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从而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从国际经验看,突然的大量外资流入在带来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推动资产市场的升温,从我国房地产市场最近的发展态势看,也不能排除大量外资介入的可能。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的情况:
一是四大银行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风险担忧小。
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票据市场发展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
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贷款周转速度加速。
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专栏二」如何认识信贷突变局势?
如何看待当前货币、信贷的迅猛增长,首先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及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客观的预测与判断。我们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良好的。推动近一年多来经济增长的某些因素,应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预测,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基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基数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和部分行业的重复投资,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但是目前的对策,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的时期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帐。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专栏三」历史的总结
1997年-2002年,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年增长率维持在7%-8%水平,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也显著回落,并在1998和1999年出现下降。针对经济减速的局面,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从物价的低位运行和经济连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证据观察,这段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似乎仍显不足。这可以引申出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一是1997年之后出现的负面的需求冲击的来源是什么,程度有多大?二是货币政策为何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有什么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纠正?
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曾提出许多假说,概括起来说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缩,具体因素包括:长期的重复建设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产业结构失调;银行体系和投资者在风险承担方面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银行惜贷;改革的成本向公众转移导致的消费信心下降;大量的资本外逃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主张必须进一步深化结构改革,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总量政策才能生效。
我们从银行改革的角度出发,试图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想法,并通过计量检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仔细验证。我们推测,由于1996年开始加大了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力度,以及其后日益重视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努力,银行为规避贷款风险,减少了贷款供给,形成了惜贷。经过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在同时考虑经济增长、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差、出口、外资流入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后,1996年以后银行信贷的增长率确实出现逐步下降,这段时间内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平均下降约6个百分点。结论之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良贷款率每下降10个百分点,则贷款增长率提高1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银行体系目前巨额的不良贷款规模已明显制约了信贷的投放。降低不良贷款率已经不仅仅涉及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而且已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那么贷款波动与货币波动相比,谁更影响经济产出呢?我们推测贷款增长影响经济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同时经济增长还要受到财政政策、外资流入和自身惯性的影响。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经过计量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之三是:1996年以来贷款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明显优于货币供给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这说明,在我国当前转轨时期,银行贷款增长率仍应作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中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不能仅仅看货币供应量目标。
换句话说,如果1996年后的贷款增长率比历史值平均提高6个百分点,则这段时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望达到9.3%,接近1985年以来的历史平均值,这样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通货紧缩。同样,不管承认否,眼下的事实也已悄悄在改变人们的观点。今年前6个月贷款的迅猛增长,已不能不引起决策层中间口头上还认为货币供应量指标是唯一重要中介指标人士的重视,从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调控指令。因为今年6月底各项金融指标中,与货币供应指标相比,发生显著变化的更是贷款指标。
在银行体系出现惜贷的情况后,1997年后的货币政策能否抵消这一影响呢?我们在综合考虑了影响银行贷款的一系列因素后,经过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之四:商业银行对利差已非常敏感。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条件下,贷款利率向均衡水平每移动1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将提高3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央银行完全能够控制其中的部分因素,例如存贷款利差、贷款利率水平等。如果中央银行在前几年间将存贷利差再扩大不到1个百分点,其他的政策措施都不变,应该说满可以抵消惜贷的影响。换句话说,尽管中央银行在这段时期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是由于力度不够,所以才出现后来的惜贷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