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定民族文化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历史文献对生态环境变迁的记载又难以具有准确性,因此,借助历史典籍记载从事生态史研究,客观上存在着四大陷阱和五大误区。若不借助民族文化的整体观、结构功能观和价值相对观来规避这些陷阱,揭示这些难以发现的误区,可信可凭的生态史研究就难以做好。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