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银企关系
金融机构和与金融机构唇齿相依的企业，二者的关系管理除了需要长期的培育和打造外，也与二者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能否顺利地、合乎规则地得到“神经中枢”——银行的支持，往往决定着企业能否做大、做强；同时，企业对银行的践诺程度，也决定着银行的经营效益和持续竞争力。由此，在风险与利益的权衡中，二者的矛盾在所难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近年来企业的转制和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的进程中，各种新旧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系管理演变成智慧的思考。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外资经济成份和民营经济成份比例的不断上升，在“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并存中，形式上的错综复杂体现了银行和企业的市场化价值取向。
1．银行信贷与企业的依存度不断的弱化。从近两年的宏观调控中可以看出，单靠信贷货币措施，已经不能完全实现调控的目标。银行对社会金融资源控制的力度和约束的能力在逐步的减弱，银行与投资主体、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弱化。这种发展趋势随着外资的经济成份和民营经济成份的比例不断上升，还在继续发展。以前认为“卡住”了银行就可以“卡住”整个企业，或者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思路在发生一些变化。尽管现在银行贷款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重要的程度在不断的减弱，这是战略关系管理要发生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2．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化，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机制也越来越市场化。在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供求市场上，银行和企业各自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一直是企业主要的资金供应者，同时政府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意图，都是通过金融政策，通过银行的贷款发放和收缩等体现出来。但是现在，企业选择资金的余地越来越多，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资源上，跟以前有了比较大的差异。这种关系的变化使得银行在寻找比较好的企业，和企业在选择自己需要的银行两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的调整。
3．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不断明确，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以前一边倒的地位现在逐步的趋向于越来越平等互利。在以往的情况下，银行和企业这一对关系，企业往往是处于比较弱势的情况，现在慢慢的趋向于越来越平等。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国有银行的改制，双方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所建立起来的主体，所以地位将会越来越趋于平等。双方的行为都要按照市场的规律和有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调剂，同时也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保护。随着经济利益分割机制的市场化和地位的趋于平等，双方之间的交易和往来，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所谓的竞争性的机制，越来越倾向于机制的平等化。
考察一下中国的改革进程，企业和银行的各自定位可谓“相互缠绕”，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银行也不是真正的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我国加入WTO使大范围配套的改革成为更加迫切的、无可回避的事项，客观上促成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良性互动的契机。明晰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这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健全的公司治理，要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安排与机制协调过程中形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公司倒闭事件和此起彼伏的银行事件、金融危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内部治理的重要性。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不仅需要良好的产权基础，还需要人们对于公司治理认识的深化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采取健全公司治理的措施。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公司治理主要是在产权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自发性发展、演变过程。而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银行和企业的内部治理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府的力量，国家为推进改革，通过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体系。
银企间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和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互为因果，互相传染，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压力迟迟不能强化到位，形成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两位一体”的难题。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和移位。如何利用入世带来的有利时机，最大限度的规避可能的损失，是每个企业尤其是企业财务高管应该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企业远远没有最大限度地通过内部控制监督过程来整合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目标，企业内部控制将伴随银行商业化进程体现着不同的含义。建立长期的良性互动的银行企业之间战略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