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守唯美的立场看世界、看社会人生,从一切现实的丑的现象中看出美,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里看出秩序,从而克服现实人生中的矛盾与不安,这就是宗白华所欲实践的“艺术的人生观”。正是在这样的“艺术的人生观”里,宗白华发现了它对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意义,这种艺术人生观就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他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总之,就是把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作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这种“艺术式的人生,也同一个艺术品一样,是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持了唯美主义的人生观,消极方面可以减少小己的烦闷和痛苦,而积极的方面,又可以替社会提倡艺术的教育和艺术的创造。艺术教育,可以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10]
进一步追问,我们又不难发现,宗白华之所以将“人生的艺术化”奉为自己一生的信仰与追求,之所以强调要以一种“主观的”艺术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实际生活,一方面当然与他对于现实的不满及其社会改造欲望相联系——早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宗白华就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和生活现状的这种失望,并曾多次提倡以青年的奋斗生活和创造生活来建设一种新文化,实现中国社会的新生。另一方面,可以说,它是宗白华本人对于人生真相进行本体思考的一个具体结果。在宗白华看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之能够进化、运动、创造,是因为它有不息的生命、有感情,“同情是社会结合的原始,同情是社会进化的轨道,同情是小己解放的第一步,同情是社会协作的原动力”。为了人生的进步,为了社会的幸福,我们不能不谋求人类同情心的涵养与发展。而现实中唯一能结合人类情绪感觉一致的,便只有艺术——它能够汇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灵入于一曲和谐的宇宙音乐之中,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
这里,人类同情——社会——艺术,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人生若设想要求得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就只有通过艺术的把握方式,以艺术的精神来予以完成;生活也全因了艺术化的创造,缔造了一个无限广大、无限美丽的人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我之界不严,有时以他人之喜为喜,以他人之悲为悲。看见他人的痛苦,如同身受。这时候,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绪感觉一致颤动”[11]。由艺术而结合的人类情感的一致性,最终带来的正是这样一个艺术化的人生景观:人与他所处的社会、自然融合无间;人生的真相,在这艺术的辉映中显露了它灿烂的微笑。
这种对于人生真相的本体把握,显然带有一种心理主义的色彩。而宗白华倡导的“艺术的人生观”,恰恰是将这种基于心理主义之上的把握,在社会现实中转化成了一种特定的伦理目标、心理化的伦理生活实践形式。换句话说,“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在一种心理性层面上指明了生活的伦理实践方向。因此,当宗白华说“宇宙的真相最好用艺术表现”时,他其实是在说:人生的境界只有在艺术的心理价值结构里才真正获得了它的本体。而现实人生的丑、恶、不和谐,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一种“非真实”,是应该予以批判和改造的——宗白华强调“艺术的人生观”能够产生一种积极的审美教育功能,便是由此着眼的。
也许,宗白华之于“魏晋风度”、“晋人之美”的欣赏热情,可以用来生动地表明他对于“人生艺术化”的理想。他视汉末魏晋六朝为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他赞叹晋人那种“虚灵的胸襟”、“优美的自由心灵”、“生命情调”、“宇宙意识”和“人格的唯美主义”,以为“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12](P179-181)。在这一往情深的赞叹里,我们听到的,不正是对于“艺术化”人生境界的无限渴望之声?在这内外相合之际,人与自然、社会因着一种共同的生命情绪而融化一体,升入了艺术的理想天空,自由自在……
于是,我们听到宗白华说:“艺术创造的作用,是使他的对象协和,整饬,优美,一致。我们一生的生活,也要能有艺术品那样的协和,整饬,优美,一致”,“生命的现象,好像一个艺术品的成功”[9]。
三
秉着歌德的精神,怀抱了艺术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宗白华在生活的每一段行程上,热情践行着自己的生命目标。而这一践行历程,又始终烙着老庄式超然人格的深深痕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理想,引领着宗白华在个人人格的发展道路上,持守了一种恬淡虚静、审美静观的自我陶养方式。他热爱生命,赞美生命,倾慕生命力的活跃广大。但是,现实的龌龊、人心的诡诈、政治功利的无秩序泛滥,所有这一切又使得他在现实的矛盾痛苦中返身向内,在艺术世界中搜寻美的踪影,在洁身自好中静聆宇宙的天籁之音。也因此,宗白华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更强调以人性修养的艺术形式来“移情”、“移世界”:现实生活既然如此压抑了人的生命,那么,人当以艺术的心灵、审美的态度来观照现实,才能在一己人格的发展中寻到生活改造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