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远远没有最大限度地通过内部控制监督过程来整合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目标，企业的内部控制过程将伴随银行商业化进程体现出不同的含义。
我国商业银行由政府型到企业型转变，其商业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由于国家对金融业长期的过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场不发达，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进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管理是银行商业化进程和企业长期发展的前提，建立长期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但能保证企业融资渠道的畅通，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和治理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从财政附庸到商业化
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据了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80%以上。中国银行业近十年来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商业化，国家在宏观上为银行商业化经营创造市场环境，包括法制建设、业务范围划分、金融市场建立，以及部分允许使用价格手段进行竞争等；在银行业层面，商业银行为实现商业化经营目标进行的变革，包括增加业务品种和服务对象，引入新的电子技术手段、尝试进行市场营销、引入风险及风险管理的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组织变革。中国的银行业从中国人民银行独家经营，股份制银行的建立到今天由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共同组成的银行体系，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基本摆脱了作为国家财政附庸的地位。理论上讲中国商业银行的运行和决策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其市场表现也更加商业化。
观察银行商业化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国有银行改革的路线: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方面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方面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达到国际标准,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家对金融业的长期过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了银行服务产品的缺乏，以及由此引起的银行业盈利手段、竞争手段有限，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进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经济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仍然过深、过细，商业银行在进行决策时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响。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它所隐含的意义是市场配置资源是高效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政府的目标往往也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相背离。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中国银行业整体上获取利润的驱动力缺乏；资产管理及组织机构远远不适应商业化经营的需要，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当然随着商业银行的上市，信息更加公开将改变商业银行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投机性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了广泛共识，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ＧＤＰ的快速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渐进式改革也将难以为继。维持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经营。颇遭非议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就是源于渐进改革本身,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也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呆、坏账无法在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更宏观的层次上消化。
银企关系新范式探索
银行商业化进程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是风险意识增加，过去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孪生兄弟关系被一种完全的抵押关系所取代。在当前社会整个信用体系缺失、可供抵押金融工具缺乏、银行风险管制与量化工具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银企关系改变了银行信贷谁都不负责的状况。但是，抵押物的若干不确定属性同样给银行带来了种种风险，“当铺文化”的风行使银行忽略了风险管理、资本约束、经营目标等现代商业银行的根本问题。现代商业银行理论认为:银行资本是稀缺与有限的，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充足率是银行得以安全运作的前提;银行风险是必然的，银行资本的限定就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覆盖银行可预期的风险;银行资本的有限性与稀缺性也就说明了现代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张是有限的。当前所使用的政策引发了短期赢利经营目标的盛行，导致银行企业之间关系的短期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差点儿成了中国银企关系的范式，曾经鼓噪一时。主银行制度的特征是：在向该企业贷款的多个银行中，主银行占有最大的融资份额，并持有该企业的一定股份（法律规定不得超过５％），并且是其最大的股东之一，主银行通常向该企业派遣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并监测企业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在必要时对企业的决策做出干预；企业与主银行之间保持长期稳定的综合交易关系，当该企业经营上出现危机时，主银行会积极组织援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特有的制度，倾向于追求企业的长远利益和永久发展，极大地支持了战后日本设备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的发展。这与美国银行对企业要么“众星捧月”，要么“群起而攻之”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多年来，若没有华尔街各大银行的大力培植，就不会有庞然大物如安然的出现。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原指望他们青睐有加的企业“投桃报李”，甚至在企业出现危机时他们空前团结地帮助安然制造错综复杂而且具有误导性的财务结构意图力挽狂澜。当试图通过新的融资与合并拯救安然的尝试失败后，银行家们就立刻换了一副冰冷面孔—上门逼债。最后，安然不得不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进行结构重组，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家破产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