是如何造成的，以及性格心理因素对婚姻的伤害，强调包容对于维持幸福婚姻的重要性。和以往反映婚姻背叛的影视作品比较，编剧将“心的背叛”纳入婚姻的背叛模式中，在表现爱情价值观上具有某种开拓性意义：传统文化观念中对婚姻不忠的界定不包括“心的背叛”，剧作正视婚姻中这种被忽视的但客观存在的婚姻文化现象，既反映了编剧对中国人婚姻质量感情质量的深入思索，也表明现代文化在清理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接近人性人心。当然现实中的“心的背叛”需要联系言行表现及其影响后果进行严肃的界定。
本剧在正面叙述或侧面介绍几个家庭或离异或保全的过程中，通过老中青三代人对婚姻问题的不同见解不同处理方式以及不同个性人物的塑造体现了当代多元化的爱情价值观。
林父林母几十年相依相随，相敬如宾。正如他们排练的长征组歌时吟诵的台词“革命理想高于天”，那个时代的儿女私情婚姻矛盾往往因服从革命需要而被淡化弱化，即使玉碎也要瓦全，林母知晓丈夫的婚外恋情时未必没有伤心欲绝的心路历程，但她家里家外都顾了大局，尤其是把第三者与丈夫生的孩子当成亲生女儿抚养（从剧中林小枫对母亲的感情就能感受到），这需要超出常人的包容宽恕的气度胸怀。而林父因为被原谅心存感激，可以说大半生都以愧疚和感恩的心理言行补偿对妻子欠下的感情债。
宋建平和林小枫代表着信仰坍塌后周旋挣扎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中年一代。面对自己的婚姻难题和精神苦恼，宋建平常常在批评刘东北所出的主意“离谱”之后又听取他的建议，而林小枫也会认可接受娟子的提议，如买性感内衣等。现实中物化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已让他们无法保持昔日相爱时甜蜜厮守的心境，宋建平逗留在医院不愿回家，甚至一人在角落狂舞发泄，林小枫在网上对“兵临城下”表示她不再爱丈夫，但传统文化观念的浸染及责任感又使得他们左顾右盼，难以决然突破围城。刘东北和娟子不止一次劝过宋建平离婚，都被他否决了。从对肖莉、娟子的态度可以推知，林小枫如果遭遇养母当年的遭遇，她是绝对不会像母亲那样处理的，因为她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价值观念也不一样。
刘东北与娟子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生代，受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相对较少，他们对婚姻的认识理解不仅与林父林母有天壤之别，就是与宋林也相差甚远。刘东北的只愿意谈恋爱不愿结婚，娟子婚后只想过二人世界不愿要孩子，都可以看出他们重享受轻责任的价值观。他们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都具有某种时尚性。刘东北很爱娟子也知道娟子深爱着他，还一再以背叛伤害她，他的情欲分离的爱情价值观尽管令人难以接受，但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
价值观念除了因年龄而呈现差异外，还会因人而异。如面对外资医院优厚的报酬和现单位不公正待遇，林小枫积极张罗，要丈夫辞职去外资，而宋建平却淡泊得多，因为他更留恋国有大医院的名声和条件及以后自己事业的发展；同是年轻知识女性，“绝望的生鱼片”能接受刘东北的“情欲分离”观点而娟子不能，认为那样人和禽兽无异；年龄相仿的林小枫和肖莉在对待爱情婚姻的观念见解上也大不一样，等等，都表明现代社会的爱情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娱乐，在娱乐、消遣的背后，总有着理性的渗透，电视剧既是大众文化，也是有着社会教化功能的精神产品和给人以审美享受的艺术品，人们对《中国式离婚》多角度多侧面的观照分析，正因为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