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自创办之日起,就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开启民智、寻求民主为己任,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评论时事、评骘人物、评判事件,尤其以“敢言”著称于世、享誉报界,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区别于他报的显著特色。毫无疑问,它的“敢言”传统与言论风格,既是一种媒介担当、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勇于承担“舆论监察”的天职与敢于扮演“社会镜鉴”的角色,不仅在过去产生了重大作用与深远影响,亦对当前报刊的业务改进和体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和纲鑑意义。
荆楚学刊
2016年5期