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010年～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研究方法,基于费用归类操纵视角考察了＂八项规定＂在国有企业中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八项规定＂对公款消费进行约束后,国有企业存在利用会计科目进行费用归类操纵的现象,即将部分原计入管理费用中的公款消费,转移至资本性支出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等非敏感性会计科目,且高管腐败程度高的国有企业是费用归类操纵的重灾区。国有企业表面看来减少了公款消费,实质却是通过费用归类操纵达到隐性腐败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隐性腐败账务处理的新路径,发现国有企业会利用非敏感性会计科目隐蔽公款消费,这为治理国有企业权力寻租和规避监管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