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操作”看“文化研究”

作者按：此文曾投《读书》，被拒发，这是10多年的老读者第一次向《读书》投稿，这里重发，以此证明我这样的“市场知识分子”想在主流的人文媒体发表不同意见是多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珍惜“思想的境界”这样的网络媒体。 　　
　　我看完《读书》1997年2期“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一组文章，心中颇感“别扭”，此前也读过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早想写篇文章表示“关注”，却迟迟未能如愿，一是忙于公司新迁，二是怀疑我这种“文化操作”者──也就是“文化研究”者所称的“白领”，在《读书》能否有发言权。这里提出的“文化操作，”完全是针对文化研究而言，没有任何考证，不敢轻易下定义。大体想法是，如果文化研究者研究的是大众文化，那么，文化操作者操作的也是大众文化，从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来看，他们研究的是大众文化，而他们心中的大众，就是指中国今日的白领阶层。
　　笔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广东，从事大众杂志的编辑8年，近8年下海，为太阳神、北大方正、李宁牌、ENVSION、NEC等做过一些CI、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某些案例经常被“文化研究”者提及，那种感受可能像萨摩亚人看到人类学家米德介绍自己种族的专著。文化研究者凭什么代表文化操作者说话？或者说，文化精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大众文化？我深信他们惯用的后殖民话语可以作最响亮的回答。
　　在有的文化研究者的文章中，“1993年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年头”。“他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在这一时刻已经全盘崩溃和失效。”因此，文化研究者们通常将1993年看成是中国大众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式诞生的划时代的一年。尽管他们承认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已经全盘失效，也提醒那些死抱传统知识和立场的人，不能以“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看待大众文化。可是我们发现他们自己却在文化研究中仍然使用大量“失效”的知识，并且照样采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
　　我想，无论中国大众文化究竟何时从边缘走向中心，都不能根据文化精英立场转变的那一刻、知识“失效”的那一刻来定。人为地将1993年作为中国文化研究划时代的一年，更是标准的精英姿态。有的精英（韩少功）强调用非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大众”，认为“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多数，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这种观点咋一看好像很全面，实际上仍然企图用精英眼光俯瞰大众。倘若大众文化果真具有巨大无比的时代力量，那么，大众的意义在于大众，没有人可以居高临下地给大众赋予尽可能多、或少的意义。尊重统计学的多数，是保证大众的声音不被精英“盗用”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制衡文化精英随意代表大众举手的最朴素的方式。我怀疑今日的文化精英即便很想尊重统计中的多数，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掌握复杂的抽样调查技术，即便掌握了，又有多少人下得起功夫和成本进行操作？对统计学中多数的“偏见”，有可能是对陌生知识和技能的“敌意”。
　　文化研究者今天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经历了一场对中国式的后现代思潮讨伐之后，这批精英(非前一批)深知再一次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必然失去“市场”。可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又不能不交代出一条文化研究的国际旅行路线：英国、伯明翰、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第三世界、中国。这一条登陆路线再清楚不过了，眼见重蹈覆辄，于是立刻声明：“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广泛涉猎当代文化现象。不是依据既存的文化研究或文化评论理论，亦非试图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需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读书》1997年2期11页)”
　　据我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20世纪80年代前在国内外已经十分成熟和丰富，问题就出来了：那些突然感到曾经拥有的知识全盘崩溃和失效的文化精英，1993年前难道并没有拥有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或者反过来说，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及成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失效？
　　我宁愿相信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及成果并没有失效，并且真诚地希望文化研究者们能老老实实地、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采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也许，当今文化研究者第一步要做的事，并不是指责别人仍然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看待大众文化，而是检讨自己曾经对大众文化有过什么“敌意”的言论和行动，并且重新评价许多人在1993年前对大众文化所做的研究和操作，即使他们没有打着“文化研究”这个洋牌子。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东及我国东南沿城市，大众文化便已形成强大的规模，许多人已经做过研究。否则别人会认为，过去你以精英的姿态对待大众文化时，大众文化便一文不值；而你的知识在1993年那一刻崩溃失效后，你便巧妙地接过文化研究这类国外强势话语，猛然回首(回国)，高举大众的旗帜，领导着、代表着大众向自己过去的阵营开火。

高大威猛的大众文化早就走过来了！
　　沈昌文先生1996年问我的话此刻来回答正好合适。“什么是‘无厘头’文化？”沈先生问我的时候语气十分诚恳，当时在场有五人，有位朋友替我作答：
　　“‘无厘头’文化就是无意义的文化！”
　　这是我决不同意的！
　　“无厘头”文化起源于香港，尤以影视明星周星驰主演的作品表现得最为充分。穿古装的中国人满口洋腔，历史人物变成流行歌星，高科技搬进古代场面，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情说爱，唐三藏莫名其妙地再次降生，市侩哩语喜笑怒骂，唱念做打随意穿插。大众喜欢“无厘头”文化，一次次被打破的票房记录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无厘头”的意义。我本想告诉沈昌文先生，自己看过一篇香港学者写的文章，他认为“无厘头”文化是香港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百年来，香港人便在各种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生活，满清的遗弃，英国的殖民，日军的攻占，国共两党的影响，十多年的中英谈判，一国两制的创举，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以及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背景，“无厘头”文化决不是“无意义”三个字可以囊括的。当人们武断地、简单地将香港大众文化中的“无厘头”现象判断为无意义时，高高在上的、价值给定者的精英面目便暴露无遗。
　　高大威猛的大众文化早就走过来了，如果真心以研究她、观赏她为荣，难道我们不应当为曾经有过的“敌意”检讨吗？
　　也许，文化研究者第二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走出象牙塔，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从南向北的发展做全面调查，最好用数据说话，并尽可能以客观的心态，将精英文化的脉络与大众文化的走向按两条线索，进行交叉、对比分析。
　　第三步也许就是跨文化的“田野调查”了。这里的跨文化即是从精英文化跨入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者应当抛去启蒙者、价值建构者和评判者的精英面具，直接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文化精英要进行“田野调查”必然碰到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其困难程度有时比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大。比如，人类学家带着课题到边远区域的少数民族中进行田野调查，无论如何尊重当地的民俗，如何愿意与他们打成一片，甚至被完全接纳后被推举为部落的头领，但他最终必须离开少数民族社会，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外部报告，否则调查的目的将被解构。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可能会碰到无法解决的现实悖论。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种族、同一文化背景、同一生存空间进行调查。我们不能一方面在文化研究中抛弃“精英”与“大众”这种截然对立的表述，另一方又在“田野调查”时坚守精英角色。说白了，你不能丢掉学院的饭碗或其它公职、或国外的学术“津贴”进行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只要你的生活来源于你的文化研究或类似的项目，你就永远是文化精英而不是文化大众。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体系。反过来恰好证明，“精英”与“大众”这种截然相反的表述是无法真正抛弃的，抛弃了这种表述就等于背叛了生活现实。至此，文化研究中能否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受到质疑？这就是文化研究者的现实悖论。
　　我认为，解决悖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弃“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此类西方知识谱系中的命名，用“文化操作”去代颠覆它们、解构它们。恰好与戴锦华女士为引进文化研究这个命名作辩护的动机相同：“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远甚于某种新科学、新理论的关注，而且寄希望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乃至颠覆。(《读书》1997年2期11页)”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原创性的学术命题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我们独一无二的生活现实和文化处境。如果说，文化研究是“用于显现历史的维度及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势”，那么，文化操作则是用我们共同的行动来创造历史和预见社会的未来。
　　我对文化操作本身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首先，我们坚信今日中国的文化操作者早已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单从表面的文化标志──学历和职称来看，许多文化操作者丝毫不低于学院派的文化研究者。更何况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主要不是取决于学历，而是取决于他们在当代社会分工中的岗位职能。不信，你可以从中央电视台开始数，从《东方时空》开始数，然后再数遍布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你能数得清有多少文化操作者已对或正对大众生活、大众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吗？
　　从影视操作到流行歌星的包装，从书稿编辑到报摊叫卖，从市场调研到市场营销，从CI策划到广告运动，从联想PC推广到麦当劳汉堡包形象，多少人实实在在地进行大众文化的操作？！
　　文化研究的姿态是一种观望的姿态，貌似客观实际上仍然无法避免主观。一个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和一个在旁边观察研究的人相比，其生存价值高下立判。改革开放20年了，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巨变。如果我们仍旧以旁观者的姿态在研究，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有的人从海外带来一些环保之类的先进思想，假设大家都不知道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然后便向我们启蒙。他们不知道信息爆破今天，你还没有从欧美回来，我们在中国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如果真想改善我们的环境，不要光喊，赶快拿出行动来。同样，大众文化研究不如大众文化操作。

　　我们用操作和行动，而不是用研究和批评来预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