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道德

作为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正大之邦、歌诗礼义之地，中华民族拥有广博庞大、精深缜密的传统道德资源。这些道德资源除了使今天的国人振奋和感恩之外，毫无疑问的是，如何继承并发扬就成为一个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任务。同于我们的祖先，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承接前流、吸纳百川且再次“开拓万里之波滔”；不同于我们的祖先，今天的这项工作是在一个更新的时代、更大的背景上来进行的。而这个新的时代背景就是引起国际学界广泛研究和讨论的全球化。下面我们愿对全球化带来的整个世界的道德变局及在这一变局中华传统道德如何发挥应有功能的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 全球化及其带来的道德变局

虽然受到当今世界上诸多势力的批评、反对或否定，全球化在当代世人的经验世界里是处于快速提升之中的。这个经验性判断当然可以由我们经常吃喝的麦当劳、可乐等全球化饮食、每天上网浏览的全球信息、整日受到的全球污染来证明，也可从他国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六年前就描述道：“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饭店房间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一个德国频道，即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稍早一些时候，我在开罗的饭店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美国CNN的电视节目；几天以后住在维也纳时又看到日本的电视节目；在我汉堡的家里，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大约25或30个频道（我们已经加入了有线网），其中包括一个英国频道、一个美国频道、一个法国频道和一个土耳其频道。过不了10年，只要我们进入有线网或者屋顶架设一个解码器，就能收看上百个频道。”[1]很清楚，他在此描述的是自己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经验。对于这种经验，戴维?赫尔德等人叙述道：“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娜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2]也就是说，全球化已经贯穿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贯穿在人们最为直接的经验感知之中，而这种“贯穿”在程度上和速度上还在迅速增长。在本文看来，这种经验性的对全球化的证明方式是最为切实可靠的，它虽然不能对全球化中的各种复杂性作出说明，但却可以有力地否定对于全球化存有各种居心的否定。

在通过经验证明全球化及其迅速提升的基础上，讨论其内部机制、外在特征及其产生影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就其最为主要的方面来说就是资本化（capitalization），这一点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对资本和世界历史研究中就被指出了。他说：资本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又说：“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4]在此，马克思主义清晰指出，资本具有扩散至全球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资本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定性。今天，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内在逻辑已经转化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实际上，物化关系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即资本——引者），借助复制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时空依然是人们所面临的惟一现实。”[5]国外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也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世界经济在整体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的”。[6]这些话清楚表明，资本运行的巨大旋涡是全球化的主导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全球化的主导外在特征就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mondialisation）。这种同质化既表现在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与西方人的衣食住行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上，也表现在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程序及其处理观念正在趋同上。这种一体化既表现在全球性的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则正在对我们起着越来越强的制约功能上，也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正在开始对于世界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上。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同质化和一体化是资本化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

在本文中，我们无力对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面影响予以讨论，只想对考察它对世界道德局势的影响。从宏观上，全球化已经并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一个巨大的多层次道德变局。下面我想将这个变局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类历史上各种道德传统被挤压到同一时空场中，使之发生各种冲突和同化，这里的同化是基本层面的会通和趋同，普世伦理就是展现出的某些苗头。

我们知道，人类在自己的文明史上创造了多种道德传统，除掉大量由于各种原因湮灭掉的之外，保存到今天的还有佛教道德、基督教道德、伊斯兰教道德、印度教道德、锡克教道德、耆那教道德及各种世俗道德等。由于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这些道德观念及其实践者需要面对面地接触、肩并肩地生活。一方面，这使本来极少接触的各种道德观念在同一时空点出现从而彰显出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使各种道德实践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比如，目前伊斯兰世界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因素；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等人对亚洲价值观的阐扬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也表现出东西方道德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也使各国人民学习、接受、实践其他的道德观念成为可能，这无疑也极大地推扩了人类道德实践的空间。而且，也使人们必然要寻求和建构普同性的道德，寻找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这充分体现在当代诸多学者对于普世伦理的思考和探索上。其最为典型的文献体现当然就是1993年9月4日由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孔汉思起草）及1997年9月1日呈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由众多国家的前领导人签字）。另外，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还有更为丰富的探讨。比如，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讨论形成一种国际社会伦理的可能性[7]；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则试着思考将和平确定为人类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契约[8]。可以说，普世道德的寻求构成当代人类思想的重要工作，并取得了某些值得关注的进展。

2、 各种道德传统在全球场景中受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的深刻的消解，但力图寻求各种新的扩张和发展。

由于资本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进展，其带来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在今天的世界上大行其道。它们既展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更为露骨地表现在网络世界中。这势必使多少都有禁欲主义和集权主义色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消解。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及其载体（如宗教组织或个体实践者）便对此做出两种反应。一是坚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传统，其代表便是各种宗教都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和实践。另一种是修正自己的传统，表现出某些与时俱进的色彩，其代表则是各种宗教都有的温和派和改革派。前者可以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的“道德实践”为例，他们在国内严苛的伦理政策引起许多世人的关注和不安；后者则暂可以较为复杂的基督教的解放神学和过程神学为例，他们对于传统基督教道德的革新虽然受到各种不同评价，但的确表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特征。目前这两种反应都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这也使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性。

3、公正、平等、民主、自由成为全球基本的道德准则，但仍然在实践和学理两个层面受到批评和挑战。

毫无疑问，全球化势必将资本运作的基本道德原则带向整个世界。从正面和积极方面来理解，这些道德原则应该是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这在今天的全球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在此，我们想以由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商界领袖长期协商拟定的考克思圆桌商业原则来说明一下。这份原则一开始就声称：“就业与资本的流动性使经济活动及其影响不断地全球化。”“没有道德准则，就没有稳定的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接着它提出许多原则，其中包括：“供应商和竞争商应该本着诚实公正的精神履行义务，相信这样才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公司应认识到，真诚、公正、真实、守信与透明不仅有利于经济活动的信誉和稳定，而且有益于提高商业交易（尤其是国际商务）的效率和顺利性。”“在商业的各方面公正对待顾客，其中包括高水平的服务和顾客不满意时的补救措施。”“与雇员坦诚沟通，公开分享信息（仅受法律和竞争情况限制）；”“及时与雇员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不满和要求；”“与雇员有冲突时应相互信任，协商解决；”“避免歧视行为，确保公平对待、机会均等不受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尊重物主/投资者的要求、建议、不满和他们的正式决定”；“在定价报价、许可、售卖权等所有业务中追求公正性；”“尊重人权与民主制度，并尽可能改善人权与民主状况”。[9]这里引用的是经商的原则，这些原则清楚地体现出其背后的道德倾向。极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经商原则和道德大部分还体现在《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宣言：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国际商务伦理准则》中。这是由三大一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商业、金融、学术和宗教机构的领袖们制定的。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它的制定者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无疑也是他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的人生道德原则。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全球道德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也有人从各个角度对于这些原则提出批评。比如，蒋庆就认为“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10]这些批评能否成立和有效当然还需要深入的探讨。

以上我们所谈三点仅仅是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较为直观的表象层面，对于各种次要的、细密的内容和深层、复杂的内容没有进行讨论，因为后者需要更深的研究和更大的篇幅。

二 全球化道德变局中的中国传统道德

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道德资源如何能在当代社会发挥其应有价值是学界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本文看来，这项课题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的问题。下面我们想首先考察传统道德的状况，然后再考察传统道德资源在全球大潮中发挥作用的应然方向。

1、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洗礼，中国传统道德的存在状态是：文献俱在，少数人力图复兴，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不接受者甚多。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发生了天翻地履的变革，中国的道德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传统道德真正的实践者越来越稀少，能够为人们所见的只是大量道德文献。如果仅就这些文献估计，在人类各民族之中，中华民族的德资源大约是最为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了。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而言，这些文献的主要部分可以分为儒、释、道三家。从规模上看，这三家的道德文献可以说是浩若烟海，比如儒家的五经及董子、程子、朱子、陆子、阳明子的著作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道德说教或是对自己道德进行论证的本体论等内容，还有许多二、三流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道德伦理的成分就更多，至于《颜子家训》、《朱子家训》及《呻吟语》、《小窗幽记》等文献就是更为典型的道德训条。佛教的道德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佛教弟子的戒律，这也就是“三藏”中的“律藏”；另一类是这些佛门戒律对于世俗人类的影响及其影响之下形成的一些信条和典籍，比如明清时期的大量劝善书（当然，这些劝善书也和儒、道二家有关联）。道教也都有较为丰富的道德文献，同佛教一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道经“十二类”中的戒律类，指的是功过格及戒规、科律等；二是这些戒律影响民间形成的一些著作，其中大多和佛教类同或混合。总的来说，这三家的道德资源都相当广博，是它们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还有大量武德、医德、师德、文德、艺德等职业道德方面的文献。一般而言，它们大多包含在这类职业的有关著作之中，比起这类职业的具体操作内容在比重上并不算大，但其内容的启发价值不容人小觑，有些信条直到今天还在对这种职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功能。

在实践方面，在当代中国，完全按照传统道德持身立世的人毕竟已经不多，但是保持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来为人处世的人还是有一定比例。其中，释、道二教内部严格遵守戒律的信徒应该说还是有相当人数，而能创造性地实践儒家道德在当代社会中也不是不能发现。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北省徐水县的孙大午先生，他在自己的企业推行儒家的一些伦理规范，不仅使自己企业中的许多人受到影响，而且影响到周围村庄的民风。可以预期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例子还将出现更多。从总体上看，在当代中国，能够继承和较大程度上持守传统道德的人在整个社会上所占比例不大，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某些年轻人）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于传统道德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这无疑和全球化带来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及公正、自由、独立的影响有关，因为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基本上没有的，甚至对此有一种较强的否定倾向。今天年轻人大部分都接受全球化的崭新影响，而不太接受传统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和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2、中国传统道德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在学理上，大力发掘资源，并予以全球化背景上的理论整合；在实践上，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道德可以在整个社会广泛推行，并亟需出现具有榜样色彩的典范。

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天全球化的理论层次上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资源虽然极为广博，但系统性较弱一些，而且内部存在各种对立和冲突，也和现代社会生活距离较远。因此，有必要在当代条件下予以重新整合和改造。这里的“整合”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国传统各家美德的整合，二是和其他各种国外传统美德的整合。其中，前者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因为“三教合一”的提法已经有一千多年，但仅就伦理道德来说就一直没能取得多大的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信仰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深层分歧；后者自然也会存在类似前者的问题，但由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却在今天为此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时空压缩导致的各道德传统之间的深层了解甚至共同生存感受成为可能。这里的“改造”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一是从当代中国现实出发，二是从全球化的现实出发。前者的含义在于改造传统的根本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后者的含义在于改造中国传统必须兼顾整个人类的状况，必须着眼于为所有的世人服务，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改造”还是“整合”指向的都是传统道德资源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坦率地说，这个理论工作目前仅仅是有所起步，其巨大的工作尚在后面。在此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理论要点是必须吸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基本的现代道德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基础才能较好地改造我们的传统道德，其应有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

在实践层面上，这个应有价值的真正实现在相当的程度上还依靠人们在实践中的宏扬。因此，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人的努力，关键还在于出现具有真诚意志的道德典范。这是中国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广泛推行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传统道德能占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此我要提醒注意一些伪冒道德实践者和蠢陋道德实践者的出现，他们可能是借助传统道德之名来谋取各种各样的私利，或者是过于教条化地理解传统道德而没能吸取公正、自由等今日全球化的基本道德。比如，在当代有些自称为儒者的人就可能有伪儒、陋儒的存在。对此，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目光。

从总体看，全球化是一个积极和消极、肯定和否定、建构和解构等多种对立力量并存的必然历史过程，它也是人类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整合阶段。对于任何一种传统道德它都会发挥具有对立性质的双面影响，中国传统道德资源在这一巨大潮流面前自然也不可能逃脱这一宿命。但量，必然的历史过程最终仍然要由人的活动来完成，在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面前我们完全不必束手而待，而是应该挖掘、开拓我们优秀的传统美德，创造更为灿烂、更为美善的当代道德和未来道德，以期不负我们的先人留下的无尽恩泽，以期不负我们是礼义之邦的子民。

[1]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学》（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39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391页。

[5] 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6] [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5页。

[7] 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挑战、伦理与国际社会》一文，载《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 见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和平文化，社会的一种新道德契约》一文，载《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9] 《考克思圆桌商业原则》，载《国际经济伦理》（乔治?恩德勒主编，锐博慧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 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